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 范军 王健 严安林 吴莼思 仇华飞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与中国外交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织。要了解世界政治中各国的内政和外交，就需要对各国政治生活中主要政党进行研究。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了解中国，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对从事外交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分析、阐释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更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工作之间的紧密关系。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资源，是我们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丰富外交学理论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学理源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有若干重要议题需要深入思考。

（一）宪法和党章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党章是每一个党员的根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共同纲领到宪法，都确立了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章程也经过了多次修订，其中的很多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以及不同时期关于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立场。我们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外交，一般比较重视其宪法中的外交思想和原则，尤其是研究竞争性多党政治国家的外交思想，一般只要从其宪法入手就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但是如果研究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发展，除了要重视中国宪法中的外交思想和原则之外，还需要将宪法和党的章程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思想的根基以及脉络;否则，对它的理解就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国对外工作基本原则、指导思想、立场等方面的诸多论述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其世界观、价值观、执政观等必然深刻体现在宪法之中。

（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对外工作

发展中国家不少政党在领导民族解放或者革命过程中，在思想、理论、组织和实践上，很少有为解放和革命后政权建设进行系统谋划和准备的。同世界上很多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中，就很重视政权和组织建设，其中就包括外事组织建设和对外工作。在不同阶段的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外工作方面的机构建设和人才储备工作，为后来执政积累了宝贵的组织基础和外交经验，包括培养了一批外事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从而为夺取政权以后迅速开展外交工作做好了准备，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对比战后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斗争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在革命后的政权建设方面显然准备不足，导致执政根基不稳。《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革命阶段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逐步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问题，初步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及思想，不仅要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外交和党的对外工作，而且应该重视1921—1949年这段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外交思想、对外工作组织、外交外事人才储备等。

（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

学术界一度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外交是“革命外交”，改革开放后是“和平发展外交”。在西方的中国研究话语中，“革命外交”是指在中国外交史中出现了较大曲折，暗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才回到了“正常”状态。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外交不能相互否定，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外交，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外交。结合百年世界历史和百年党史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世界大势是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正义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外交当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主张独立与和平，这也代表着世界大义。随着殖民体系终结，世界上主权国家体系基本定型，和平與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及时将对外工作调整到和平与发展上。结合百年世界史来看，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在道义和理念上是一致和一贯的。如果再结合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独立的行动在各个阶段也是一致和一贯的。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就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论断。

（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党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中来认识，从政治学学理层面揭示三者的原理、逻辑。国际上很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但一般侧重历史的描述，很少看到从政治学角度对这个命题进行阐述。

做好这方面研究有几项基础工作，一是要了解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的外交逻辑;二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制度体系、中国外交制度;三是以通行的话语对特殊的知识进行概括，从而提升中国政党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者。2018年3月，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政党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众所周知，竞争性政党制度对外交的最大影响，就在于政党轮替对一个国家外交连续性和确定性造成的干扰。例如，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很多国家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影响下，外交政策波动和反复很大，缺乏确定性和连贯性，成为世界性的外交难题。但是，在中国的新型政党政治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在思想、原则、理念和政策上具有高度稳定性、连贯性和确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这一点，当前很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进行学理阐释。

（五）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中公道思想的挖掘

中国共产党有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外交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有八个字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党章中提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百年过程中，“公道”是最能反映其对外工作理念的词汇，“公道”实际上也是中国外交的一种基本价值观。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由于政党只是特殊群体或者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其很难做到公正、公道。这种类型的政党在偏向某一边时，其在理念、政策、外交上必然狭隘化，有时甚至极端化。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政党。在对外工作中，中国共产党重视按照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际道义作出独立判断，进而制定对外政策。党章中阐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公道思想的体现。1956年，毛泽东提出判断是否属于干涉内政的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是“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 。有的国家利用他国内部政党矛盾对其进行干涉、分化，这些都是国际关系以及政党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各国政党显然需要有更强的外交约束，避免利用他国内部政党政治干涉其内政。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要恪守和奉行公道，就会站到历史发展的正确一边，就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21世纪的世界，迫切需要公道的价值观来纠偏。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形成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体系的基石。独立自主外交就是在国际体系中坚定维护中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决策与解决本国问题的自主权，中国人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各种国际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自行决定对待国际事务的立场。邓小平说，独立自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外交信念源于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不断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百余年，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不断扩大和强化，中国在外部侵略者的蹂躏下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列强的欺侮和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汇成了汹涌的反帝洪流。中华民族要获得独立和尊严，就需要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独立自主外交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基本思想和经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并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一）独立自主思想和行动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存在如何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和推行。当时党的领导人认为，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是后来的左倾领导人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听命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的任务，再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的错误指挥，使中国革命一次次受到重挫，红军被逼入了绝境，被迫长征。这些惨痛的经历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2021年2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专门谈到这段历史，强调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二）独立自主思想是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保证

