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诗楠

在自由主义理论家眼中，作为自由贸易以及跨境流动的先锋，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的重要性凸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无国界”“去国家化”或“去政治化”的特质能够超越国家层面，在未来多中心或多主体的全球治理机制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随着以中美竞争为主线的大国竞争格局逐步显现，跨国公司（不论其母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东道国（不论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营行为也逐渐变得“不自由”。其中，高科技跨国公司受到的掣肘尤为明显。本文从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关联度切入，探讨高科技跨国公司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的机制，并以此探讨这类跨国公司（再）政治化与（再）国家化背后的动因、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应对策略。

在行文逻辑上，首先，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梳理自由主义理论对跨国公司角色的两大假定，并基于现实的进展对这些假定进行反思。其次，基于先进技术的特质，探讨高科技跨国公司（再）政治化的内涵，即在国内层面的“政企互赖”及其在国际层面引发的“国家间互忧”。再次，提出技术主权观念的出现及全球传播对高科技跨国公司（再）国家化形象的塑造。而这种观念的出现不仅会推动企业和政府公共关系战略的调整，同时还会促使各国对来自外国的高科技跨国公司进行规制、限制甚至是打压，而这类行为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是不合法的。最后，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影响进行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