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军 ，陈颢若 ， 张峻豪

(1.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2.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三峡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所带来的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巨大效益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移民搬迁一般会引起经济社会重构和环境保护问题，带来移民的福利变化。有专家认为，非自愿移民的开发项目，一般都会让移民受到强加给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双方面损失[1]。也有学者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常常在发展中国家大中型水电发展项目中受到意想不到的损失[2]。因此，在追求大型工程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要格外关注移民群体的社会局部福利[3]，不能以牺牲弱势农村移民的利益来换取工程效益。为了解决移民安稳致富和库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2011年开始国家投入千亿资金开展三峡后续工作，目前，三峡后续扶持工作进入攻坚期，水库移民进入安稳致富新时代，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关注农村移民的福利变动趋势，可以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水库移民发展扶持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回顾

相较于传统福利经济学重视财富对社会的影响，阿马蒂亚·森认为物质财富本身并不能创造福利，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能力就是一种自由，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是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4]。 国外学者对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广泛，常用方法是运用模糊集理论以及多元数据简化技术中的因子(Martinetti,2000;Balestrino and Sciclone,2001;Lelli,2001)[5～7]。国内学者对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较晚，袁方等(2013)利用福利分类模型，对上海市农民工收入不平等和可行能力不平等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改善能力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与农民工福利休戚相关[8]。叶静怡等(201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对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福利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做出全面比较，认为防护性保障和社会资本的边际改善在进城务工人员的福利水平中，影响最巨[9]。能力贫困是贫困产生的根源，提升移民主体的生存发展能力，协同治理是根本(梁伟军，谢若扬，2019)[10]。能力再造能成为可持续生计的能力范式，但因相应的理论构建缺乏，制约其发展，需从理论高度对能力再造进行全面构造(张峻豪，何家军，2014)[11]。失地移民问题研究上，杨涛等(2010)认为，我国因建设导致的失地移民权益问题主要是由于“失地移民”在利益表达、经济参与能力、社会机会的可行能力的缺失[12]。田朝晖等(2012)利用可行能力理论解读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就业能力缺失是关键，贫困救助应从就业能力和机会重建为核心[13]。通过对内蒙古和青海牧区的实证分析，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保障移民福利还要有充分的宗教信仰空间(郭利华，王飞，2017)[14]。李胜连等(2018)以自我发展能力、自我发展意识和社会公共空间三方面构建生态移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设定33个具体指标对宁夏生态移民发展能力进行实证分析[15]。在水库安置区方面，贺丹等(2012)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以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安置区”为研究对象，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分析居民土地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化[16]。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围绕三峡水库移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性、生产生活水平恢复状况、生计能力重构等方面，但多从移民社会、生活、经济等单方面入手，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来开展研究。如果从福利角度探究移民生计、生产、生活和社会适应性等各方面情况，同时运用纵向数据进行连续观察和比较，则能得到更权威和全面的评价结果。因此，本文引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从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构建农村移民福利水平评价体系，并采用三峡后续工作初期(2015年)和后期(2019年)微观纵向监测数据，对农村移民福利状况及其变动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探讨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实施过程中农村移民福利变化及其重要影响因子，为制定和完善移民规划和扶持政策提供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三峡库区A、B、C、D四县农村移民的监测数据。为了对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实施初期和后期移民的福利状况及其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以2015年和2019年农村移民家庭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2015年监测样本数共211户，其中A县53、B县35户、C县23户、D县100户；2019年样本数共211户，其中A县53户、B县35户、C县23户、D县100户，整个监测样本共涉及29个安置村，样本选择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样时综合考虑了移民户水位分布和经济结构形态的差异性等因素，按农村移民收入高、中、低三档分别占30%、40%、30%的比例随机抽取样本户。

(二)变量选取

传统福利经济学对福利认识多停留在经济福利层面[17]，把收入作为福利评测的核心指标。相比之下，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对福利的认识和衡量更为全面且有说服力，已被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广泛接受。阿马蒂亚·森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组合”[4](P62～63)。阿马蒂亚·森认为一个人可供选择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构成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也反映了个体福利的构成。但阿马蒂亚·森同时指出，一些来自个人、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会使商品和服务向福利的转换程度和效率不同，把造成这种差异的个人或社会因素称为转换因素(Conversion Factor)，它们不直接产生福利，但可以促进或阻碍商品向功能性活动的转换[18]。

