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淑凤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中日释疑》是由在华西人于1867年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英文月刊，内容上以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为主要探讨对象，并兼及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是比较纯正的汉学刊物。彼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都颇受读者欢迎，成为西人公众了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载体。该刊物既有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历史久远，现存资料比较稀缺，无论是在中国当代报刊史，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都鲜有提及，对该刊物的研究也处于学术缺位的状态。鉴于此，笔者拟还原《中日释疑》办刊的概貌，并剖析其成功的编辑出版策略，总结其对现代汉学知识域外传播的借鉴与启示。

二、《中日释疑》概貌：创刊背景、主办者、宗旨

《中日释疑》作为一份专业汉学刊物，在19世纪60年代的香港创办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香港独特的地理优势。自鸦片战争香港割让给英国起不到一年，“英国设在这里的大小商行已达20多家，随后外国商行数激增，至50年代中期超过200家，香港商行数仍居全国首位”[1]。香港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轮进出口岸和重要的中英贸易基地。随着经济信息需求的急剧增长，欧美各国资本家急需得到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信息。第二，欧洲专业汉学的快速发展。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汉语教席席位的设立，对于整个欧洲汉学都是极为重大的事件，随后各国相继设立汉学教席。大不列颠于1876年设立汉学教席。随着19世纪专业汉学的发展，欧洲汉学变成了一种学院式的、书本式的学科，欧洲汉学学者的新成员对中国的研究更深入，但同时由于18世纪末中国开始实施禁教政策，他们缺少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缺少“现场”实践。而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中英、中法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研究才开始有可能在中国进行。因此，这一阶段，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政府人员、翻译人员、领事以及商人、游客等怀着各样遐想纷至沓来，香港居民激增。身在异域他乡，西人深深感受到加强彼此沟通的迫切性，同时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他们感知原有的中国知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一份定期的刊物是促进彼此交流，增加了解中国文化的绝佳方式。香港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当时对外国人办报的限制已经解除，印刷条件也日益完备，香港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到60年代后，香港的报业势头虽然落后于上海，但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办报经验和业务素养更是其他地区所不及。

1867年1月，英国人但尼士（N.B.Dennys）在香港创办《中日释疑》英文月刊，自1867年1月创刊到1870年10月停刊，前后共发行4卷48期。主编但尼士身兼数职，曾主持出版《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学报》，先后发表了很多有关南洋及中国的著作。他还担任过1845年创办的香港历史最长、有着“中国英文报寿星”之称的《德臣报》（The China Mail）的第7任主编。此外，创办于1872年，影响更为广泛的专业汉学刊物《中国评论》 （又名《远东释疑》） 也是由但尼士担任首席主编。但尼士还曾在远东担任过领事官、香港市政厅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创立人及新闻记者工作。前期丰富的办刊经验使但尼士逐渐具备了敏锐的市场感知力和专业报刊人的素养，对香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内外读者的需求有着准确的认识。

在当时报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读者的数量关系到刊物能否正常运行。因此，《中日释疑》办刊之初就有着明确的读者定位，正如其副标题所标明的“一份为专业和文学人士、传教士以及普通居民相互交流而出版的月刊”[2]1。该刊物的办刊宗旨中这样说道：“编者相信，出版这样一份刊物能够满足居住在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外国侨民中知识群体的深切需要。另一方面，对那些急需信息的人而言，本刊提供了其他出版物所无法提供的便利。”[2]1其便利性主要体现在这份刊物可以填补报纸与书籍之间的空缺，因为西人在东亚地区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新奇有趣的事情，他们一般会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这些记录往往超过报纸允许的篇幅，而且形式上也不太符合要求。因此，《中日释疑》的创办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分享研究、交换问题的平台。既能满足专业人士对深层汉学知识的诉求，又能满足普通居民对东方知识的渴望，成为在华外国侨民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纽带。

