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也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的解读，怎么才能从西方的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西方的很多指标，是在西方的社会实践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论中产生的，现在直接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往往会导致对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比如西方国家经常用的一个指标就是出境人数。根据我们的正式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境人次是1.3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境人数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举例来讲，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需要大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在欧洲至少能飞过10个国家，因为欧洲都是小面积国家。所以在中国，严格地从经济能力来说，凡是能够坐飞机坐高铁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别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的话。

另外，我們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世界银行的报告会讲，某年有13个国家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这是哪些国家，发现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还有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十来年前就超过北京、上海，达到2万美元。但是，至少在15年前，赤道几内亚的城市居民还是有一半连自来水都用不上的。后来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吸引了一些外国公司去投资，人均GDP一下子就上去了。另一个国家毛里求斯，面积很小，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县的大小，靠经济旅游一项，它的GDP就可以上来，但碰到一场危机，GDP就下去了。它们的情况，真的可以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