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内学者关于《商颂》的写作年代，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主要有两种论断，其中之一便是“商诗”说。但要断《商颂》为商诗，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疑问：第一，商诗中为何会有后世之“天”的观念掺杂其中;第二，商诗中为何会有作为人间主宰意蕴的“天子”一词的存在;第三，后世不少学者断其为商诗，主要是依据《商颂》书写中所“反映”的内容，但“反映”并不等于“当时所作”。这几个疑问对于我们进一步判断《商颂》的创作年代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关键词：商颂;创作年代;天;天子;反映

关于《商颂》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论断：一是认为《商颂》乃殷商后裔宋国人所作的诗;二是认为《商颂》为商代的诗歌。本文主要论述其为商诗的几个疑点，故而不重述其为商人后裔所作的相关证据。刘波在其硕士论文《〈诗经·商颂〉创作年代考述》中写道：“通过对《商颂》五首诗《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的分析，并结合商王朝的社会背景及其祭祀制度，认为《那》与《烈祖》所反映出来的崇尚乐舞的祭祀制度;先以乐舞娱神，再以和羹享神的祭祀形式，都是商代所特有的。《玄鸟》《长发》表现出来的民族起源与图腾崇拜，《殷武》诗对武功的细致描绘等内容，与商代的社会背景即祭祀制度非常的符合。因此，《商颂》不可能出自春秋时期宋人之手”[1]。朱志荣先生在《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一書中亦写道：“《商颂》作为商代的诗歌，不仅有史料的依据，而且在内容和写作技巧上也是可能的。”[2]145但要确定《商颂》为商诗，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疑问。

一、商诗中为何会有后世

之“天”的观念掺杂其中

《商颂》中除《那》《烈祖》外，其余三首诗中皆含有“天”字。《玄鸟》诗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五汤，正域彼四方。

《长发》第四、五章诗云：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不竦，百禄是总。

《长发》第七章诗云：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殷武》第三、四章诗云：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有人认为，殷商时期没有‘天字，没有‘天的观念。”[3]23于省吾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一书中反驳这种意见，说：“殷代的‘天本不同于后世之‘天。‘天之本义为‘人之顶颠，许、段、王所论极是，这在甲骨文中也可得到证明。……更多的文例说明，其时，‘天已引申为高大，因而与‘大实同义。”[4]“合诸人之论，‘天在甲骨文中已出现，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这‘天与后世之‘天大相径庭，却也是明白无误的。”[3]23后世“天”的观念最早见于西周初年，如后世学者通过对《大盂鼎》《大丰簋》《尚书·周书·大诰》的解读得知，“天”至西周初年已是一个“至上主宰”的形象。但结合后世出土的甲骨文中“天”字的审美意蕴可知，周初“天”的“至上主宰”这一审美蕴含并非承接于殷商，因为殷商时期已有自己的至上神，即“帝”。

据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归纳：“卜辞中的帝字共有三种用法，一为上帝或帝，是名词;二为祭之，是动词;三为庙号的区别字，如帝甲，文武帝，名词。”[5]“一般认为，‘帝或‘上帝就是殷代的至上神，类于后世的至高无上的‘天的观念。”[3]14从后世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帝”有“令风”“令雨”“令雷”以及“降旱”的能力，如有甲骨卜辞中写道：“贞，翌癸卯帝其令风”“丙寅卜，争贞，今十一月帝令雨”“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庚戍卜贞，帝其降旱”[6]130-146。当然，除此以外，殷商的“帝”还有如后世之“天”的护佑下界风调雨顺的神力[6]130-146。

《商颂·玄鸟》中所写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处的“天”指的自然不是“人之顶颠”或“高大”，而是犹如殷商之“帝”般的存在。“汤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7]1444郑玄道出了该处“天”之意义蕴含，即“至上主宰”的存在。“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长发》），这两段话的意思是：接受“天”所制定的大小法，作为天下诸侯之典范，蒙受“天”所赐予的美誉，成为天下各路诸侯所保护的对象，获得“天”赐予的荣宠。此处的“天”已完全具备后世之“天”的意蕴，亦是“至上主宰”的存在。《殷武》如是同，不再赘述。常玉芝先生在《商代宗教祭祀》一书中写道：“殷人把天神称作‘上帝或‘帝，而绝不称作‘天，卜辞中的‘天字都不是神称”[6]130-146，若真如此，那么将《商颂》视作“商诗”，诗文中的“天”又该作何解释呢？