从刊名来看，《中日释疑》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报道，但在实际报道中主要集中对中国的介绍，涉及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信息较少，只是略有提及，这种策略跟英国人后来意识到中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地位不无相关。《中日释疑》与以往的宗教性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聚焦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等专业知识的探讨。当时很多有名的汉学家、传教士、外交官等都是《中日释疑》活跃的撰稿人。《中日释疑》从发行之初就大受读者欢迎，销售遍及国内外，除了大陆主要沿海城市如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厦门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外，还行销日本、新加坡、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受到同行、读者的大力肯定和赞誉，在国内外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既促进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图1 《中日释疑》创刊号（1867）

三、《中日释疑》的汉学编辑策略

《中日释疑》作为一份专业的汉学刊物，无论是选材还是编辑手段都体现着自身的特色。

（一）选材内容丰富且兼具奇异性与实用性，顺应读者需求

《中日释疑》以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为主要探讨对象，实际上又远不止这些方面，其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习、文化习俗、封建迷信、风土人情、神话故事、中外关系、节日、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科学、中医、军事、人口、建筑、音乐、物产分布、法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选材极为丰富，能多角度、全方位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选材全面并不意味着任何文章都可以刊载。《中日释疑》第一期发刊词中这样说道：“（在中国和日本的外国侨民）已经习惯于记录那些自认为新奇的关于远东的事物……本刊为这类内容提供发表的机会”[2]1，“新奇的事物”是刊物比较青睐的选材。实践中，刊物刊登的选材也确实凸显“奇异性”。中国的迷信活动为西方国家所完全陌生的东西，常被视为野蛮、不开化的表现，较能体现中西文化差异。因此这类的报道经常出现，可以说贯穿期刊的始终。例如有读者就中国的风水问题、丧葬习俗、烧信角、烧水壶嘴的朝向等多个类似问题进行询问。再者，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上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19世纪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往往与“落后、野蛮、未开化”等词联系在一起，而且西方人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从这个国家女性的地位就可窥见一斑，因此常常对中国女性有较多的关注。溺杀女婴就是西人特别关注的现象，第一期“释疑”栏目中梅辉立以题名“溺杀女婴法律”进行专文论述。其后每一卷都有学者就该问题进行讨论。中国女性的服装、一夫多妻制、女性的缠足问题也是被多次探讨的话题。其中德国传教士欧德理在对客家人的特质、风俗习惯进行介绍时，断定客家女性相比较广东其他族类的女性，地位是较高的。原因是客家人较少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且也无缠足现象。对于那些无法来或准备来中国的西人来说，这些新奇的题材无疑是十分生动有趣的，既满足了他们对东方的猎奇心理，又成为他们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知识来源。同时这种报道激发了读者极大的研讨热情和阅读兴趣，读者常常就该类话题进行多角度探讨和分析，不惜翻阅大量的中国古典书目，旁征博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给读者提供信息的同时，客观上还促进了对汉学知识的深化研究。

实用性也是《中日释疑》所注重的。一方面，英国人在中国势力日益强大，想要得到更多地盘和利益，必然要加大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这样一份针对专业人士的英文报纸的出现，无疑是让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极为欣喜的。发刊词中就明确表明期刊的宗旨在于为读者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刊物在选材的时候必然会注重其实用性。《中日释疑》中常刊载对中国总体概貌的报道，如中国军队、中国的物产分布、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语言、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等等，这些无疑为英国人对中国政策的制定及相应措施的采取提供了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实用性更为明显地体现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如在中国生活的费用、中国有没有治疗牙痛的药、中国有没有治疗尿结石的好的方法、如何清洗发黄的象牙等等，一切与生活切实相关的问题都不断有人进行询问，有些问题如果一个阶段内没有得到解决，问询者有时会再次提问以寻求答案。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互动中，一是为在华西人提供急需的、有用的信息，使此刊物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二是这些兼具趣味性、奇异性和实用性的信息以及展现形式使得此刊物在国内外广受欢迎，构成了19世纪西方所了解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西方汉学的成熟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巧用编辑手段，注重读者接受

