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仕，胡 润，孙才志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116029）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经济作为“蓝色动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目前国家提出“我国海洋经济韧性好“的整体判断[1]。但是海洋经济作为一种基于陆地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经济，无论是面对激烈冲击（金融危机，贸易摩擦）还是慢性燃烧（slow burn），海洋经济系统更易受到外在影响的冲击。因此研究海洋经济如何防范和应对风险，同时保持海洋经济平稳高效增长，需要进行深入探究。应对风险的能力和保持海洋经济稳定增长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兼具效率与韧性两种特质，因此研究海洋经济韧性与效率关系，对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海洋经济效率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2-3]和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测度[4-5]。在研究尺度上主要划分为两方面，一方面立足于海洋经济产业视角，测算海洋渔业效率[6]、滨海旅游效率[7]和港口运输效率[8]。另一方面测算海洋经济整体效率，例如，赵林等（2016）采用SBM-Malmquist模型，研究中国海洋经济效率动态演变[9]；Wang等（2019）以海洋资源为研究对象，揭示中国海洋资源效率的差异[10]；Ren等（2018）将环境因素纳入模型测算海洋经济绿色效率[11]。

关于海洋经济韧性方面，目前国内外研究海洋经济韧性的侧重点不同，国外对于海洋经济韧性研究多从生态学韧性出发[12-13]，侧重于海洋生态环境对海洋经济韧性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经济韧性侧重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从弹性、脆弱性、和韧性等视角出发测算海洋经济系统应对和防控风险的能力，①弹性方面，王泽宇等（2019）采用物元模型从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海洋经济弹性，并分析影响因素[14]；李博等（2017）运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对沿海城市—大连进行弹性评估[15]。②脆弱性方面，孙才志等（2019）通过构建基础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海洋经济脆弱性[16]，李博等（2018）从脆弱性视角分析人海关系地域系统[17]，彭飞等（2015）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出发，构建脆弱性指标体系，测算海洋经济脆弱性[18]。③韧性方面，孙才志等（2020）提出海洋经济韧性概念，构建熵效率模型测算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1]。

通过文献梳理，大多数学者对海洋经济系统的韧性或效率进行单方面研究，而较少关注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效率的协同关系探究。此外，目前海洋经济韧性主要以构建指标体系为主，但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和确立权重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标准，且测算方法易混淆因果等问题[19]，目前我国经济稳中有变，如何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同时保持海洋经济稳定持续发展，需要探究效率与韧性之间的关系。鉴于此，为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本文以11个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借鉴区域经济韧性测度方法，基于经济周期背景，采用海洋经济核心变量测算海洋经济韧性；运用SBM模型测算海洋经济效率；最后在海洋经济周期的背景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海洋经济韧性内涵

韧性（resilience）是一个源于物理学的概念，目前区域韧性的内涵正从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向演化韧性转变[20]。Martin等（2012）将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划分为抵御力（Resistance）、恢复力（Renewal）、再组织能力（Reorientation）和再更新能力（Rcovery）等四个维度，分别用来表示经济系统的易受灾害性、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和开创新发展路径的能力[21]。孙才志等（2020）率先提出海洋经济韧性概念，其定义为海洋经济系统在不利因素的扰动与冲击下依靠自身结构和组成要素适应内外环境变化并保持增长的能力[1]。王泽宇等（2019）将经济韧性四个维度分析框架引入到海洋经济韧性研究框架中[14]。海洋经济系统相对于陆域经济系统而言，具有更强的外向性。因此本文借鉴海洋经济韧性等相关概念，认为海洋经济韧性主要是海洋经济系统在外部冲击或内部扰动时所展现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恢复初始状态的速度和程度、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和创新发展路径的能力。

1.2 海洋经济效率指标体系

海洋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投入产出系统，目前海洋主要产业活动有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港口运输业，此外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发挥基础作用，因此本文借鉴之前研究成果[22]选取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数据均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表1 海洋经济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1.3 SBM模型

由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23]模型既可以考虑到海洋资源投入和经济产出的松弛问题，又可以把海洋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本研究采用该模型测算海洋经济效率，如下：

1.4 海洋经济周期测算

在分析经济周期时HP滤波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方法，Hodrick和Prescott使用此方法分析美国战后经济周期[24]。为了使得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以1986年为基期的海洋经济产业增加值数据，使用HP滤波测算海洋经济周期，划分海洋经济发展阶段[25]。

