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宇，郭 婷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116029）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部分已然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201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8.9万亿元，同期增长7.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其中，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以及海洋渔业等传统海洋支柱产业增加值占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50.6%、18%和13.2%[1]，而新兴海洋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因此，加速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海洋经济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2]，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研究较少，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某一海洋产业的发展，例如海洋工业、海洋能源业、海洋渔业以及海洋服务业[3-11]。国内学者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内涵研究。杨娟（2012）从海洋产业内部关联机制和外部发展条件等方面探讨其内涵，并提出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和战略重点[12]。于会娟（2015）则从海洋产业结构演化的视角定义其内涵，并提出其主攻方向[13]。②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研究。吴姗姗等（2014）、郑真远等（2019）分别采用集对分析以及熵值法评价海洋产业的综合实力，并提出发展海洋产业的对策建议[14-15]；王泽宇等（2016）先采用了可变模糊识别方法测算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后续采用了突变级数理论探讨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成熟度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16-17]。③区域海洋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刘波等（2016）、宋军继（2011）、王爱兰等（2012）分别针对江苏、山东以及和天津的海洋产业发展现状提出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路径[18-20]。④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的研究。韩增林等（2014）采用集对分析方法对战略性海洋产业支撑条件进行评价，并对研究区域的评价结果进行分类[21]。于婧等（2013）采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山东的海洋主导新兴产业进行研究，并认为海洋主导产业选择应侧重于海洋第二产业[22]。仲雯雯等（2011）提出了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23]。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性海洋产业或某一海洋产业方面，缺少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时空演变机理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科学界定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内涵的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并探究中国沿海地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推进中国海洋产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学界对于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概念缺乏一致性的界定。本文借鉴高培勇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出的“四个转向”与“四个机制”的逻辑框架[24]，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一个核心、两大动能、三个转换、四个支撑”。“一个核心”是指包括传统优势海洋产业、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以及现代海洋服务业在内的具备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高素质且低能耗的现代海洋产业集群。“内部动能”是指通过提高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强化技术再造和技术创造能力并作用于科技成果转换不断推进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更新迭代的内源动力。“外部动能”是指通过强化政府规制、市场竞争、对外开放和资本投入等来全方位保障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的外向动力。“三个转换”是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生产要素高级化转换、产业结构合理化转换、空间布局集群化转换。“四个支撑”是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为基础，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核心条件、内部动能、外部动能和转换条件提供的保障支撑。

（1）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核心条件。海洋经济规模、发展潜力和产业现代化结构直接决定着核心条件的发展。因此选取指标x1~x4表征海洋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发展活力和海洋产业的现代化程度。

（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内部动能。海洋劳动效率的改善、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以及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内部动能的来源。因此选取指标x5~x7分别表征海洋产业的劳动效率、人力资本高级化程度以及技术转化应用能力。

（3）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外部动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建设受政府、市场、对外开放以及资本投入的交互影响。因此选取指标x8~x11分别表征政策干预、市场竞争、环境规制以及资本存量的发展水平。

（4）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转换条件。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发展过程是促进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三种转换达到有机统一，其结果是海洋产业体系持续向高端化、合理化、集群化转变。因此选取指标x12~x14分别表征海洋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以及空间布局转换程度。

（5）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支撑条件。基于十九大报告，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作为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支撑条件。因此选取指标x15~x18分别表征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海洋科技创新单位数量、海洋融资规模以及海洋劳动要素丰裕度。

以上指标部分数据需要计算，具体包括：

①x2=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海岸线长度。

②x3=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

③x4=GOPit/GOPt，由于各沿海省区海洋新兴产业的产值数据难以获取，因此用该方法近似替代。

④x5=GOPit/OEPit，其中GOPit表示t年i地区海洋生产总值，OEPit表示t年i地区涉海就业人员情况。

⑤x6=地区海洋科研机构高级职称人员数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⑥x7=[（Ait+Rit）/M&Tit]×wit，其中Ait和Rit分别表示t年i地区应用研究课题数量和成果应用课题数量，wit表示t年i地区海洋科技课题数量占总量比重。

⑦x12=海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人数/涉海就业人员数量之比。

⑧x13公式为其中ki表示第i个海洋产业产值占海洋总产值的比例，hi为第i个海洋产业的高度值，分别将产业高度值设定为1、2、3。

⑨x14=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部地区比例/地区经济生产总值占全部沿海地区比例。