二、商诗中为何会有作为

人间主宰意蕴的“天子”一词

《尚书·多方》写道：“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8]周于孟津会盟天下各路诸侯誓师伐商，并在牧野之战后取代殷商成为天下之宗主国，在周人看来是承接“天命”，顺应“天命”之为。周王亦自称为“天子”，“天子”即上天之子，而殷商的王通常称之为“帝”，如帝辛、帝乙、帝纣等。但被国内部分学者视为“商诗”的《商颂》中却有关于“天子”的书写。《长发》第七章中的“中叶”，据程俊英先生训，即“中世，指汤时”[9]1039。震，《彖》曰：“震，亨”，“阳生于下而上进，有亨之义。又震为动，为恐惧，为有主。震而奋发，动而进，惧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10]。这里所说的使殷商国运兴盛，威震八方的“天子”不是指别人，而是指汤王[9]1039。《正义》曰：“《长发》诗者，大之乐歌也。者，祭天之名，谓殷王高宗之时，以正岁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诗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诗焉。经陈洪水之时，已有将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汤，受天明命，诛除元恶，王有天下，又得贤臣为之辅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咏天德，因此大而为颂，故言大以总之。经无高宗之事，而为高宗之颂者，以高宗祭得礼，因美之而为此颂，故为高宗之诗。”[7]1451可知《正义》亦认为此诗创作于殷商时期。若诗中所写的“天子”真的是指汤王，但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殷商时期的殷人又不会以“天子”来指称商王，诗文会不会是被后世之人修改了呢？

据晁福林先生在《说商代的“天”和“帝”》一文中对《盘庚》中的“天”字考辨，《盘庚》可以依王国维先生所言“当时所作”，但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后人加以整理润色并掺杂了不少后人的所思所想及文辞用例。如《盘庚》中出现了春秋时期才会出现的“天时”一词。如此看来，《长发》同样存在被后人修改的可能性。换言之，若《长发》真为“商诗”，也是被后人加以修改润色后的“商诗”，所折射的除商人的审美思想外，周人的审美思想也掺杂其中，难以称之为“商诗”。

三、“反映”不等于“当时所作”

刘波在其硕士论文《〈诗经·商颂〉创作年代考述》中指出“《那》与《烈祖》所反映出来的崇尚乐舞的祭祀制度”[1]，“《玄鸟》《长发》表现出来的民族起源与图腾崇拜”以及“《殷武》诗对武功的细致描繪等内容”都可以说明《商颂》为“商诗”，“不可能出自春秋时期宋人之手”。此说之漏洞也很明显，因为“反映”不等于“当时所作”。

宋国为殷商王室后裔所在的封地。从《周颂》《鲁颂》来看，“颂”都是追忆或赞美其先祖丰功伟业之诗。既是赞美称颂之诗，所赞之王自是在宗族内部有过建树之主，所颂之世自是先祖所创之盛世，所追忆之事自然也是殷商之事。

朱志荣先生在《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一书中认为《商颂》为“商诗”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认为《商颂》里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的任何事件，也无《周颂》、《鲁颂》中的那些‘德、‘孝观念，而只有体现商代精神的对征伐的赞美。”[2]145殷商后人追忆先祖自然不会提及他人先祖的丰功伟业，追忆指的是场面的再回想、如实呈现。作为极其重视宗族历史的殷商王室后人来说，做到这一点自然不难，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商颂》中所反映的都是殷商时代的社会外貌，而无周代商以后的社会场景描绘。至于为何无“德”“孝”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更是体现了《商颂》不是“商诗”。若《商颂》为殷商时期所作，按照春秋时期改诗润色的传统，“德”“孝”掺入其中的可能性极大，正因为其为时人所创反倒抵挡了时人改诗润色的做法。

四、结语

若以《商颂》书写之内容来直断其为“商诗”，颇有臆断之嫌，因为“反映”不等于“当时所作”。后世之“天”的观念以及王自称为“天子”这一做法虽出自周代，但据此断其为“宋诗”亦是武断。从后人改诗的传统来看，改诗的一大原因是为了方便读诗。《商颂》文辞优美，但无后世“德”“孝”之观念掺杂其中，可见其有一层“抵制”改诗传统的屏障，若真创于殷商，这层屏障又何以存在？故而，若以当下之所存断其为“商诗”，至少存在以上三个疑问。

参考文献：

[1]刘波.《诗经·商颂》创作年代考述[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2]朱志荣.商代审美意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王振复，陈立群，张艳艳.中国美学范畴史（第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4]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12.

[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562.

[6]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J].史学集刊，2016（3）：130-146.

[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9.

[9]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程颐，撰.孙劲松，范云飞，何瑞麟，译注.周易程氏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24.

作者简介：柯利强，广西师范大学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灾害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