摘  要：在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创伤问题无法逃避。从创伤叙事的角度去探讨人物遭受重创的原因、遭受创伤后的表征，以及创伤主体治愈创伤所采用的方式，拓宽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从而引发大众对于未成年创伤事件的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创伤叙事;书写;言说

“创伤”本意是指“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1]在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创伤”的概念后，才将“创伤”一词从生理学方面延伸到了精神分析领域。所谓“精神创伤”，指的是现实中突发的灾難性事件给主体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使得个体心理出现混乱不堪、梦魇侵扰、孤立自闭等严重精神障碍的症状。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言：“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2]创伤虽源于具体事件，但却不局限于诸如战争、瘟疫、屠杀等重大灾难性事件，更多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脱离正轨的非常事件对人们心理带来的极具毁灭性的影响，比如亲友离世、情感背叛、身体遭受侵犯等遭遇。而这些日常隐患性的灾难事件，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并不遥远，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极其惨烈的。林奕含是台湾当代青年女作家，年少时曾遭家教老师性侵，这一创伤性事件使其始终无法摆脱阴影，不到而立之年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成为其绝笔之作，也是她倾尽平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在小说中，作者用生冷老练的笔触叙述了少女房思琪长期遭受家教老师李国华性侵的故事，穿插在这一主线中的还有青年女性伊纹在婚姻中被家暴，以及妙龄女孩饼干和郭晓奇也被李国华侵犯等事件。目前对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房思琪式的暴力”进行的探讨;从伦理角度讨论悲剧背后的人性审判问题;面对社会暴力女性做出的抗争。本文试图从创伤叙事视阈下对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人物创伤的缘由、遭受创伤后的表征，及在创伤疗愈方面做出的努力三方面的内容，力求对该作品作出新的阐释。

一、创伤形成的原因

林奕含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房思琪式的强暴”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这恰是对作品本身的注解。把一个青春少女从校园抬进精神病院，开始于性暴力，但又不仅如此，它是各种暗黑力量加持、合力酿就的悲剧结果。身体遭受侵犯、亲友的不理解、周围人的冷漠便成为房思琪创伤的三个主要来源。

首先，正如马斯洛需求理论所说，身体安全是人类最浅层次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当个人身体安全得不到保障时，自然会对其心理造成一种创伤。对作为视觉生物的人类而言，将注意力适当停留在观察对象的外貌上无可厚非，但是这却成为李国华合理化自身无耻欲望的屏障与手段。当房思琪初次到李老师家时，抓住李国华眼球的是房思琪年轻新鲜的身体，在房思琪进门换鞋的瞬间，李国华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停在房思琪的脚趾头上，看见她粉红色的脚趾甲，“光滟滟外亦有一种羞意”[3]39;而后他又将视线转移到了房思琪小羊似的蛋形脸上，“额头光饱饱地像一个小婴儿的奶嗝”[3]39。这是李国华充满着赤裸裸的欲望视角下的房思琪，这揭开了李国华内心龌龊的一面，也为他日后性侵房思琪埋下了伏笔。不宁唯是，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女孩，能整篇背诵白居易《长恨歌》的李老师自然成为了她的偶像，但是这种喜欢是一种学生对老师的崇拜与敬仰。但李国华却利用辅导班老师的身份，举着升学的旗帜，将侵占女学生的身体作为他征服的战场和与人炫耀的资本。“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3]42，这是对李国华禽兽行为的鞭挞与控诉。这种无止境的变态欲望成为他释放生存压力的一种方式，面对生活的荒诞，他通过伤害别人来填补自身的欲望黑洞，那么对房思琪的侵犯就是一种必然。“掏出来，在她的犊羊脸为眼前血筋曝露的东西害怕得张大了五官的一瞬间，插进去。”[3]56当房思琪的身体遭受性侵时，双方力量又绝对失衡，在李国华与房思琪之间存在权力的制约关系。作为弱势一方的房思琪，根本不存在侥幸逃脱的可能，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肆意践踏却无能为力，自己分明像是一个局外人，这种荒诞处境对房思琪的伤害是加倍的。创伤主体会不由自主地将伤害归咎于自身的保护不当，这种错误归因极易纵容加害者，也错失了受害者及时治愈创伤心理的最好时机。正如李国华内心所料，像房思琪这样精致的小女孩，即便被强暴，自尊心也会“缝”上她的嘴。