1.5 海洋经济韧性测算

目前关于测算区域经济弹性方法主要有建立指标体系[26]、核心变量测算[27-28]和数据包络分析[29]。核心变量测算相对于其他方法而言更能直观反映冲击对海洋经济系统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区域经济韧性测度方法[30-31]，在经济周期背景下，采用海洋经济核心变量（GOP（海洋生产总值））测算海洋经济韧性。其基本原理是将区域与全国海洋经济增速进行对比，实际增加值大于或者小于期望值的部分来衡量海洋经济韧性。公式如下：

其中：收缩期用“Re sis”来体现经济韧性，扩张期用“Re cov”来体现海洋经济韧性表示收缩期和扩张期的GOP（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表示初期区域GOP（海洋生产总值），Resis为正表示经济相对于国家更能抵抗收缩的影响，而负值表示较低抵抗力，Recov与Resis同理，根据数据的科学性和周期的完整性，采用2003年为基期的海洋生产总值，测算海洋经济韧性。

2 实证研究

2.1 中国海洋经济周期

基于Eview8.0软件采用hp滤波测算海洋经济周期，如图1所示。采用谷-谷研究法对海洋经济周期进行划分1991—1998年（Ⅰ周期）、1998—2003年（Ⅱ周期）、2003—2009年（Ⅲ周期）和2009年至今（Ⅳ周期）。此外可以得出海洋经济波动性较大，具有更强的不稳定性[32]。

基于图1可以看出周期2000年以来海洋经济主要受三次明显的冲击分别是2003年SARS疫情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和2012年我国经济趋势总体放缓。2003年我国暴发疫情对海洋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滨海旅游和交通运输产生冲击。随着疫情的结束和政府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2003—2006年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由于海洋经济系统更具有外向性，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海洋经济周期整体下滑，在2009年下滑至谷底。之后随着2009年随着国家“四万亿资金”的落实，海洋产业整体保持增长状态，对海洋经济回升起到重要作用[33]。2012年受国内外影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增速整体放缓，海洋经济处于转换新旧动能，进入阶段性调整阶段。沿海省份将海洋工作重点转移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34]。虽然总体海洋经济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趋势放缓。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选取海洋经济Ⅲ周期和Ⅳ周期分析海洋经济效率和海洋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

2.2 中国海洋经济韧性

图1 HP滤波分解结果

本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对海洋经济收缩和扩张进行划分如下，两个扩张期为2003—2006年（扩张Ⅰ）和2009—2010年（扩张Ⅱ）。两个收缩阶段为2006—2009年（收缩Ⅰ）和2010—2016年（收缩Ⅱ）。基于公式（2）测算出2003—2016年海洋经韧性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2003—2016年海洋经济系统的抵抗力与恢复力。此外，通过表2还可以看出海洋经济韧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存在一定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33。表明在拥有较强抵御风险能力的省份，在冲击后恢复程度能力较低。而拥有较强恢复速度和程度省份，海洋经济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分析原因可能是海洋经济韧性在扩张期或者收缩期会引起经济结构功能的演变，从而会影响之后的抵抗力与恢复力[35]。

表2 中国省际海洋经济韧性值

基于抵抗力和恢复力视角来分析，上海、辽宁等地区海洋经济抵抗力为负值，可以得出其在海洋经济收缩期时，展现出较低的抵抗力。分析原因主要是上海市海洋经济第三产业占总体海洋经济产值比重高，尤其近年来航运金融和中转贸易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是上海处于扩张期时，这种海洋经济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更利于海洋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正是由于上海市的这种海洋经济模式，导致上海市在扩张和收缩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韧性水平。河北省在收缩Ⅰ阶段展现出较低的经济韧性，但是在收缩Ⅱ阶段展现出较高的海洋经济韧性。分析原因可能是河北省在扩张Ⅰ阶段时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忽视产业结构的组合和优化，在收缩期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展现出韧性不足。辽宁省在两个收缩阶段均展现出低程度的海洋经济韧性，辽宁省沿海地区背靠东北经济腹地，在东北整体经济下行的态势下，辽宁省海洋经济展现出较低的经济韧性。其余地区在抵抗力方面展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从恢复力来看，浙江省、辽宁省、海南省、广东省和福建省海洋经济恢复力较低，河北省、上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天津市和山东省等地海洋经济恢复能力较强。其中相对于扩张Ⅱ阶段时，广西和河北在扩张Ⅰ阶段展现出较高的韧性。分析原因可能是在扩张Ⅰ实行粗放式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海洋经济规模的扩大，海洋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是后期依靠经济规模的发展模式增长乏力，与全国其他地区水平相比，海洋经济韧性不足。