本文根据库区移民特征和相关实证经验，拟选择移民家庭生产条件、经济水平、居住环境、社区服务、心理感受等方面的功能性活动作为福利分析的影响因素。选取反映生产条件的指标有农地质量、农地面积、耕作方便程度、生产方式调整适宜性，后两者是从移民主观感受的角度评价；选取反映家庭经济水平的指标有非农收入、农业收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恩格尔系数；选取反映居住环境的指标有人均住房面积、居住地距交通站点距离、居住功能完善程度、是否安装电视和电话等；选取反映移民社区服务的指标大多为主观性指标，包括社区治安、社区管理，供电、取水、上小学、就医、集市交易等方面的方便程度。本研究还选择邻里关系融洽程度作为移民心理感受的评价指标。

在转换因素选择上，根据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个人的异质性、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差别以及家庭内部分配[19]等差异类别。本文将移民福利的转换因素分为两类：地区经济环境特征和家庭户特征。选取地区人均GDP指标，探究不同经济条件下移民福利差异；移民福利水平与其家庭特征紧密相关，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家庭劳动技能、户主决策能力等因素对福利转换的影响，选取户主受教育程度、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夫妻平均年龄等三个指标开展分析。

(三)评价方法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方法，福利评价需要包括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集的分析和评值，但这些集合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非完整性。比如研究中选取的主观判断指标，难以用精确的数量模型进行评价，还需要选择其他方法来研究。最早由扎德(Zadeh)提出的模糊集理论(Fuzzy Set Theory)，在处理模糊信息上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本文尝试计算福利的模糊评价值来分析移民福利状况变动。

1.福利的模糊函数设定

将移民家庭的福利状况表示为模糊集X，将福利内容设定为X的子集W，则第n个移民家庭的福利函数表示为W(n)={x,μw(x)}。其中，xX，μw(x)则是x对W的隶属度，μw(x)[0,1]。一般假设隶属度为1时福利处于绝对好的状况，为0时处于绝对差的状况，等于0.5时处于不好也不坏的状况。隶属度值与移民家庭福利状况成正比，越大表示福利状况越好。

2.隶属函数的设定

选择隶属函数是模糊方法应用的关键点之一，主要依据研究背景和指标类型。本文的指标变量分为三种类型：虚拟二分变量、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20]。设xi是农村移民福利的第i个功能子集，初级指标xij是移民家庭户的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j个指标，农村移民福利的初级指标为x=[x11，…，xij，…]。

本文将变量隶属函数定义为[21]：

(1)

(2)

3.指标的加总

(四)最值设定

在计算指标隶属度时，需要确定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以下进行说明。

1.农业收入

根据农地亩均收益的有限性，每户移民可能获得最大和最小农业收入可由样本最大、最小亩均收益乘以农地面积得到。样本中三峡后续规划实施初期和后期的最大亩均收益分别为6 281元/亩和6 250元/亩，最小亩均收益均为0元/亩。

2.非农收入

家庭非农收入的最大值=人均非农收入的最大值*家庭非农从业人数。鉴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取2015年和2019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422元和37 601元为最大值(数据来自《湖北统计年鉴2015》和《湖北统计年鉴2019》)，最小值均为0。

3.纯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与中央政策研究室2004年制定的农村全面小康标准，取6 000元为纯收入最大值，并在应用时进行价格指数修正；同时取国务院扶贫办同期公布的贫困线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2010年不变价)为最小值。

4.农地面积

取联合国粮农组织测定人均0.8亩耕地警戒线为最小值，以规划实施初期样本人均1.66亩为福利的中间状态0.5，可以确定人均农地面积最大值为2.52亩。

5.恩格尔系数

参考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恩格尔系数评价标准，恩格尔系数与福利状况负相关。59%以上为贫困，低于30%为最富裕，我们设定最大值为59%，最小值为30%。

6.人均住房面积

根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小康社会住房标准，到2020年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0 m2为最大值；最小值采用湖北省政府对住房困难户的保障标准，即人均住房面积不足8m2。

7.地距交通站点距离

交通站点包括公路停车点、航运码头。将样本距离值转换为“0-1km”“1-2km”“2km以上”3类，依次赋值3分，2分，1分。最大值取3，最小值取1。

8.主观评价指标

对于主观评价指标，将标准设定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5类，分别赋值5、4、3、2、1分。最大值取5，最小值取1。