其次，创伤主体遭遇创伤事件后，渴望得到身边亲近之人的理解和帮助，这时亲友的无视甚至鄙夷的态度，无疑在受创者的伤口上又洒了把盐。在房思琪被强暴后，曾小心翼翼地在饭桌上试探性地询求母亲关于性教育的看法，得到的回答却是“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3]63。父母对性教育本身的误解和对孩子性教育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侵犯未成年的不法罪犯站在了一起。当房思琪又一次假借其他女孩与老师交往之事向母亲讲诉，渴望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安慰之时，不料母亲却回答：“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3]82，母亲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所有的罪过抛掷到女学生身上，这种坚不可摧的世俗偏见迅速加剧了房思琪的心理创伤，因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对她所遭遇的创伤也是不理解的态度。如果说父母的不理解可能是因为年龄的代沟，那么作为房思琪灵魂双胞胎的怡婷，竟也对她大加责备，这对房思琪来说是致命的。当房思琪鼓起勇气告诉怡婷她和老师在一起了以后，怡婷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事情的原委或自己的好朋友房思琪的真实想法与感受，而是无端地将子虚乌有的罪名加盖到思琪头上，指责她这样的行为会对师母和老师女儿晞晞造成的伤害，却丝毫没有考虑她的好朋友才是该事件的真正受害者，“你真的好恶心，离我远一点，没办法和你说话了”[3]19。遭受性侵的房思琪本想从怡婷这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理解，但招来的却是怡婷无端的谩骂和中伤，怡婷没有一点儿耐心给予房思琪解释的余地。这就加剧了创伤主体内心的崩溃，使得性侵事件在房思琪心里逐渐发酵，就像火山岩浆蓄势待发，随时可能喷发。

此外，造成房思琪巨大创伤来源的还有遍布其周围的一个个冷漠的路人甲。人的属性之一便是社会性，个体从社会和他人获得的认可与接纳对于自我塑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很显然，这种承认和满足感在创伤主体——房思琪那里并不存在。作为真正受害者的房思琪遭遇性侵，如果说她得不到亲友的理解是因为存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和剥离的可能，那么周边与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他者却也是用一种恶意的敌视的眼光对待她。当房思琪和李国华一起出入公共场合时，无一例外会招来所有人刀杀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在房思琪身上。显然，二人之间的年龄差，就足以让路人主观偏执地断定房思琪是这段变态关系的始作俑者。她本是受害者，但是在众人的偏见里她就是一个罪人。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片段，郭晓奇和房思琪一樣遭遇李国华强暴，当她自杀未遂后，上网揭发李国华的罪行时，收到了无数网友的回应：“当补习班老师真爽”“所以你拿了他多少钱。”[3]193据此可以发现，大多数事不关己的吃瓜群众在恶性事件面前扮演的仍然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形象，这种冷漠在变相纵容加害者的同时，又将真正的受害者推至悬崖，无路可退。克尔凯郭尔谈到真正的绝望：“一是因不愿作他自己而绝望，二是因要做他自己而绝望。”[4]而一次次遭遇强暴后的房思琪感觉自己连绝望的权利都不配有，这种巨大的心理煎熬最终压垮了她仅存的理智，因此被送进精神病院。此时，同住一栋大楼的“好”邻居们却将房思琪之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就说不要给小孩子读文学嘛，你看读到了发疯了这真是。”[3]226而李国华依然是备受尊敬的李老师，这里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了罪孽深重的李国华那边，而对受害者“房思琪们”置若罔闻。人群中千篇一律的冷漠面孔，生生将房思琪抛离了社会，上演了一出悲惨世界。

