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政江

摘要：葛兰西身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国际著名的理论家，在著作《狱中杂记》中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育，基于西方社会实际设计了独特的革命战略，本文拟通过分析葛兰西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涵，指出葛兰西对西方革命实践的反思，并通过对其革命思想的论述，思考其时代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 市民社会 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以及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因素的探讨。虽然各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理论观点上差异颇大，但在对国际革命运动思考中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试图依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结合西方的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制定新的策略。

葛兰西的思想，正是该特征的体现，俄国暴力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得各个国家有信心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和俄国的结果不同，西方国家的革命均以失败告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并提出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主的革命观，葛兰西的思想便是以此为主导，提出了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这两个核心范畴为基本内涵的西方革命观。

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市民社会概念起源于卢梭等人，以“社会契约论”为主要方向。并且该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时期得到了发展和深化，为两者在社会经济的论述上提供了重要帮助，但与前者不同的是，葛兰西虽然也将市民社会当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进行探讨。

葛兰西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其中“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代表着一定社会集团的直接统治的实现，取得统治权的集团实施的是直接的权力，以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为代表。但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上，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社会组织的总和，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阶段时逐渐独立的产物。葛兰西指出“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市民社会代表着由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民主的文化领域，是与政治社会并列的上层建筑的主要层面之一。

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导致东西方社会结构不同的最主要原因，市民社会的生成主要是由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化特性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契约和理性化原则的对政府的建构使得市民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中介，国家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致使政府不单纯依靠直接性的措施，而是通过市民社会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功能，以合理化和民主的方式来完成对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安排和取得民众的认可。

由此可以看出，独立的市民社会导致了政治的强制性因素的弱化以及国家的文化和教育职能的增强，也因此使资产阶级不但拥有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也同样取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统治阶级通过文化上的“领导权”行使国家的暴力和强制职能，让西方发达国家在拥有暴力特征的同时还具有着契约的特征。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现代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就是某个统治阶级的社会集团对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来体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安排。在这种意义上，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是不可分的，市民社会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阵地。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由列宁提出的领导权概念指的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所强调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在葛兰西的观点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通过道德等手段来维护统治。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领导，让统治阶級的道德观、价值观影响其他社会集团，让被统治阶级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这就是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提出取得文化领导权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取得政治领导权的前提，西方国家具有的二重性质导致统治阶级的统治是总体的统治，掌握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分析道“‘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战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在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文化领导权是统治稳定性的重要基础。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若是要达成革命的胜利，不能仅靠以暴力为特征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模式，更重要的是争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导权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社会集团应在取得政治领导权之前就取得精神方面的领导权，这也是引导其他的社会集团认同无产阶级的文化、获得革命的成功的前提，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失败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同于传统国家可以靠打破国家机器来获得领导权，葛兰西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的牢固性，提出必须采取以意识形态斗争为形式的“阵地战”模式，通过逐步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逐步占据资产阶级阵地。其中的关键便是作为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的生成，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和“有机的”两种，前者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认为自身处于社会历史进程之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后者与由之产生的阶级具有理论和实践上联系，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意识，担当着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批判等职能，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属于理论的重要部分，引导民众作出符合阶级利益的价值选择，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的，并在阶级历史进程实践中从个体转变为组织者，以教育群众的方式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使阶级能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动地位，最终取得文化领导权的胜利。

三、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分析和价值思考

葛兰西针对西方国家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核心的文化革命观，这种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为暴力革命的前提的观点不同于由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获得的政治领导权，因此有学者认为文化领导权理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将暴力斗争认为是文化领导权斗争的从属，认为他放弃了对政治领导权的追求。

这个观点显然片面化了，葛兰西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整体的有机过程，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和政治建筑之间的中介，并没有忽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将暴力夺取政治领导权和教育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斗争辩证结合看待，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是关键，而政治领导权的获得才是目标。因此，批判葛兰西市民社会的认识和文化领导权是放弃无产阶级对政治领导权的斗争显然是错误的。

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思想未曾脱离革命实践，并且在葛兰西对于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中也能发现葛兰西是以实践为基础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认识，通过实践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和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本质。葛兰西把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在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时，也强调市民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调控作用。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联，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对民众的影响便体现了意识形态特征。因此可以认为文化领导权就起到了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点实际上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和革命的推动作用。

虽然对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理论论述不一，但我们不应忽视该理论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贡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正确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问题、思考人类异化问题提供了帮助。也让我们更加深刻意识到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在當时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科技的创新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越加广泛，逐渐显现出了把握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此，在当前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能够继续给我们提供有效的启发和解释的依据，为我国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提供重要的助力。

参考文献：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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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学版），2011，56（02）：127-130.

[4]刘近..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再研究[D].武汉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