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筱杰

近年来，学者对古代游记的历史地理学价值研究如火如荼，如在《徐霞客游记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科学价值》一文中，于希贤探讨了《徐霞客游记》关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与湖泊分布的记载所反映的历史地理学价值[1]。之后对各古代游记著作，诸如对《东京梦华录》[2]、《桂海虞衡志》[3]、《吴船录》[4]等的历史地理学价值的研究不断涌现。然而，目前学界对地方志书的研究略显薄弱，更多的是将其当作史料起支撑功能，而非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其研究价值。地方志史书丰富多样，本文探析顺治《恒岳志》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有助于了解恒山地区的相关历史、地理情况，为弘扬恒山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信息。

一、《恒岳志》版本及作者

北岳恒山，历史地理区位独特，可视其为“交通战略之咽喉”“茶马互市之宝地”“信仰皈依之所”。万历四十年(1612)，浑源知州赵之韩与山阴人王浚初纂修《恒岳志》(2卷)，可惜已无残本。顺治十八年(1661)，时任大同知府蔡永华和浑源知州张崇德二修《恒岳志》，分上、中、下三册。乾隆二十八年(1763)，浑源知州桂敬顺三修《恒山志》，分五册十卷，其中大量篇幅是对前志的重复，之后再无修志之举。数千年来，朝代更迭、烽火明灭，真正关于它的记载只有四次，即万历《恒岳志》(已轶失)、顺治《恒岳志》、乾隆《恒山志》以及今人张剑波主编的《北岳恒山志》。今人的志书更多记载1949年后恒山地区的发展，对历史时期的恒山情况有所涉及，故对本文研究有参考价值[5]。本文主要以顺治《恒岳志》为研究对象，探析此志书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