二、创伤后的表征

“创伤撕裂了精密复杂，原本应统合运作的自我保护系统”[5]，受创记忆被保存在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并处于一般意识之外。创伤主体在遭遇创伤事件后，常常会表露出一些特征。小说中的房思琪在经历惨烈创伤后，经常遭受梦魇侵扰、意识解离、自轻自贱等境遇。

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分为三层：前意识、意识、潜意识。做梦就是潜意识之中被压抑的思想趁着人在睡眠时意识的退场将其推置前意识中，从而得到注意。当主体遭遇创伤事件后，创伤记忆会被保留在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由于创伤患者的自我保护，会极力避免谈及创伤经过，然而被压抑的创伤记忆会在意识退场的睡眠中，以梦境的形式卷土重来，这就使受创者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体验创伤事件，包括当时无比真切的感受。小说中的房思琪被强暴后就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噩梦的侵扰，每天晚上她都会“梦到一只阳具在她眼前，插进她的下体。”[3]83从她十三岁被性侵那年开始，到她十八岁成年，将近两千个夜晚，她都做着同样的噩梦。在房思琪的噩梦里，性侵者不仅仅是李国华，她还会梦到自己身边的其他男性，比如数学课的助教老师，甚至还有她的父亲。在梦中，创伤主体会一次次重现创伤事件的经过甚至细节，性侵画面很真实，再加上关于性侵的噩梦出现不分时间，这完全扰乱了她的认知，导致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梦里还是现实。哪怕是平常很小的事情，与性无关，也会冷不丁地唤起她的创伤记忆。比如当房思琪在公寓里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电视声时，脑子里立马闪现自己被糟蹋的场景。噩梦频繁侵扰，直接影响了房思琪的正常生活，晚上酗咖啡整夜整夜失眠，白日里哪怕是趴桌子上小憩一会儿也会被噩梦折磨。更严重的是，从梦里到现实，都无法逃脱创伤经历的魔爪，一直受其禁锢。意志清醒之时的房思琪与许伊纹谈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时，充斥在她内心和头脑中的仍然是和创伤经历关系密切的话题，比如她渴望借助伟大的莎士比亚来擦掉自己的性侵事实，“如果姊姊能用莎士比亚来擦眼泪，那我一定也可以拿莎士比亚擦掉别的东西，甚至擦掉我自己。”[3]167很明显，这只是一场白日梦，但却足以让读者了解性侵经历如同梦魇般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房思琪。

所谓意识解离，就是指个体的意识游离于肉体之外，与身体分离，虽无法感知自身的肉体，但是意识却很清醒。这一现象在创伤主体身上有相当明确的表现，当主体遭遇创伤事件极其痛苦，想要挣脱却无能为力时，主体会通过改变自己的意识状态来逃离这一处境。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求解脱的本能，是一种对抗难以忍受之痛苦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意识的疏离状态。同样，小说中的房思琪在遭遇李国华的一次次强奸之后，有过很多次意识解离的体验。比如十三岁的教师节，房思琪第一次被性侵，当天晚上她游荡在雨中的大街上，任由来往的车灯笞杖她，她才清醒了过来，“可是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了门，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3]59这是一次短暂性的失忆，创伤主体希望借它来减轻或遗忘她所遭遇的惨痛，可以说，主体是不自知的。但是当创伤主体遭遇多次创伤事件后，在主体那里的自我意识会形成一种固定的逃脱机制，也就是灵魂出窍的常态化。房思琪不间断地遭受李国华性侵长达5年，当再次被强暴时，房思琪依旧出现灵魂离开肉体的感觉，意识很清醒，但她却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她发现自己站在大红帐子外头，看着老师被压在红帐子下面，而她自己又被压在老师下面。看着自己的肉体哭，她的灵魂也流泪了。”[3]116此时，在意识解离的状态下，创伤患者便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注视着整个创伤经过，也在审视着这一切，虽然很愤怒却放弃了反抗。还应注意的是，长达5年的被强暴事实可能已经让房思琪形成了一种反抗方式，那就是在每一次被强奸的时候习惯性意识解离。换言之，房思琪已经习惯了这种灵魂出窍的感觉，虽然这种方式是畸形的，但对于房思琪而言，这是帮助她逃离性侵痛苦处境的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最后当李国华用童军绳将她绑成螃蟹实施强暴时，她的意识迅速完成条件反射，从创伤情景中将自我剥离，“太好了，灵魂要离开身体了，我会忘记现在的屈辱，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又会是完好如初的。”[3]203