《中日释疑》创办之初就把西方的报刊理念运用到创办实践中来。刊物采用对开的形式，模仿英国期刊的 Notes and Queries：A Medium of Intercommunication of Literary Men，Artists，Antiquaries，Genealogists，栏目设置与排版都非常相似。例如，《中日释疑》也对内容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释疑”（NOTES）、“问询” （QUERIES）、“答复”（REPLIES） 三个栏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艺通讯”（Literary Notices）、“敬告读者” （Notice to Correspondents）、“特售图书”（Books for Sale and Wanted）、“广告”（Advertisements）等栏目。后来考虑到广告和刊物内容的冲突，编者又对栏目进行了调整。从第2卷开始“广告”就不再随刊附着在刊后了，而是另行刊登，以避免把他们编进年度集刊的麻烦。“Advertisements will be inserted on separate sheets so as to obviate the necessity of binding them into the yearly volumes”[3]，这样自第2卷开始，固定汉学栏目就是：释疑、问询和答复。期刊页数也基本固定在16页之内。这样一个清晰的栏目分类，便于读者迅速锁定自己想要寻求的信息，既节省了时间，又提供了阅读的便利。另外，还有一个始终保留的栏目——“特售图书”。该栏目正如发刊词中承诺的那样，“只要刊物空间允许，都可免费刊登‘特售图书’”[2]1。最后一个栏目一般是“通讯信息”，每期附在后面便于与读者联系。

三个固定栏目中，“释疑”是期刊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发表中国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专业汉学文章，如学术论文、著作评论、书目提要等。有时还以某个专题在前后几期连载，这种“连载”形式对培养长久的读者群体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如梅辉立以“中国书目”为题曾在1867年、1868年前后两卷中在“释疑”栏目分十次刊载，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书目进行了系统介绍。这不仅为当时的中西方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在目录学并不成熟的当时，对目录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意义。欧德理以“释疑”的形式先后于1867、1868、1869年在《中日释疑》上介绍客家文化，是中外学术界在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以及对客家源流的主张上享有开创者的角色”[4]。这种刊载形式对于想全面了解客家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持久的阅读动力。“问询”主要是读者就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新奇有趣的问题进行提问，该栏目设置比较灵活多样，篇幅可长可短。“答复”即针对前期读者的问询进行解答，发表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看法或研究，字数也是可多可少。这种答复并非随意为之，往往是就该主题引经据典，详细考证的结果。因此“释疑”和“答复”的撰稿人一般都是专业的汉学家，而“问询”部分的来稿比较广泛，无论来自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的问题都可以刊登。《中日释疑》上刊载的这些早期汉学研究为后来的专业汉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当代汉学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外，每一期刊物开头都有一个该期内容目录，这是该刊物一个特色，这种设置使读者拿到期刊后便对刊物内容一目了然。通过设置内容目录和分栏目的编辑手段使报道内容重点突出，结构清晰，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可以帮助读者迅速找到感兴趣的栏目，节省了阅读时间，为读者提供了便利。

（三）注重读者、作者与编者三者之间的互动

《中日释疑》的副刊名为“一份为专业和文学人士、传教士以及普通东方居民相互交流而出版的月刊”。期刊意在促进交流的办刊宗旨促使其在实践中特别注意践行这一目标。具体表现为促进读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编者之间、编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

首先，刊物注重作者与编者之间的互动。如第1卷第4期作者刊登了曾主编过《中国丛报》，后来因其著作《中国总论》而名声大振的美国最早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卫三畏给编者的来信。编者写道“来自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参赞卫三畏的‘释疑’”[5]34。来信以“拼写形式的统一”为标题刊登，信中建议《中日释疑》刊登的文章中的人名拼写形式要统一，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信末编者就卫三畏的来信建议进行了评论：“读者对卫三畏提出的上述关于文学方面的意见要引起足够的重视”[5]35，同时编者就卫三畏提出的建议给出了不同意见。