⑩x17==沿海地区金融业增加值/该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表1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由待评价指标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客观评价法，不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而且增强了指标的差异性和分辨性，能够全面准确发现各类信息[25]。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对判断矩阵的标准化处理，获得标准矩阵P：

膀胱痉挛是膀胱冲洗患者比较常见的并发症，临床表现为阵发性发作的耻骨上疼痛，可能与患者术前存在不稳定膀胱、手术导致细胞受损增加了应激性以及气囊及尿管的刺激有关[1-2]。膀胱痉挛不仅影响了手术治疗效果，而且可导致继发性出血，引起膀胱内血块填塞、泌尿系统感染等[3-4]，如果处理不当可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效果预防膀胱痉挛的发生。现选取我科室2017年1月—2018年1月收治的60例需要膀胱持续冲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膀胱痉挛的预防效果。

第二步：计算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值ej：

式中ej（0≤ej≤1）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1/lnm为信息熵系数。

第三步：计算j个指标的熵权uj：

1.2.2 改进的熵权TOPSIS法

熵权法依托决策信息量提高指标分辨率，反映指标数据中的隐含信息。TOPSIS模型即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是一种解决有限方案中多目标决策问题的综合评价法[26]。本文将改进的TOPSIS模型与熵权法相结合，用于测度我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综合水平。与传统的TOPSIS模型相比，改进的TOPSIS模型主要是对待评价对象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评价值公式进行了改进[27-28]。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熵权法中确定的标准化矩阵Pij，确定具体指标的实际值在该指标中所处位置。

第二步：建立加权的决策矩阵，考虑使用带权的决策矩阵，将熵权法的权重向量uj纳入决策矩阵中。将矩阵R与权重矩阵Uj相乘得到加权的规范化矩阵Vmn：

第四步：计算不同单元中评价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dj+与dj-：

第五步：计算最优条件贴近度Cj：

Cj越大，表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条件越完备且现代化程度越高，贴近度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其中，当Cj=1时，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最高，当Cj=0时，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最差。

1.2.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在概率论中用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之一[29]。对于数据x1、x2…xi…xn核密度估计的表达形式为：

式中，核函数K是一个加权函数，包括高斯核、Epanechnikov核、三角核、四次核等类型，选择依据是分组数据的密集程度。本文应用软件Eviews10进行估计，式中fh（x）核密度估计值，称为核函数；n为观测数量；h为带宽。本文选取高斯核函数对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演化进行估计，其表达式如下所示[30]：

本文以2005、2010及2016年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综合水平作为样本点进行拟合作图，基于所得图形的位置、形状及峰值的变化分析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化规律。

1.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区域为中国沿海11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研究时间跨度为2005—2016年。数据来源于2006—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以及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等。

2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2.1 评价结果

根据公式（1）~（7）计算我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水平，其结果如表2所示。我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均值由2005年的0.210增长到2016年的0.450。其中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增长率为7.3%，且呈现出“中—高—低”的阶段性变化规律。2006—2009年平均水平增长率达到8.6%，变异系数高达0.527，表明该阶段沿海地区发展增速差距较大，区域性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2010—2011年平均水平增长率高达13.2%，变异系数有所下降为0.458。表明该阶段正值“十一五”与“十二五”的交接换挡期，沿海地区加快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研机构数量也达到了最高水平，围绕海洋产业相关的重大项目实施有效助推了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的建设，且区域发展不协调性问题有所改善；2012—2016年平均水平增长率下降为3.8%，尤其在2016年仅有0.2%，究其原因，在2015年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区发展均“降速提质”，该阶段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并减少低端供给从而改善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质量。此外，异系数也下降到0.392，表明各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核心条件。2005—2016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核心条件水平由0.295上涨至0.364，增长幅度为23.3%。其中河北、辽宁和浙江该维度水平有所降低，分别下降37.8%、26.9%以及2.2%。而福建、山东、江苏、上海和广东水平增长幅度较大，均高于40%。究其原因，福建海洋产业体系具备规模优势，且海洋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山东利用其充裕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了环渤海经济圈的增长极，因此发展水平始终处于高位；江苏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及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下，海洋经济规模也呈现出较强的增长态势；上海和广东海洋产业体系基础稳固、发展实力雄厚、发展水平较高。其作为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增长极汇聚着人才、资本、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较高。