当不幸遭遇创伤事件后，主体的自我感会被迅速摧毁，创伤患者内心会极度愧疚与自责，甚至轻生，这是创伤患者在创伤之后表现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小说中的房思琪被李国华强暴后，首先充斥于脑海中的是她觉得自己太脏了：“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3]86面对优秀男孩的示爱，她拒之千里，因为她从内心里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正常的感情。可见，被强暴的不只是房思琪的身体，还有她的心灵。她强大的自尊心伴随着肉体也遭受了性侵的诋毁直至坍塌，一向精致的房思琪自然无法接受破碎的自我，正如她所定义的那样，最肮脏的不是肮脏，是连肮脏都嫌弃她。她对自己表现出的绝望和厌恶，大致是对自我的一种主观且偏执的否定。换言之，创伤患者会认为是自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之中，或者认为当灾难降临时是自己未拼尽全力自救。不仅如此，创伤主体会把这种无力感和自责无限放大，以至于对全世界都感觉抱歉和愧疚。比如当房思琪看着毛毛先生和伊纹姐姐在一起十分快乐时，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是一种不祥之物，过分介入他们之间的交谈就有一种污染之意。很明显，外界和他人的冷漠对经历创伤后房思琪的内心是一种巨大打击，但是真正对房思琪自我有决定性且摧毁力量的是主体的自我认知。当房思琪在十三岁第一次被性侵后，便感觉自己已经停止了生长，生命已经结束，她原本满满的上进心，“被人从下面伸进她的身体，整个地捏爆了”[3]70-71，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了长大的感觉。她喜爱文学的不媚俗，但是荒唐的现实却将她推置于一个远比媚俗还令人绝望的深渊。在这荒诞的人生面前，她已经失去了活着的热情，多次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地横在马路上，希望通过自杀来结束此生。正如费尔巴哈所说：“自杀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为死是一种祸害，而是因为死是祸害和不幸的终结。”[6]

三、创伤的治疗

创伤叙事的目的不只是要揭示创伤的成因和表征，更重要的是寻找创伤疗愈的方法。“从本质上看，创伤叙事具有创伤治疗的本质属性，这也是创伤叙事目的所在。”[7]在这部小说中，房思琪在遭遇持续性侵过程中，也曾试图用书写和移情这两种方式来治疗创伤、拯救自己，但是结果不尽人意。

“创伤不可避免地破坏受创者原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这让他努力去寻找新的和更可靠的意识形态，以便在经历创伤后恢复生活的秩序和意义。”[8]当主体遭遇创伤事件，其最大的感受就是自身力量的被剥夺和自我控制感的丧失。因此，创伤疗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创伤患者的自主权，也就是受创者努力去消解创伤记忆、重新建立主体性的过程。而在创伤患者自我重建的过程中，主角永远是受创者本人，试图依赖他人走向创伤痊愈是荒诞的、不现实的。小说中的房思琪在遭遇强暴的重创后，时常徘徊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如果要活下去就需要对创伤事件进行重新阐述。出于对文字、文学的信赖与喜爱，房思琪选择了写日记的叙述方式。不可否认，在书写日记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点儿自己的主导权：“当我写下来，生活就像一本日记本一样容易放下。”[3]167在日记这样一个让她感觉踏实和安全的环境中，房思琪可以将自己内心的一切真实想法毫无顾忌且痛快淋漓地倾诉出来。当创伤患者开始诉说自己的创伤经历而不是刻意逃避时，这便是走在创伤治愈的道路上。房思琪以写日记的方式选择对另一个自己诉说，在每一次写日记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自我，也感受到了自己对自己的那份把握与控制。她在日记本中用红色和蓝色两种墨水笔记录，“正文是蓝字，注解是红字”[3]23，這两种笔迹正是她意识和潜意识中相互斗争且矛盾的两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创伤患者的病因就在于潜意识的表达冲动被压抑，以致无法进入意识之中，而创伤治疗首先就要消除压抑，为这两种矛盾势力创造见面机会，使潜意识的东西有机会进入意识之中。小说中房思琪用两种墨水笔写日记记录心理感受本身就是为潜意识中存在已久的两种矛盾势力创造了见面机会，在写日记的这个共时性过程中，两者得到了一个对话与交流，这为创伤患者在理智在场的情况下，对曾经的创伤经历提供了较为理性的再认识机会。从这个层面上说，房思琪选择写日记这种书写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长期以来内心所遭遇的性侵创伤得到了一定缓解。