三、结果分析

(一)后续规划实施初期和后期功能性指标的变动

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三峡后续规划实施初期移民总体福利水平偏低(总指数小于0.5)，后期有小幅提高，接近福利不好不坏的模糊状态。规划实施初期，移民的居住环境、社区服务和心理都处于较好的福利状态，而家庭经济状况和生产条件状况偏差。后期，家庭经济状况的模糊评价值有所提高，其余功能性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降低。

表1 库区农村移民福利状况的模糊评价

续表1 库区农村移民福利状况的模糊评价

1.家庭经济收入功能

移民农业收入虽然从0.192升至0.213，但变化不明显且状态仍然偏差。非农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状况改善超过农业收入，这一方面是由于后续规划实施后，人均耕园地数量和质量未得到根本改善，如三峡库区175 m淹没线以上的耕园地，一直存在数量有限、土壤贫瘠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后，移民更多进入非农领域获取替代收入，再加上近年库区多区县建立的劳动力就业咨询平台，为移民就业创造了机会。得益于非农收入的增长，纯收入状况从0.439上升至近0.7。此外，由恩格尔系数反映的经济指标带给农民的效用上升。

2.生产条件功能

从农地面积来看，模糊评价值从0.430下降到0.205，下降较为明显。这印证了上文的分析：农地面积减少是造成农业收入降低的可能原因。而农地质量模糊评价值上升超过了0.1，主要原因是三峡后续工作期间启动的水土保持工程，提高了土壤肥力，改善了生产条件，但仍然没能突破0.5的模糊状态。石智雷、杨云彦[22]认为，湖北库区移民安置区尤其是处于山区的A县，地势陡峭，因此，耕地质量而非耕地数量对移民农业生产影响更显著。这与本研究显示不同，笔者认为，当人均农地量过低，尤其是低于0.8亩/人的警戒线后，土地数量就会成为农业生产的短板，这在移民安置区值得关注。此外，以种植方式调整适应性和耕作方便程度反映的生产条件功能，在后期出现轻微下降。

3.居住环境功能

移民户家庭建房一般为2-3层，样本住房面积均值超过国家小康标准(40 m2/人)，住房面积状况好且维持稳定。移民搬迁后的新建住房按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划分，改变以往厕所、牲畜饲养圈与住房紧挨、污水明道排放、垃圾杂乱堆放等脏乱状况，因此，初期移民居住功能状况接近福利的最优状态；但由于几年内家庭居住房屋一般变动较小，而随着移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往往会产生新的需求，此外，邻里之间存在的比较心理等可能因素，致使后期福利状况出现下降。居住位置方面，因库区交通站点密度优化，尤其是公交车站点的增加，地距交通站点距离状况略微提升。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来看，家庭电视安装维持较好福利状况。但电话安装的模糊评价值下降了0.1，这一方面是受到替代性产品移动电话普及的影响；另一方面，移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多甚至举家外出，导致固定电话使用率降低。

4.社区服务功能

三峡后续工作实施后，库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区功能都有了很大改善，因此，在初期该功能下属指标的模糊评价值几乎都达到0.9，但后期均有所下降，如社区治安，其福利状况下降可能是农村流动人口增多，安置区周围社会环境变复杂导致。此外，虽然库周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设施仍在不断完善，但移民对小学、医疗机构、集市等社区服务设施的满意度却不如初期。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改善，部分移民户为满足家庭需求或追求个人发展，不再仅仅满足于离家最近的，而是选择更高一级行政单位的服务设施，这些设施往往距离居住地更远，这可能是方便程度降低的一个原因。

5.心理感受状况

移民邻里关系融洽程度虽然状态好(大于0.8)，但也存在下降趋势。这表明，外出务工、人口流动，以及几年时间内居民间出现的经济差距给原来稳定的邻里关系带来一定影响。

(二)扶持规划实施初期和后期福利的分段变动

表2反映了各项功能性指标及总体福利状况分段区间的移民比重情况，可以表现不同福利区间下移民的数量变化，是对表1的补充性描述和分析。从福利的总体水平来看，规划实施初期，绝大部分移民的福利模糊评价值低于0.300，状况较差。但后期，福利状况较差(0.000-0.300)的移民比例从77.3%下降为66.2%，同时，有更多移民(5.5%)超过0.5的福利模糊状态，移民整体福利状况在提升。