独立自主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实践相关。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必须十分谨慎地应对国民党消灭异己的图谋。国共合作的形式本身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苏联从自身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出发要求中共中央的政策与其协调，共产国际又相应作出了与苏联对华政策一致的决定。它要求中共中央要坚定地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谁占优势”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的态度显然增加了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国际共运中坚持独立自主。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和关键，解决了中共党内涉及对苏联政策的政治路线分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国际事务和党的对外关系时，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强调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不可能离开与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地取得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国情，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一个立足点。在这种环境中，企图放弃自力更生，主要寄希望于外援，是完全错误的。抗日的外交应执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党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这就间接否定了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的苏联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坚持抗战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那时构筑的理论框架此后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思想遵循。

（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符合国际社会主权平等原则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已为《联合国宪章》所确认。《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之关系，应基于尊重主权平等之原则……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联合国宪章》确认主权平等原则，反对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对于保证国际关系正常发展、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特别是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平等原则意味着各个国家独立自主并相互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要建立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关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旧中国遗留的外交关系问题。国民党政权曾经把中国的大量主权和利益出卖给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对此，中共中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这一政策改变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中国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之日即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指引中国外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全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思想的发展与特点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致力于对外交往和外交工作，并将其作为党的建设、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工作。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是中国外交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发展进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以后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东方战略思想和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努力实现民族独立。在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有了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积极主动地开展与盟国特别是与美国的交往。尤其是1944年夏天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驻华美军合作的开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对外工作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交往思想全面提升和转型为国家的外交思想，并指导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虽然在初期由于两极格局和美国的 “扶蒋反共”政策，为了巩固新政权，捍卫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三大政策，坚定地站在爱好世界和平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与此同时，中共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謀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第一次完整体现和系统表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确立，极大地增进了亚洲新兴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和认同，而且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多边舞台推广到了国际社会，从地区性国家关系原则发展为国际关系准则。在中国与17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都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逐渐破裂、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人民日报》1964年1月21日社论《全世界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在阐述毛泽东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中间地带”分成两个部分，即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整个西欧、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并分别称之为“第一个中间地带”和“第二个中间地带”。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思想使得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与法、日、奥、意等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取得局部突破，有效拓展了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战略空间。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事实上成为中国最大的现实威胁。与此同时，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呈现“苏攻美守”的新态势。为此，毛泽东决定改善中美关系，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他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上又进一步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立足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格局现实，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这些理论和战略思想有力推进了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建设，不仅有效维护了自身国家安全，而且通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彻底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也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抓住当时国际关系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特点，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战略判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了“真正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同时，邓小平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正是在这一重大外交战略思想转变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发展，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为此，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其中核心思想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一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逐步打破西方封锁和制裁，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此后，江泽民、胡锦涛又针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相继提出了尊重世界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新“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倡导新安全观、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思想和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特别是作出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判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外工作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习近平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例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为重的正确义利观等。

（二）鲜明特点

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人民性。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以反对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解放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为此，中共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建立处理国家关系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周恩来指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需要和平，“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理念和思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又以行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

第二，坚持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对外交往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前，即使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依然努力坚持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国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强调，“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  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是提出了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三，坚持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际格局和国内发展的变化为前提，与时俱进，善抓机遇。抗日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反帝的同时，及时参与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促进中共自身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两极格局及其内部变化，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了“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一条线”“一大片”等外交战略思想，有力维护了中国的独立，拓展了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国际格局发展的新变化，准确判断并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对外开放，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又与时俱进，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开展涉港国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自1997年7月1日回归以来，香港虽然历经国际经济与金融风暴冲击、非典疫情等因素影响，香港总体保持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一国两制”方针得到了较好贯彻和落实。但与此同时，自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莫名焦虑，在涉台、涉港、涉藏等一系列议题上挑起事端，企图以此阻挠与遏制中国崛起，尤其是不断介入香港事务，阻挠“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宗旨，在相关问题上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坚决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一）党中央开展涉港国际斗争的政策与理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强化对港政策论述，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第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要遏制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并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处理港澳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原则，而且是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实际上，在召开党的十七大时就已经表明了“积极支持香港、澳门开展对外交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的立场;党的十八大提出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显然是要积极应对外部反华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涉。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与港澳特区政府以及行政长官的“宪制责任”。明确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港、澳的高度自治权构成“一国两制”的“一体两翼”，强调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也要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