其次，期刊注重读者与编者之间的交流，建立编者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例如，经常在一些“敬告读者”标题下，将刊物信息告知读者或订户，如第一卷第10期称“请订户注意：从1868年1月开始，刊物的风格和定价要进行调整”[6]，并详细列出了四个要调整的方面并对其原因进行说明，这样便于读者或订户对刊物的运行和发展变化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另外，读者可通过写信对刊物的运营建言献策，如第一卷第12期，有署名E.C.T.的读者来信称“问询栏目是一个保持读者、撰稿人积极地、持久兴趣的最好的办法”。“那些即兴提问的问题能够很好地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而如果不是中日释疑这样的一个栏目，可能这样的问题永远都没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机会。”[7]

最后，期刊还特别注意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中日释疑》中的“问询”和“答复”栏目的设置就是为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专门设置的，而且栏目允许其保留原有的“释疑”的形式。这样，读者之间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就可以很便捷、迅速地进行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不至于因为期刊栏目要求的限制而阻碍彼此交流的热情和积极性。如在第1期中，就有多位读者进行问询“《庞奇和朱迪》傀儡戏传入中国的情况？”“什么是风水？”“英国的法律在香港的实施情况”“东印度公司与之有贸易以来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或期刊”“客家语言的著作或者词汇书”①问题原文为：“Punch and Judy Shows in Peking”“Fung Shui——what is it?”“Statute Law of England as applied to Hong Kong”“Newspapers in China”“The Hakka Language”，参见Notes and Queries：On China and Japan，1867年第1期，第6-7页。汉语译文为笔者译。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咨询，第2期就有热心读者对上述很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答。当然也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一期得到解答，有时一个问题要跨越几期，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读者常常就同一个问题展开激烈地讨论。如第4期署名NEMO的读者咨询“蛮子”一词的出处和词源，第7期荷兰汉学家施古德、第8期梅辉立以及第12期卫三畏都对该问题做出了不同回答，其正误可在对比他们的解释中做出判断。

事实上，《中日释疑》的三个主要栏目，尤其是“问询”与“答复”栏目的设置，是该刊物区别于其他期刊的一大特色，使读者从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读者不再仅仅是阅读刊物，而是以生产者的身份积极参与、投身于刊物的创办，关心刊物的发展。读者兼具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无疑增大了办刊活力，增加了源源不断的读者来源和稿源。这种把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的办刊方式，将报刊经营与读者参与结合起来的多元立体式的“编译者—读者—作者”的互动模式，达到了凝聚读者、提高销量的目的，从而在当时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能够胜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报人广泛创办期刊的高潮中，许多期刊为了增加销售量和扩大读者来源，也都借鉴过这样的编辑出版策略。

四、《中日释疑》汉学知识传播的当代启示

西人在华英文月刊《中日释疑》的编辑出版活动在出版史、汉学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反思其创办背景及成功的编辑出版策略，仍能洞察其影响与意义。