基于海洋经济周期阶段分析海洋经济韧性，可以看出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等地区在两个时期内海洋经济韧性虽然都为正值，但是两个时期韧性值差异依然明显。此外浙江省、上海市、辽宁省和福建省在两次时期内呈现出相反的韧性程度。海南在两次时期内都为负值。因此可以得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最展现出来的海洋经济韧性是不同的，对于冲击的反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分析原因可能是经济韧性与地区演化路径和外部冲击的特质存在关系。

海洋经济韧性具有波动性但从时间趋势来看，海洋经济韧性在收缩Ⅱ阶段相对于收缩Ⅰ阶段而言海洋经济韧性呈现较好的态势。可以体现出目前我国海洋经济整体韧性向好的态势。本文将海洋经济韧性分为高抵抗-高恢复型、高抵抗-低恢复型，低抵抗-高恢复型，低抵抗-低恢复型。其中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高抵抗-高恢复性。浙江省、海南省、广东省和福建省属于高抵抗-低恢复型。上海市是和河北省属于低抵抗-高恢复型。只有辽宁省属于低抵抗-低恢复型。

2.3 中国沿海海洋经济效率

基于2001—2017年我国东部沿海11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算出11个地区的海洋经济效率，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中国海洋经济效率在时序演变上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由2003年0.37上升到2016年0.65，表明我国总体海洋经济效率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水平发展。具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总体效率有明显的波动，2003—2007年海洋经济效率由0.37上升到0.52。经过之后四年波动变化后，海洋经济效率继续平稳上升，由2011年的0.55上升到2016年的0.65。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前期海洋经济粗放式的发展和中期海洋经济系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海洋经济效率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从省份尺度变化趋势来看，海洋经济效率类型可以划分为波动型、平稳型和上升型。其中辽宁省、浙江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低效率平稳型；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和福建省属于波动型；广东省和山东省属于上升型。此外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海洋经济效率省际差异较大，海洋经济效率存在波动性的特征，在2006、2009和2010年附近海洋经效率波动明显，与海洋经济周期存在一定联系。

表3 中国省际海洋经济效率值

2.4 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海洋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此外海洋经济效率阶段性特征与海洋经济周期基本吻合，表明海洋经济效率受海洋经济周期的影响。2003—2006年我国海洋经济周期处于扩张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整体海洋经济效率呈上升状态。2006—2009年我国海洋经济周期处于收缩Ⅰ阶段，海洋经济效率呈现下降态势。2009—2010年海洋经济周期处于扩张Ⅱ阶段，海洋整体效率经济效率呈现上升。但是在海洋经济收缩Ⅱ阶段时海洋经济整体效率在短暂的下降后。在2012年继续增长，在经济收缩期仍保持海洋经济效率的稳定增长，因此需要在海洋经济周期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究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效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观察海洋经济效率与海洋经济韧性在经济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发现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存在正向关系。如图2所示，海洋经济韧性为正值时海洋经济效率在该阶段呈上升态势，海洋经济韧性为负值时海洋经济在该阶段呈现下降态势，少数省份除外。由图2可知，收缩Ⅰ阶段和扩张Ⅱ阶段时海洋经济韧性和海洋经济效率增长趋势呈正相关。扩张Ⅰ阶段中的山东省、天津市、海南省、广东省和收缩Ⅱ阶段中的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的海洋经济韧性值与海洋经济效率增长态势不一致。

