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桢，李翊

(1.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2.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香港 999077)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指出，当前国内反兴奋剂形势严峻，滥用兴奋剂事件持续发生且有增长态势，故意服用兴奋剂问题突出，误服兴奋剂的风险较高，青少年体育、社会体育、职业体育、高校体育不断被兴奋剂侵蚀。因此，我国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与“零容忍”。为做好新时代反兴奋剂工作，保护运动员身心健康，维护国家形象和荣誉，国家体育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于2019年11月18日公布了《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行为构成的罪名。[1]这是首次针对兴奋剂问题出台的刑事司法解释，解决了此前涉及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行为定性的无罪论[2]、毒品犯罪论[3]、药品犯罪论[4]、伤害罪论[5]等罪名选择的争议，从规范上加强了《刑法》《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内容衔接，对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解释》虽然解决了困扰司法实践的罪名选择争议，却没有明确规定兴奋剂刑法属性的认定方法，因而适用条文惩治犯罪时会出现兴奋剂属于毒品还是药品，属于禁止进出口物品还是普通物品，是否属于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掺入的食品属于有毒、有害食品还是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等诸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