（一） 《中日释疑》撰稿群体的权威性及稿源的开放性

《中日释疑》的撰稿人多为19世纪在华旅居的西方人，很多知名传教士和外交官为其核心撰稿人，他们大都博学多才，爱好广泛。英国外交家、汉学家梅辉立（W.F.MAYERS） 以82篇的刊登数目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是19世纪屈指可数的多产汉学家之一。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夫赢得了中外人士的肯定和尊敬。当时的报纸《字林西报》介绍梅辉立时曾称他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一位文笔流畅语言优美的作家”[8]。其好友曾纪泽在讨论到梅辉立的学术活动时，称“梅君则取中土籍有裨于公若私者，敷陈其义，撰为西文”[9]。排在前十名的其余几位如下：G.M.C.30篇；德国传教士、汉学家欧德理（E.J.EITEL） 26篇；英国驻港领事、外交官、植物分类学家汉斯（H.F.HANCE） 26篇；英国驻广州领事、广州同文馆教习兼校长的谭顺（THEOS SAMPSON） 22篇；曾出任中国旧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包腊（E.C.BOWRA） 19篇；L.C.P.15篇；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SCHLEGEL） 18篇；粤海关美籍洋员廷得尔（E.C.TAINTOR） 14篇；DEKA14篇。其中汉斯、谭顺、廷得尔都对当时还未开放的琼州岛和海南岛进行了探险和考察，其考察报告和翻译文章先后发表在《中日释疑》上，对海南岛的地理、历史、人口、土著、气候、动植物、物产等方面进行了拓荒性的研究和介绍。1868年廷得尔出版的《海南岛地理概述》开启了外国人对海南岛的学术研究[10]。除上述洋人之外，英国医学传教士师惟善（F.PORTER SMITH），南洋史研究的开拓者、英国驻华领事费笠士（GEO.PHILLIPS），在吴语语言学上有重大贡献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EDKINS），英国公认的汉学家、传教士伟烈亚力（A.WYLIE），美国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卫三畏（S.W.W），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等都是比较活跃的撰稿人，他们当中很多都是毕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笃学之士。而从撰稿人的国籍来看，以英国人最多，这跟当时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强大不无关系。19世纪下半叶，随着大批汉学家的出现，英国汉学对促进19世纪欧洲专业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知名外交官、汉学家等权威学者的参与又激发了普通读者参与的积极性，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和国际传播影响力。

除了撰稿人群的权威性外，其稿源的开放性也是该刊物成功创办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日释疑》稿件并非少数人的专技，而是有着广大的读者参与。从来稿者的职业来看，涉及各个职业阶层，有外交官、传教士、海关洋员、法学家、医生、语言学家、商人、植物学家、园艺工作者、收藏者、建筑师、旅行者、报刊记者、律师、学生等。他们中的很多后来都发展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此外，来稿者的地域分布也非常广泛，他们来自北京、厦门、广东、福建、上海、汉口、福州、宁波、香港、伦敦、山海关等各个地区。

（二） 《中日释疑》月刊的严肃性

首先，在作者的署名方面就体现了该刊物的严肃性。《中日释疑》发刊词中就声明：“‘释疑’栏目必须要署上撰稿人的姓名，当然可以是笔名，以保证文章的真实性，而‘问询’部分则可以不署真名，这部分不需要核验身份。”[2]1可见，办刊之初，就确定了《中日释疑》作为一份严肃、专业的刊物，并规约着刊物发展的方向。在具体实践中，“释疑”和“答复”两个栏目中的稿件都是署作者的真实姓名，当然有时是英文名，有时可能是中文名。如来稿最多的汉学家梅辉立，有时候署其英文名W.F.MAYERS，有时候又署其中文名MEI-HWEI-LI。

其次，《中日释疑》刊物的严肃性还体现在编者对来稿严谨的态度。对于已发文章中发现的小错误，及时进行勘误，以保证读者得到正确的信息。如第2卷第10期中，刊末的ERRATA标题下，编者就前几期发现的几处小错误进行更正。“1968年9月第9期134页中，第二栏，第4行，Flags应改为Floss；135页第3行villages应改为valleys；136页第15行，reals应改为fine；第43行hill应改为hills；第44行，flavored应改为flavor；第51行grapes应改为grasses。”[11]从勘误内容可见，无论是单词使用上的错误、拼写上的问题或者是语法等小错误都一一更正，足以体现编者的认真、仔细，以及刊物的严肃性。

最后，在栏目格式的规范性方面，《中日释疑》的编者也是一丝不苟，极为重视的。编者几次就“答复”栏目中格式的规范性进行提醒。如第3卷第2期“通讯信息”中提醒：“撰稿人在回复问询时依然要遵循回答前用括号标注所回答问题的期号和页码”[12]，这样便于读者查找所回复的问题。编者为了保证对问题讨论的深度，还几次对同一个标题下不能同时提问几个问题进行限制，强调要针对一个问题集中讨论。如第一卷第8期“通讯信息”中，强调“读者进行‘问询’时，不要在一个问询词条下面，同时咨询不同的问题，每次集中一个主题进行询问”[13]。通过编者与撰稿者的沟通，能够使刊物的来稿更符合期刊的总体安排和设计，从而使刊物按照最初的设计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三） 《中日释疑》成熟的营销策略

