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玲，黄 英，国万忠

（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2.厦门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3.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村干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从基层和谐到地方发展再到国家稳定，以村干部为主导的乡村治理一方面与农村广大人口的生存状况、发展质量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同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执行效能休戚与共［1］。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村干部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正逐步由自治化、业余化走向行政化、职业化。村干部是解释乡村治理绩效的线索，也是比较村落发展差异的变量，是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2］。区别于党政成员“官”的身份，同时又有别于乡村大众“民”的定位，村干部根植于官民衔接层域，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逐渐被赋予职业构成多元化、空间分布离地化、阶层结构平民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等特征［3］，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4］。有学者提出，推进村干部职业化的条件尚不成熟［5］，村干部公职化会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组织断裂［6］；会形成“半行政化”，导致村委脱离群众的“悬浮型”治理［7］。也有学者认为，受制于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性、组织性和文化性等难题，推进村干部职业化是切实可行的选择［8］，是现实需求和情境倒逼的产物，是其必然的内生逻辑［9］。实践中，随着乡村治理环境日益纷繁芜杂，村干部职业化正演变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