对于那些长期被压抑而寂静无声的创伤个人或者创伤群体来说，言说才是治疗创伤的有效方式。因为个体受创者需要走出封闭的内心，与亲人、朋友建立联系，而向他人讲述可怕的遭遇就是“恢复社会秩序和治愈个体创伤的前提。”[9]正如认知科学家哈特所认为的，受创者通过回顾以往经历然后向他人讲述创伤事件是治愈创伤的有效方式之一。应该注意的是，真正的言说或者讲述不应只是受创者自白式的、私密性的自我言说，更应是一种面向他人或社会群体的、有他人积极参与的表达方式。小说中的房思琪在长期遭遇性侵之痛的绝望和悲悼中，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讲述这种方式来试图疗愈创伤。然而不幸的是，她选择加害者李国华当作自己的讲述对象，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房思琪为了减轻自己所遭遇的性侵折磨，试图说服自己去爱上李国华。因为在她原有的思维模式里，唯有喜欢上李国华，她才能接受那个肮脏的自己，她才有理由活下去，“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3]24。此时，她把自己所有的感情砝码都交付到李国华身上。当她移情于李国华时，就把对他们两人之间爱情的期待当作治愈创伤的唯一方法。比如房思琪反复询问李国华“你爱我吗”，试图以爱情的名义将李国华的强暴行为合理化。在李国华言语构建的爱情大厦中，房思琪产生了“他是爱她的”幻觉，只是如李国华所言，他表达爱的方式有点粗鲁。房思琪跳进了爱情甜蜜的语境中，“她爱老师，这爱像在黑暗的世界里终于找到一把火，却不能叫外人看到”[3]108。显然，这份偷偷摸摸的爱情让她不舒服，但也正因为它的存在才得以减轻房思琪再次被侵犯时的痛苦和负罪感。但房思琪从根本上就搞错了，李国华对她只有欲望和性，不存在爱。“做的时候你最喜欢我什么？”“娇喘微微”“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3]148-149当房思琪孤注一掷地借由她与李国华这种“恋爱关系”把他当作自己唯一的讲述对象时，她渴望得到李国华爱的回应，但是到头来却发现李国华对自己只有欲望。此时的房思琪明白了在这份爱情幻想里，从来就只有她一个人。她本想移情于李国华，借由爱情的信仰来重新定义自己的性侵经历，但也正是她所选择的李国华这一错误的言说对象，直接将房思琪从身体到精神彻底摧毁，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

总之，作家林奕含由其幼年遭遇的性侵经历引发出对未成年人创伤问题的思考，通过小说所塑造的房思琪这一人物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对该小说创伤叙事的解读，可以拓宽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引发大众对于未成年人创伤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参考文献：

[1]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16.

[3]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4]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M].张祥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8.

[5]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31.

[6]宋勇毅，姚晓华.死亡论[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38.

[7]徐德荣，和瑶瑶.论莫波格少年小说中的创伤叙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75-80.

[8]DeMeester，K. Trauma and Recovery in Virginia Woolfs Mrs.Dalloway[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8（3）：650.

[9]Herman，J. 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 Books，1992：1.

作者简介：宁微雅，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与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