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华，叶陈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一、引 言

各国政府经常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投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自2014年起，我国针对生物制药等六类行业实行加速折旧政策(财税〔2014〕75号)，其后续政策在2015年将试点扩充到十大行业，2019年更是在全部制造业企业实施。美国政府也颁布了多项政策涉及加速折旧，预计税收优惠额在2019～2023年累计0.28万亿美元(1)参见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报告(Estimates of Federal Tax Expenditures for Fiscal Years 2019-2023)。。加速折旧具有“无息贷款效应”的积极作用[1][2]，能够促进企业利用折旧税盾进行税收规避。然而，该政策也赋予了企业在折旧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可能影响其财务报告质量。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是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必要基础。在实践中，上市公司为了维持报表业绩往往向上调节会计利润，而避税的目的是向下调节应纳税所得额，二者因目标不同对财务报表质量形成了动态影响。围绕公司避税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学术讨论衍生出代理观与权衡观两类分支。一方面，代理观认为，具有优势地位的代理人会主动降低财务报告质量以实施更多的避税交易，通过强化信息不对称使私利获取具有持续性，而较低的财务报告质量在增加代理人机会主义的同时又反过来刺激了避税冲动，Desai和Dharmapala(2006)形容这种互补关系为“反哺效应”[3]。另一方面，基于权衡观的文献认为，公司进行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时需要考虑成本，包括直接的所得税成本与其他非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