表2 2005—2016年中国沿海十一省（区、市）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

表3 2005、2016年中国沿海十一省（区、市）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分维度发展水平

（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内部动能。2005—2016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内部动能水平由0.222上涨至0.472，增长幅度为113.6%。其中广西和海南内部动能始终不强。究其原因，其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海洋高层次科技人才储备率一直较低。辽宁、天津、浙江和福建始终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天津、浙江和福建在海洋高端人才引进以及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方面较为薄弱，而辽宁的海洋劳动效率低下，人力资本质量不佳。山东和江苏发挥教育大省的人才集聚优势增强了科研成果的孵化和应用，因此内部动能较强。河北、上海和广东的内部动能增长幅度较大，分别为225.6%、97%和197.8%。究其原因，河北的海洋劳动效率提升较快，与2005年相比增长近5倍。上海和广东不但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显著而且海洋高层次人才储备率增至3倍，人才汇聚效应加速了海洋科技成果产出、提升了海洋科研成果转换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强化其内部动能。

（3）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外部动能。2005—2016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外部动能水平由0.154上涨至0.367，增长幅度为138.3%。其中上海外部动能的增长率最低，仅有14.6%。究其原因，上海虽然有较高的进出口市场占有率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但有限的海域管理投入对外部动能产生制约。此外，上海的全社会固定投资额横向相比涨幅较小，排名从2005年的第7名下滑至2016年的第9名。辽宁、河北、天津、福建、广西和海南得分始终处于低位，山东、江苏和浙江始终处于中位，虽然上述地区得分均有所上升，但地区差异固化现象仍未突破。广东外部动能发展水平始终处于高位，究其原因，广东的海洋经济外向型活力凸显，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以及进出口市场占有率最高，分别占到沿海地区总额的34%和35%。

（4）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转换条件。2005—2016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转换条件水平由0.275上涨至0.393，增长幅度为42.9%。其中河北和广西转换条件发展始终较弱，均存在海洋劳动要素高级化进程相对缓慢、海洋产业集群效应未能有效释放等问题。天津和上海的转换条件始终处于高位。究其原因，在微观层面，其海洋劳动要素向高级化发展；在中观层面，其海洋产业结构深入调整，持续优化；宏观层面，海洋产业布局调整进程加快，海洋产业集聚效应更强。

（5）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支撑条件。2005—2016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支撑条件水平由0.246上涨至0.543，增长幅度为120.7%。其中广西和海南的支撑条始终处于低位；辽宁、河北以及福建始终保持中位；天津和上海依托其直辖市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经济基础始终处于高位。除此之外，山东、浙江、江苏和广东得分增长率较高，分别为161.1%、2.27%、65.7%和110%。究其原因，山东和浙江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海洋科研机构数量增长较快，2016年两省科研机构数量占到沿海地区海洋科研机构总量的28%。江苏和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较快，人均生产总值在2016年位居前列，良好的陆域经济发展为海洋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两省的金融规模快速扩张，其2016年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据沿海省区金融业增加总值的38%，畅通的投融资渠道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便利与支持。

2.2 时间演化特征

根据表2，利用核密度估计绘制2005、2010和2016年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演化趋势分布图（图1），横坐标表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综合得分，纵坐标为核密度，表征横坐标得分的集中程度，其演化趋势具备如下特征：

（1）位置上来看，2005—2016年我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核密度分布中心以及始末点呈现出逐年右移的趋势，说明海洋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

（2）形状上来看，2005—2016年整体由尖峰转为宽峰，整体由“集中化”向“扁平化”演进。2005年核密度曲线集聚性特征凸显，低值区密度较高；2010年其形状向“扁平化“趋势演进，表明沿海地区中低值地区逐步减少，高值地区不断增多，海洋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6年核密度曲线宽度更宽，且中值及高值区密度较高，表明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由低值集聚转向中高值集聚。

（3）峰度上来看，核密度分布由单峰转为双峰，说明虽然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演变过程出现微弱极化现象，但各省差距逐渐缩小，更趋向于均衡化发展。

图1 2005—2016现代海洋产业体发展水平核密度估计

2.3 空间演化特征

根据表3的评价结果，采用ArcGIS软件的自然断裂法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划分为发展水平较好、发展水平一般以及发展水平较低三类。选取2005、2010及2016年截面数据并绘制11个沿海地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空间演化图（图2）。