从福利的功能性活动指标来看，移民的福利格局也出现变化。在家庭经济方面，处于最差福利区段的家庭比例略微下降，而接近0.5区段的移民比例上升较多，表明移民整体收入层次提高。在生产条件方面，主要模糊评价值由0.301-0.005的福利区间(52.6%)转移到0.000-0.200的低福利区间(63.0%)，多数家庭的生产经营福利状况下降。不同移民家庭的福利状况在居住环境方面差别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安置地点条件和扶持补贴的差别，给移民带来了不同影响；另外，最好区段的家庭比例下降及最差区段的家庭比例增加，是造成表1中居住环境功能隶属度下降的直接原因。社区服务和心理功能显示，大部分移民福利状况较好，但高福利区间下的移民比例有所下降。

表2 各功能隶属度移民比重分布 (%)

(三)转换因素对福利变动的影响

1.家庭特征

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T1)反映家庭人口负担状况，被抚养人口比重越大，为达到同等福利水平就需要更多的功能性活动被转换。表3显示，被抚养人口比重低的家庭，整体福利状况有一定改善，而比重高于50%的家庭福利状况出现一定程度降低。另外，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也显示出被抚养人口比重越小，福利状况改善相对更明显。

教育是获得福利的重要资源，而户主教育水平(T2)影响着家庭各方面事务的决策水平。研究显示，移民整体福利状况呈现出教育水平越高相对越好。户主教育水平最低的家庭，在生产和居住环境方面的福利状况下降最为明显，而最高组别(高中及以上)在经济方面的福利状况改善最多。其原因是，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一般对新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调整较差，而教育水平高的移民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夫妻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平均年龄(T3)能从侧面反映出劳动力水平和健康状况。根据结果显示，平均年龄低的家庭整体福利状况和经济功能都改善相对最多，但平均年龄大的家庭生产条件改善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夫妻年龄偏低的家庭往往因劳力健康状况好、家庭负担小而外出务工比重高，所以在经济方面显示出更好的福利状况；但中老年移民家庭也会因为丰富的生产经验优势而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更好。

2.地区经济环境

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影响移民非农就业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及其他相关政策制定。但研究显示，经济条件相对好的地区移民并没有在安置期内显示出更好的福利状况。这与之前的研究经验不同，比如Karimi和Taifur[23]认为，经济水平相对较好的村庄，移民会获得较高的补偿，用补偿收入购买生产性资产而获得更高的生产力，降低了贫困水平。这表明，移民往往并不是地区发展中的主要受益者，部分移民安置区中，移民与原居民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

表3 不同转换因素下移民福利状况的模糊评价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非农收入提高，带来移民家庭经济福利状况的改善。

2.受到农地面积的限制，生产条件福利状况有所降低。

3.居住环境、社区服务和心理在移民安置初期都获得较高的模糊评价值，后期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4.移民搬迁时政府和社会都给予了移民更高的关注度，积极解决移民诉求和生产生活困难，以至于在涉及移民主观评价的各项指标中，初期反而显示出更好的状态，这与以往研究认为移民满意度是由低到高的变化有所不同。

5.反映家庭特征的指标会影响移民福利状况，但地区经济水平差异未给移民福利带来显著影响，这体现出区域和安置区移民发展间存在的差距。

启示：

1.促进库区移民收入方式多元化。2015年三峡库区人口密度达396人/km2，库区人口数量已经超出了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力；三峡库区土地瘠薄、农业生产力落后、增收能力不足，仅依靠传统农业难以保障移民基本生活，更难实现安稳致富。因此，应该增加农村移民受教育机会，提升移民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他们改善福利的机会。生态农业技能培训能提高移民适应现代农业生产，二、三产业技能培训能够促进移民就业结构转换，提高非农就业能力，拓宽就业途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支持，尤其对下一代的教育扶持，更能从根本上提高移民自主发展能力，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2.完善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移民多样化需求增多，库区基础设施不能完全满足移民新的需求。三峡库区应结合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调整和建设优质资产新要求，一要围绕重点区域，进行基础设施综合配置，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给排水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和安全基础设施；二要对基础设施配置提档升级，逐步向高级化、规模化和网络化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与发展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高移民安稳致富水平和质量。

3.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个体差异性，吸纳移民全程参与。同一扶持政策可能会给不同家庭和个人带来不同效果。因此，在制定扶持政策时，一要认真分析移民群体或个体特征，区别对待往往更切合实际，也能获得更好效果；二是要在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移民意愿，吸纳移民广泛参与，以便政策更好的实施。

4.持续关注移民问题。移民工作具有长期性、持续性，要特别给予福利水平落后的移民更多关注，如抚养人口多、文化水平低及年龄偏大的移民户，并注意贫困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