《中日释疑》获得了当时国内外读者的普遍欢迎，期刊行销世界各地，如第一卷第8期，编者在“通讯”中就提到“（刊物）具有强大的销售渠道，而且毫无疑问受到了热烈欢迎”[14]，其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作为外交官的主编但尼士在多年办刊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出版营销相关经验，并在主办该刊物时使用了一套成熟的营销策略。

第一，多地设置代销点以方便读者订阅。办刊之初，就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设置销售代理点，订户可以通过自己所在的地区就近进行订购而不必千里迢迢到香港订阅，这样减少了订阅的麻烦，使读者可以及时、快速地阅读最新的期刊。

第二，推行广告业务以保证期刊运行经费充足。期刊的运营都需要经费的维持，这是所有刊物都要面临的问题。在《中日释疑》创办之时，主编但尼士经常在刊末推出广告业务，通过刊登广告收取费用。如1867年的第一卷第5期中就写道：“广告费用 2S，6 d.per five lines；and 6d for each additional line。”[15]寥寥数语就把广告费用清楚明白地告知读者。有时候还直接进行一些销售活动，如第 5期最后设有 “ON SALE：AIMING DRILL CARDS.PRICE （colored）...50 CENTS”[16]。类似的销售广告还有第一卷第4期最后刊载的“FOR SALE：The HONGKONG SIGNALS，ALSO the principal House Flags.Printed in colors，price...one Dollar”[17]。由于刊物内容与广告的冲突，期刊从第二卷开始进行了调整，广告不再是直接附在后面，而是另外单独刊行。这种调整客观上也反映了广告数量之多。从结果来看，由于实行了成功的广告发行策略，《中日释疑》一直能有足够的刊物运行经费。而且与其他刊物不同的是，其终刊并不是因为经费不足，只是因为主编要返回欧洲而不得不移交他人等客观原因[18]。

第三，利用特色栏目和独特排版风格发展读者群体。首先，刊物坚持文化传播的地位，经常为全国著名出版社的各类文化图书、报刊的出版发行进行广告宣传，并为读者的一些书目需求免费刊登信息，这是在发刊词中承诺过并一直坚持践行的一个栏目。其次，《中日释疑》还通过专设读者与读者互动栏目，将读者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从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化被动为主动，既增加了稿源，又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同时提高了读者参与刊物创办和运行的热情。例如第二卷就有读者来信，肯定了“问询”和“答复”栏目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最后，为了保证读者群体阅读的连续性，使读者对《中日释疑》英文月刊产生一种连贯的出版印象与阅读风格，还采取在一期中回顾上期目录，并预告下期目录的策略。这种做法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不仅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更可以激励他们持续订购，从而达到提高销量及保证刊物运营拥有足够经费的目的。

五、结语

“近几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人逐步‘发现’和建构的历史。”[19]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尤其是香港被英国侵占之后，越来越多的西人渴望或者已经来到中国，用异域的眼光来打量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感受、研究和评论。一方面，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互通信息的必要；另一方面他们原有的源自天主教传教士、商人、旅游者等的信息都因种种原因而过时或存疑，因此他们需要更为专业的信息来源。基于此，但尼士创办了一份纯正的汉学刊物——《中日释疑》，该刊物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为西方读者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汉学知识的西传和专业化发展，成为当时建构中国对外形象的重要途径，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有重大的推动作用。1872年，一份持续长达29年、同样由但尼士主办的、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知识的西传发挥了更为深远影响的《中国评论》的创办，无论在栏目设置还是关注领域方面都是对《中日释疑》的延续。而在此之前的《中日释疑》月刊在1867年1月至1870年12月短短四年的存续时间内，以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熟的编译实践与有效的出版发行举措，在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日释疑》月刊的编译模式与运营实践对于现代汉学知识的域外传播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