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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研究综述

2021-05-17苗浩云

美与时代·下 2021年2期
关键词:棉纺织贡献综述

摘  要:黄道婆是我国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元代王逢的《梧溪集》、陶宗儀的《南村辍耕录》中有关于黄道婆的最早记载。此后历代学者都有对黄道婆的籍贯、身世、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等多方面的研究。黄道婆精神是中国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当代研究黄道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道婆;棉纺织;贡献;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水师范学院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工艺美术史》的教学研究”阶段成果。

黄道婆是我国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关于她生平事迹的早期记载,仅有元代王逢的《梧溪集》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之后历代都有学者对黄道婆的籍贯、身世、对棉纺业的改革以及对我国纺织业的贡献等问题开展研究,论证依据,主要参考上述两个文献,并旁参传说故事。

一、关于黄道婆的早期记载

元代王逢(约1319~1388年)在《梧溪集》卷三·黄道婆有序中记载道:

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赵如为立祠香火;眼奄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辞曰: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天孙曼司巧,仅能制牛衣。

邹母真乃贤,训子喻断机。

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

荒哉唐元万乘君,终醮长衾共昆地。

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绝祀。

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1]271

元代陶宗仪(约1329~1412年)在《辍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中记载道: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无闻矣。[2]

上述两文都对黄道婆的生平、籍贯、贡献等做了简单介绍,有很多一致之处,但也有偏差,这引发了后世学者对此的争论、质疑。

二、关于黄道婆籍贯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前,黄道婆为上海松江乌泥泾人,这是一个定论。此后,有学者认为黄道婆为海南崖州人。

(一)上海乌泾

王逢记载黄道婆为松江乌泾人。

冯家昇[3]、张家驹[4]、施联朱、荣观琼[5]、杨嘉佑[6]58-60以及黎兴汤[7]97-101等学者都认可王逢的记载。杨嘉佑在《黄道婆研究三题》中认为,王逢诗从三个方面说明黄道婆为松江乌泾人。首先是“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一句,认为在封建社会,人人都不愿意老死他乡,一定要“落叶归根”;其次是“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桑梓为故乡,是指黄道婆为故乡人做了好事;最后是诗中明确说明“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的记载[6]58-60。黎兴汤认为王文与陶文都是不可多得的关于黄道婆的历史记述,都是真实可靠的,通过阐述“来”字具有“回”和“还”的意义,认为陶文中“自崖州来”的意思是从崖州返回之意;通过历史文献与文物分析,认为黄道婆为松江乌泾人[7]97-101。

(二)海南崖州

王文、陶文都记载黄道婆的经历贯穿上海松江乌泾、海南崖州两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振东在《黄道婆籍贯考辩》中对《梧溪集》和《南村辍耕录》进行分析对比,从两文写作时间和材料获得情况、文体要求以及写作动机等方面分析,认为黄道婆为海南崖州人士[1]204-216。周振东之后,又有许多学者认为黄道婆为海南崖州人。羊中兴、冯衍甫在2008年出版的《黄道婆评传——从织女到先棉的故事》中,推断黄道婆为海南崖州人,认为黄道婆是黎族妇女[8]。2009年,三亚市举办“黄道婆在三亚”的专题研讨,许多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周振东的论述作了补充,游师良与王隆伟分别在《黄道婆籍贯刍议》[9]40-43与《黄道婆系崖州人氏》[9]44-48中通过对《辍耕录》与《梧溪集》作对比,认为陶宗仪的《辍耕录》为黄道婆的原始档案,而王逢的《梧溪集》为黄道婆的第二档案,且陶宗仪笔下的“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是指黄道婆从崖州远道而来,这里的“来”完全没有“归”的意思,只有“到来”的意思。李荣国与李和弟在《浅议黄道婆的出籍和身世》中通过黄道婆的经历、名称、文献记载、黎族传统,以及将陶文与王诗作对比,也认为黄道婆为海南三亚人[9]50-59。

黄道婆的早期文献非常有限,至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黄道婆究竟是上海人还是海南人。但不争的事实是,黄道婆一生有两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可以说她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上海,在这里她发挥了自己在纺织领域的巨大智慧,取得了巨大成果,推动了上海松江地区纺织业的繁荣,提升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穿衣与家居软装水平。另一个是海南,这里是黄道婆广泛、深入学习纺织技术的地方,后来的成就与崖州学艺密不可分。

三、关于黄道婆身份的研究

黄道婆的身份在《梧溪集》和《辍耕录》中并没有记载,后人根据黄道婆的名字以及人们对她的尊称展开了讨论。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上,对黄道婆身份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是“人”还是“神”;第二,“童养媳”;第三,道姑;第四,被告贬官的夫人。民间的说法则更多。

