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齐，陆媛媛

2020 年4 月28 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2019 年，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固定的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超过了4.5 亿户，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庞大的网民数量给中国消费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贡献了强大的力量.网络直播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网络发展速度与网络监管不对等，相关网络监管制度的出台不及时、不完善，这对网络环境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较大挑战.为此国内外有关专家和学者在网络传播领域发表了个人见解.CURMINGHAM［2］教授提出政府部门对网络监管的任务应该由直播平台来负责，政府所要明确的就是网络行为应有最低标准，也就是网络直播行为不能触碰法律红线.曹海涛［3］在论文中提到了EASTERBROOK 和SMITH 两位学者，他们认为现有法律法规与网络监管内容其实是一致的，网络直播行为与日常行为习惯的法律法规可以统一处理.刘寅斌等［4］指出，我国网络监管流程较为复杂，应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实行分级处理，各司其职，共同引导网络环境步入正轨.衡涛、陈志国［5］则建立了以网络平台、违规广告提供商及政府部门为博弈方的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只有加大监管力度才是最有效的网络治理手段.

1 问题描述

本文考虑网络直播过程中影响规范发展和最终利益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