山东省、天津市、海南省和广东省在扩张Ⅰ阶段均呈现低抵抗力，但是海洋经济效率总体呈现上升。分析原因可能是海洋经济发展初期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虽然使得海洋经济效率上升，但是是海洋经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韧性水平较低。在收缩Ⅱ阶段中浙江省、上海市和辽宁省与海洋经经济增长态势相反。2013—2014年上海市海洋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导致海洋经济韧性抵抗力呈现负值。但是随后海洋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海洋经济效率总体保持高水平效率，表明上海市海洋经济系统易受外部的影响，但是海洋经济效率相对于全国而言，始终保持高水平状态。因此在收缩Ⅱ阶段中上海的海洋经济韧性与效率呈相反的态势。辽宁省除了在扩张Ⅰ阶段其余阶段海洋经济系统都展现出较低程度的韧性，但是在后两个经济周期阶段中，海洋经济韧性向好的趋势发展。此外海洋经济效率无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是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分析原因可能是虽然辽宁省海洋经济增速仍缓慢，但是辽宁省近些年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使得海洋经济效率呈上升的趋势。综上可以发现，除了少数省份外，海洋系统中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效率对于外在的冲击的反应整体上具有一致性。在少数时期海洋经济韧性值与海洋经济效率增长趋势相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海洋经济效率相对于海洋经济韧性更侧重于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结构优化。海洋经济韧性除了内部路径锁定和路径依赖会对其产生影响，而且同样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些省份在受到外在冲击时会海洋经济会面临下行的风险，海洋经济韧性低，但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投入产出比，使得海洋经济更有效率，因此会产生效率增长趋势和韧性不一致的现象。

图2 海洋经济效率与海洋经济韧性关系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海洋经济周期波动明显，更易受外在的影响，呈现出不稳定性，2006—2016年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韧性呈现波动趋势。但是收缩Ⅱ阶段相对于收缩Ⅰ阶段海洋经济韧性向好，表明目前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我国海洋经济韧性整体向好。此外海洋经济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33。表明抵抗风险冲击的能力强的地区，在恢复期往往展现出较低的恢复程度和速度；在恢复程度和速度较快的地区在应对风险时展现出较低的抵抗力，少数省份除外。分析原因可能是海洋经济韧性在扩张期或者收缩期会引起经济结构功能的演变，会影响之后的抵抗力与恢复力。此外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最展现出来的海洋经济韧性是不同的，对于冲击的反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可能与省份海洋经济演化路径和风险的性质有关。

（2）中国海洋经济整体效率呈现有低效率向高效率波动上升的态势。由2003年0.37上升到2016年0.65。具体来看由2003—2007年海洋经济效率由0.37上升到0.52。经过之后四年波动变化后，海洋经济效率继续平稳上升，由2011年的0.55上升到2016年的0.65。此外海洋经济效率有明显的阶段特征，且海洋经济效率阶段性变化与海洋经济周期阶段基本吻合。海洋经济效率类型可以划分为波动型、平稳型和上升型。其中辽宁省、浙江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低效率平稳型；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和福建省属于波动型；广东省和山东省属于上升型，东部沿海省份海洋经济效率省际差异较大。

（3）海洋经济效率的增长与海洋经济韧性的高低呈现正相关，少数省份除外。海洋经济韧性程度好的地区，海洋经济效率发展趋势向上；海洋经济韧性较低的地区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发展趋势向下。一定程度上海洋经济韧性系统与海洋经济效率系统对于海洋经济周期呈现相同的反应。近些年来，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12年后海洋经济效率与海洋经济韧性呈现整体向好的态势，海洋经济效率和海洋经济韧性呈现同步增强。

3.2 讨论

我国沿海地区在抵抗期和恢复期展现出相反的海洋经济韧性，需要进一步探究抵抗期和恢复期海洋经济韧性的演进机制。此外海洋经济系统更易受外在影响，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展现的韧性程度存在差异性[36]，可能是由于自身发展路径或者外部冲击的不可预测性导致的。

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效率增长态势呈现正相关，海洋经济韧性与海洋经济效率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展现出相同的反应，但是海洋经济韧性侧重于对海洋经济扩张或收缩的敏感程度，海洋经济效率侧重于海洋经济投入产出的优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使得海洋经济保持高效率与高韧性并存的增长模式，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文采用的核心变量法是以中国整体海洋经济为基准，如果将海洋经济研究尺度到全球，可以更好地呈现出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或疫情中所展现出来的韧性，同时易于研究海洋经济防控危险机制，增强防和应对同性质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海洋经济韧性向好发展，但是仍需要警惕海洋经济韧性在未来的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