(一)黄道婆是“人”还是“神”

由于黄道婆被尊称为“先棉”,因此學术界对黄道婆是“人”还是“神”的身份作了研究。德国学者库恩在《关于黄道婆(13世纪)的传说——从纺织专家到种艺英雄》中,对黄道婆棉纺织工具的改革进行研究,提出目前尚未有史料能证明黄道婆是纺织专家的中国传说,认为黄道婆不是真实人物[10]40-43。我国很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学者黎兴汤为崖州人,他对黄道婆的故事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黄道婆确有其人,并且改进纺织之具,传播纺织之技,为我国的纺织业发展做出了贡献[6]45-48。《梧溪集》与《辍耕录》对于黄道婆对纺织工具的改进与纺织技术的传播记载明确,充分说明黄道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二)黄道婆的“童养媳”身份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编写的《纺织史话》[11]里,黄道婆是“童养媳”的身份。现在流传的关于黄道婆的文学作品,比如庄黎黎、陈瑞鸿编写的《黄道婆传奇》[12],也将黄道婆塑造成一个童养媳的形象。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节点,此前的所有文献、研究中,都没有提到黄道婆的“童养媳”身份,只强调黄道婆的棉纺织贡献;此后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早期黄道婆也被塑造成“童养媳”。文学作品容许加工,无可指摘。学术作品则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黄道婆的童养媳身份。

(三)黄道婆的道姑身份

黎兴汤整理大量文献,找到黄道婆一生中的11个称谓,小时候被称为黄小姑、黄道囡、黄小丫;青年时被称为黄道姑、宋五嫂;老年至逝世后被称为黄道婆、黄婆、黄婆婆和黄母,指出黄道婆一生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她的少年、青年、老年时期都在道教中度过[1]40-43。李强,李斌在2016年发表的《黄道婆研究的考辩》中认为古人对人做籍贯介绍用的是其名,而不是其身份,所以“道婆”就是黄道婆的名字,单凭名字中有“道”并不能说明黄道婆的道姑身份,在《松江府志》中称黄道婆为“黄婆”,更是否定了黄道婆是道姑的身份[13]75-80。

黄道婆的道姑身份,《辍耕录》与《梧溪集》只字未提,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道姑身份的论定过于牵强。

(四)黄道婆是一位被贬官吏的夫人

宋兆麟记载过一个传说,黄道婆是一位被贬官吏的夫人,到三亚后丈夫死了,为求生存,与黎族相处,学会棉织技术,晚年落叶归根,回到松江[14]。这个传说既表明了黄道婆的籍贯是松江乌泾,又对黄道婆的身份作出了新的解释。这一说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四、黄道婆与棉纺织业

(一)黄道婆向谁学艺

陈光良在《元代有关黄道婆文献解读——兼议黄道婆在崖州向谁学艺》提出了三个方向:一是向黎族人学艺。岭南诸越族的黎族先民是最早迁徙到海南岛的,海南岛的环境气候适宜亚洲棉的生长。黎族纺织业的最先发展就源于海南岛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二是向临高人学艺,临高人族群是继黎族先民之后登陆海南岛的诸越民族后裔,纺织业历史悠久,人们技艺精湛,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合为汉族。三是向汉族人学艺,在唐代以前汉族就移居海南生活,自宋元兴起,明清为极,汉族移民因地制宜,开荒种棉,纺纱织布,致力提高棉布质量产量和开发花色品种,长期热销海内外市场。无论是向黎族人民,还是临高人或是汉族人民,黄道婆都聪明好学,勤劳诚恳,利用各种机遇学习棉纺织技术[15]。

梁敏[16]、李强、李斌[13]75-80认为黄道婆是向临高人学艺的。黎兴汤认为黄道婆是向崖州汉族闽广移民学艺的[6]45-48。杨先保[17]、谭晓静[18] 则认为黄道婆是向海南“熟黎”学艺的。

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黄道婆是在海南崖州学艺,她为我国纺织业作出的贡献是被高度认可的。