总体来看，2005—2016年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形成以山东、上海和广东为核心的“一带三核”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格局。从沿海地区三大经济圈来看，呈现出长三角经济圈相对领先、珠三角经济圈保持稳定、环渤海经济圈相对弱化的圈层格局。具体来看，环渤海经济圈从由天津、山东领跑，河北、辽宁追随的“2+2”布局转向山东单独领跑，河北保持稳定，天津、辽宁低移的局面。长三角经济圈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相对较好，2005年，江苏、上海、浙江均处于高位，虽然2010年格局由“三足鼎立”向“两强一弱”偏转，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综合实力依旧较强。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格局并未呈现明显变化，始终保持“一高两低一稳定”的发展局面。

图2 2005、2010和2016年现代海洋产业体发展空间分异示意图

3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选取

（1）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基础能力和更新代谢速率。鉴于此，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2）科技发展：科技创新作为内部动能是提升海洋产业效率和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对海洋科技的资金投入情况直接影响创新研发和成果转换。鉴于此，选用海洋科研机构经常性费用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msri）。

（3）政府支撑：政府对海洋产业的相关支持及资金投入为海洋企业发展提供良性的市场环境。鉴于此，选用政府海洋财政支出（gmfe）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政府支撑的影响因素，该指标用沿海地区财政收支的一般支出来表征。

（4）环境治理：环境质量对应“稳增长”的政策要求，已然成为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制约，环境治理投资影响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绿色发展进程。因此政府污染治理投资额（ipc）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

（5）海洋工业化水平：海洋工业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关键部分。鉴于此，选取海洋工业化水平（mil）作为影响因素。其中海洋工业化水平（mil）为海洋第二产业产值与海洋生产总值之比。

鉴于各评价单元间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以及序列相关性，因此采取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α表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表示待估计参数，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i表示沿海十一省区，t表示年份。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3.2 分析结果

（1）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影响系数高达0.226，表明沿海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区域海洋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支撑。除此之外，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地区其现代海洋产业贡献度也越低。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海洋产业质量、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海洋要素禀赋，从而打造高端化、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现代海洋产体系的基础。

（2）海洋科研机构经常性费用。海洋科研机构经常性费用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影响系数为0.005，表明海洋科技投资的增长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建设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创新技术的孵化、科研技术的突破以及科研成果的转换都会为某一海洋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机会。科研资金的支持为海洋科技攻坚提供保障，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支持，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内部动能提供更强驱动。

（3）政府海洋财政支出。政府海洋财政支出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影响系数为-0.004。该支出主要用于沿海地区基本建设、海域开发建设以及海域场地费用方面。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是减少海洋资源的消耗与开发，更加注重海洋产业基础能力和转型升级，这也是该影响因素为负的主要原因。

（4）政府污染治理投资。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影响系数为0.023，表明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对全方位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污染治理投资额反映了政府部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政府部门其作为外部动力强化海洋环境规制和监管治理力度，从而提高涉海企业的绿色生产效率，促进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面向低能耗、高质量发展。

（5）海洋工业化水平。海洋工业化水平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影响系数为0.16，表明随着海洋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海洋产业结构深入调整，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因此加快培育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战略性海洋产业，不仅是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核心更是海洋产业“工业强基”的关键。

4 结 论

本文基于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内涵构建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测度沿海省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并使用Kernel估计以及Arc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整体时间演化规律及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采用计量模型剖析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1）从时间演化特征来看，我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核密度曲线位置不断右移，整体演化趋势稳中有进；核密度分布从窄峰变为宽峰，由“集中化”向“扁平化”演进，且低值地区减少，中高值地区逐渐增加；核密度峰度由单峰转变为双峰，表明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演化出现微弱极化现象，但各省间差异逐渐缩小，发展更加均衡。

（2）从空间演化特征来看，2005年到2016年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形成以山东、上海和广东为核心的“一带三核”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格局。从沿海三大经济圈来看，长三角经济圈保持领先、珠三角经济圈保持稳定、环渤海经济圈相对弱化。

（3）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建设受经济、科技、政府、环境和工业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政府海洋财政支出系数显著为负，人均可支配收入、海洋科研机构经常性费用、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和海洋工业化水平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程度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海洋工业化水平>政府污染治理投资>海洋科研机构经常性费用>政府海洋财政支出。

本文研究尚存不足之处，首先鉴于数据可获得性，仅能进行短期时间范围的探讨，而难以洞察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的长期规律；此外，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内涵需根据时代背景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