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列入“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内容，表明了“一国两制”在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概言之，党中央在港、澳政策方面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完善与发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命题，认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立场，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基本内涵，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

（二）党中央开展涉港国际斗争的实践成果

第一，发表白皮书，向国际社会阐明政策原则立场。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香港回归17年后中央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全面系统阐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并突出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第二，排除外部势力干扰，平息非法的“占中”活动。2014年9月至12月，香港一些人非法集会，进行所谓“占中”活动，“占中”组织接受西方国家机构在资金、政治、媒体等方面援助，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表有关声明表示支持。针对外部势力的干预，我们进行了坚决斗争。2014年9月29日，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希望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以任何形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动，不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由于非法“占中”活动严重扰乱香港经济、社会与民生，遭到了多数香港民众与中央政府的坚决反对，这项非法活动最后被彻底取缔。

第三，开展涉港外交工作，排除外部因素对港事务的干预。随着2012年后香港“政改方案”启动、外部力量介入、“占中”活动出现，涉及香港事务的外交工作就是防止国外敌对势力侵犯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反对他国干涉香港事务，特别是反对在香港政改纷争中介入最深的美、英等国的干涉。通过国际斗争，表明了中国政府要求各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例如，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问题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以下简称“831决定”）后，9月1日，日本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高调声称，强烈希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护香港的自由和开放体制。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强调“831决定”的正确性，强调香港已经回归，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明确指出，香港“占中”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保护香港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2015年10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中指出，中华民族对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高度敏感。中国希望美方恪守有关承诺，不支持任何旨在损害中国统一和稳定的行动。奥巴马承诺美国不介入香港事务，这是其继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否认美国与香港“占中”活动有关后，再次就香港问题公开积极表态。

第四，平息“修例风波”，止暴制乱。2019年6月，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特区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之机进行各种对抗活动，不断升级暴力活动，最后演变成社会动乱。美、英等西方反华势力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为此，外交部发言人指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对有关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再次告诫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第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占中”事件与“修例风波”“黑色暴力”活动，反映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漏洞与缺失的问题，凸显了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此，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第六，调整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堵塞外部势力干预香港的制度漏洞。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这标志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在国家层面采用“决定+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立法工作顺利完成。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而深远，特别是可以防止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选举制度漏洞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确保“爱国者治港”，防止香港成为反中乱港和外部敌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基地。

（三）党中央开展涉港国际斗争的主要特点

第一，坚决反对与遏制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强调，“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  针对2018年3月15日英国政府发布2017年下半年《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污蔑“一国两制”整体运作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英方无权干涉，也没有任何干涉的空间。英国政府发表所谓的报告，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妄加评论，试图以此显示自己影响力，只能是枉费心机，只能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

第二，外交工作紧紧围绕维护与确保港澳地区国家主权展开。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始终是涉港事务外交的本质要求与相关工作的主要目标。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讲话中强调，“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第三，通过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2021年2月22日，王毅指出，“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第四，抓住主要斗争对象，开展针对性斗争。如在香港“修例风波”与国安立法中，美、英的反应最为激烈，通过了一系列涉港反华法案，发表了相关政策谈话，甚至“制裁”中方人员。为此，中国进行精准反制，制裁美、英相关人员，达到了震慑效果。

第五，联合对华友好的国家、国际组织以及相关人士积极开展国际斗争。例如，2020年10月8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巴基斯坦代表55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坚决反对借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努力，很多国家单独发言支持中国，呼呼加强团结合作，拒绝对抗分裂。

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安全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堅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国际安全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入思考和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国际安全理论的构成基础

中国共产党进行国际安全理论建设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指导理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时就关心国际安全问题，思考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和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时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是在那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竞争中，中国的主权根本无法得到维护。这促使当时的有识之士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诞生之日时起，在此后的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思考国际事务与中国主权、安全的关系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形成其国际安全理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处理国际安全事务的丰富经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百年间，国际、国内形势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不断在与强大对手的较量中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国共产党在尚未掌握政权前就展现了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能力。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成功地开辟了外交空间，中华民族以日益强盛的姿态走向国际舞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上经验丰富，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国际安全理论的宝贵实践财富。