(二)黄道婆对纺织工具的改革

黄道婆对纺织工具的改进,《辍耕录》早有记载,后世许多学者都对黄道婆改造纺织工具做了研究。

施联朱、荣观琼认为“捍、弹、纺、织之具”并不是黄道婆从海南黎族那里传入上海松江的,而是将黎族妇女的棉纺技术、经验和松江地区的丝麻纺织技术和工具综合运用到棉纺织业中,由黄道婆与松江一带的劳动妇女一道加以革新和发明的[5]21-28。冯志浩对海南与上海的棉花加工和棉纱器具作了对比,说明了上海松江地区的棉纺织工具是由黄道婆传播并改进的[19]36-38。张宗登,唐艺嘉在《智慧的回响:纺织工具的改良者黄道婆》中也对黄道婆改进的“捍、弹、纺、织之具”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捍”是指搅车的革新,利用力与力的相互作用去除棉籽的原理结合黎族的脚踏车,借助两轴相轧挤压去籽,效率提高数倍;“弹”是指绳弦大弓的革新,将弓的长度加长到四尺,原先的线弦改为绳弦,更加牢固耐用,将手指拨弦改为棒椎击弦省时省力,使弹棉花的速度快速提升;“纺”是三锭纺车的革新;“织”是指配色提花技术的革新[20]1-4。陈光良认为“捍、弹、纺、织之具”并不完全是黄道婆所创造,脚踏三锭纺车就是继承前人丝纺的成果应用到棉纺上来,而搅车、弹弓以及先进的手摇纺车这些革新是黄道婆与黎族人民共同完成的[21]。库恩博士认为黄道婆对纺织之具的改革只是传说,轧花机与弹弓不是由黄道婆教人制造的,不能将“捍、弹、纺、织”四大工具的改革全部归功于黄道婆[10]122-125。

(三)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与传播

根据陶宗仪与王逢的记载,黄道婆不仅革新了棉纺织工具、棉纺织技艺,还将纺织之技教给当地百姓,使松江乌泥泾地区的纺织业得到很大发展。

屠恒贤在《黄道婆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中指出黄道婆将黎族的提花技术传授给松江乌泥泾百姓,通过错纱与配色技术,生产出棋局等色织品;通过综线和挈花等技术,生产出折枝、团凤、字样等提花棉织品;通过织与绣结合的方法,借鉴海南黎族的龙被制作经验,开发出闻名天下的乌泥泾被[14]17-33。谭晓静也提到黄道婆不仅革新了捍、弹、纺、织之具,还总结出了一套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在被、褥、带、帨上织折枝、团凤、棋局、字样花纹图案,推动了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乌泥泾被名扬天下[18]。

关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艺的革新和传播,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争议。黄道婆对纺织技艺的改革和传播,改变了乌泥泾地区经济落后的情况,为江南地区成为我国棉纺织中心奠定了基础。

(四)黄道婆对植棉技术的传播

黄道婆的贡献还在于植棉技术的提升与传播。高汉玉在《吴下种·三锭纺车·松江布——漫谈黄道婆的贡献》中,认为松江府乌泥泾种植的棉花与海南岛的黑核木棉有某种亲缘关系,至于是否就是黄道婆从崖州带回来的黑核型棉种,还有待考证[6]34-42。姜铭则认为松江乌泥泾镇种植棉花在宋末已开始,并非始黄道婆返回之后[6]61-67。仲富兰指出棉花种植是13世纪的前半期从闽广传入长江流域,在上海附近一带,首先传入乌泥泾,是黄道婆改进了松江地区的植棉技术[14]85-96。汪若海提出黄道婆回到松江后种的棉花是经过人们训化后形成的一年生亚洲棉[14]68-71。

对于黄道婆对植棉技术的推广,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棉花种植是否由黄道婆带来或改良,她都通过改革和传播纺织技术和工具,为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定会大大扩展松江棉种植业,使这里成为我国的棉纺织中心。

(五)黄道婆到上海的原因

冯志浩[19]36-38、胡道静[22]、王献军[23]、葛军[9]66-70、刘正刚[24]、付伟、谭月珍[9]66-70等人结合宋末元初的社会局势、匠户制度、匠籍与民籍身份、人口拐卖、叶落归根等因素分析了黄道婆返回松江的原因,在没有更多可靠材料支持的前提下,这些观点都只能是学术假设。

五、黄道婆的影响

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对我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影响全球。彭安玉在《论黄道婆与长三角的崛起》一文中指出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实现了长三角地区纺织业从落后到先进的质的飞跃,形成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长三角棉纺织品产区,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纺织业的兴盛,刺激了长三角城镇群的形成和繁荣[25]。司徒尚纪、许桂灵认为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使产品的生产销售不仅占据国内市场,而且走向国外,为我国海上丝路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26]。张宗登、唐艺嘉认为,黄道婆对纺织业的改革和传播,为松江地区甚至为我国元代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黄道婆对棉布的普及,改变了人们“富穿丝穷穿麻”的穿衣习俗;妇女的社会地位由此得到提高,特别是江南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扩大;黄道婆对纺织业的改革和传播还大大增进了汉、黎两族的文化交流,她是沟通两族文化的使者,这样的民族交流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有现实意义[20]1-4。

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推广,改善了宋元时代松江人民甚至我国人民的衣装家居,推动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中心的形成,提升了中国元代棉纺织业的生产水平。黄道婆精神是中国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当代研究黄道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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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苗浩云,天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康小花,天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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