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辉 甘满堂

(1.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2.福州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2)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疫情作为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200多个国家与地区。截至2020年8月31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53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4万例，有9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万例。其中，中国累计确诊90402例(内地为85058例)，累计死亡病例4730例(内地为4634例)；美国累计确诊超过60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183431例，严重程度高居全球第一。

新冠疫情自暴发以来，学术界就密切关注，在各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对于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表现与机制探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角度。一是疫情防控的治理能力差异[1]，指出由于中美之间存在政党制度、经济制度、执政宗旨以及国际道义与全球治理观的差异，疫情防控效果出现重大区别；二是两国的方法论差异[2]，认为中美两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战中出现的强烈反差是因为两国方法论的根本不同，中方是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美方则是隐瞒歪曲事实，推卸责任、贻误战机。三是疫情防控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的博弈，这方面的讨论较多[3][4][5][6]，认为新冠疫情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两国关系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双方之间存在舆论博弈。

以上研究拓展了我们对于中美新冠疫情防控战的认识。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视角，在传统优秀文化视野下，特别是兵法视域下进行系统化地研讨则较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