第三，中国共产党注重用科学、先进的理论指导各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就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思想和理论探索为建设国际安全理论提供了哲学指引、政治保障和科学方法。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安全理论的基本内容

国际安全的具体内容十分丰富，但就学科建设而言，其基本架构包括安全目标的设定、实现安全目标的路径以及手段这三方面内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是我们理解其国际安全理论的主要途径。

第一，在目标设定上，中国共产党国际安全理论的鲜明特点是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安全目标。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力量虽然非常弱小，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领导中国的进步力量推动革命的发展。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应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给国际安全带来的影响，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

第二，在赢得安全的路径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安全理论强调道义与力量相统一。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这段经典分析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赢得安全的思考。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正义一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有时候仅有正义是不够的，要赢得安全，力量也非常重要。“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  中国共产党人还认识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第三，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创造。在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理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等。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理论、运动战理论、游击战理论等都影响深远。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如何保持安全状态，如何使和平持续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先探讨了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然后又探讨了国际制度与安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三）中国共产党国际安全理论建设的方向

当前，一方面，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理论建设。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明确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就进一步贯彻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一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三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五是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六是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七是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八是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九是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十是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安全理论建设已经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必将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

新安全观——中国特色外交安全新理念 

中国共产党对安全认知的最大特点是学习、改革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尤其是美国对新中国的禁运和封锁，中国周边以及整个国际环境十分严峻，新中国坚持把战争威胁视为自身面临的最大传统安全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安全的认知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外交理念。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安全事关和平与发展能否得到保障，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个国家的安全。习近平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提出发展是最大的安全的思想。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体现，它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将逐步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新的话语表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创新。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内容，新安全观必将为地区安全的综合治理营造更好的环境。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其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凸显时代特征。新安全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安全思想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国际和平观方面，他们通过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前瞻性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深刻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和平思想的形成有三大现实基础，一是欧洲资本主义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矛盾，二是欧洲及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交织的状况，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生产力发展和帝国主义特性，明确提出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避免民族摩擦的观点。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够平等相待，友好共处。

（二）新安全观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被置于建设的重要地位，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核。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普遍安全的国际社会的价值要求。因此，新安全观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其实践归宿是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在内核上是相通的。二者有相同的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的统一，这些都体现在当代新安全观的内容之中。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讲，亚洲安全观是区域化的新安全观，而新安全观则是全球化的亚洲安全观。中国在全球层面倡导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始于2015年9月。习近平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调，“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为此，他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这既要求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又要求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兼顾，义重于利。

（三）新安全观的三个时代特征

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重，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十八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论述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海洋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际安全共13个领域中所应充分关注的安全问题及相应的治理对策。

第二，安全议题的范围得到扩展，安全治理的主体也具有综合性特点。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形势下，安全议题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还可以是国家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各国安全紧密相关，解决安全问题不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事情，在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同时，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安全治理主体具有跨领域性。通过对多个领域、多个层级的治理主体和治理禀赋的综合利用才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例如，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这就需要各类非政府的金融机构和科研部门共同参与。

第三，保障安全手段的综合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传统军事手段维护国际安全显得力不从心，综合使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来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同于传统安全问题的地方在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这进一步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难度大、过程长、综合性强。很多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盘根错节、十分复杂，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还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因素。因此，安全治理的手段需要综合各层面、各领域的力量，才能从根源上有效解决问题。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它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可持续安全是对国际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全新理解。

（四）新安全观的现实意义

新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安全理念认知的新发展、新飞跃。其包含平等、互信的安全基础，普遍、共同的安全目标，对话协商、团结合作的安全手段，发展与安全交融统一的安全保障四层核心内涵。新安全观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体现了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对传统安全理念的拓展、对国际关系法治的强化、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精神的坚守。它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思想、人本思想以及系统思想，对当代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新安全观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分析当代国际秩序演变的智慧结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关安全认知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开展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创新发展了党的国家安全指导理论和实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带来了新安全观主导的新时代。新安全观深入到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层面，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环境、能源、糧食、反恐等各个议题领域。奉行不同价值观和实施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国际机制来应对全球性问题。在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安全治理可以借助多边和多层次的国际制度实现全球联动，从而达到合作治理的目的。

[责任编辑：孙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