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卉　徐永辉

摘 要：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受东道国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用2008—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33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工资水平、自然资源状况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中国对东南亚、南亚、欧洲地区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主要受劳动力成本影响；自然资源状况对中国在中西亚地区沿线国家的投资影响显著。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加强同沿线国家交流磋商，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企业应优化投资布局，提高产业合作层次，实现投资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东道国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6）09-0039-04

[作者简介]翟卉（1992-）， 汉族，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徐永辉（1963-），朝鲜族，吉林省吉林市人，商学院国际商务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投资。

随着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切入点。近年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2016年1—4月，中国企业对沿线4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91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2%，同比增长32%。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合作，要深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优化投资布局，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共赢”。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针对不同样本，变量选择和结论也不同。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从东道国角度，选取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市场规模、人均工资水平、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科技创新六个因素，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首先结合“一带一路”国家具体情况，做出以下理论分析和假设。

（一）政治稳定性

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企业倾向选择与母国往来友好、政局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以保证投资安全和收益。“一带一路”各国政治局势状况不一，会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

假设1：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稳定性正相关。

（二）市场规模

投资目标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市场规模越大，预期东道国消费能力和水平越高，企业通过OFDI就越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获得更多利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口众多，很多国家处在经济发展上升期，消费潜力巨大，预期对中国OFDI有拉动作用。

假设2：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国家市场规模正相关。

（三）人均工资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日益优化，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生产成本增加，通过OFDI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可以使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沿线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人均工资水平较低，企业通过OFDI能够缓解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压力。

假设3：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国家人均工资水平负相关。

（四）资源禀赋

近年来中国资源需求大幅上升，资源进口量不断扩大，同时资源价格上涨使企业成本增加，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中亚地区更是“能源宝库”，企业通过OFDI可以大大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现状，保证资源可靠供给，降低生产成本。

假设4：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国家资源禀赋正相关。

（五）基础设施水平

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是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企业在东道国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是获得投资收益的保障。“一带一路”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正日益完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高。

假设5：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正相关。

（六）科技创新

学习吸收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是企业OFDI重要目的之一。“一带一路”国家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同，研究特色领域和领先技术也有很大差异。在“一带一路”战略契机下，企业可通过OFDI学习利用各国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水平。

假设6：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创新正相关。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33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包括阿尔巴尼亚、阿曼、爱沙尼亚、巴基斯坦、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捷克、卡塔尔、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马来西亚、马其顿、尼泊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亚美尼亚、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实证研究目的，选取2008—2014年各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存量为被解释变量，各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二）模型设定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的上述假设和研究目的，本文将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OFDIit=β0+β1POLIit+β2lnGDPit+β3lnWAGEit+β4RESit+β5lnINFRit+β6TECHit+μit

其中，i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μ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180对计量模型进行测算。从理论看，东道国政治稳定性、GDP、人均工资收入、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和技术水平都会对OFDI流向产生影响，但某些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降低模型有效性。对模型估计之前，利用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除TECH和lnINFR、POLI和lnWAGE相关系数分别为0691、0676外，其余自变量相关系数均低于05，因而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全样本检验

对33个国家的231组数据检验，结果F值为6196，方程显著，变量整体对lnOFDI的解释性强。表3所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与东道国GDP和资源出口水平显著正相关，与其人均工资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与理论预期一致。沿线国家政治稳定性对中国OFDI有正向拉动作用，在01水平下显著。东道国创新能力与中国OFDI正相关，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多数沿线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与中国相当甚至落后于中国，故中国企业投资的技术寻求动机不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与中国OFDI负相关，与理论预期相反，但与孟庆强（2016）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的重要领域。

（二）分样本检验

“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政治环境、技术水平各异，将33个国家分为三个区域，分析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依次为东南亚与南亚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俄罗斯、乌克兰及中、西亚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约旦；欧洲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马其顿。

1POLI：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与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关系不明确，与东南亚、南亚、欧洲区域沿线国家正相关，与中西亚、俄罗斯、乌克兰地区为负相关，且作用均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政治稳定性不是决定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选择的重要因素。

2lnGDP：三个地区GDP都对中国OFDI有正向拉动作用，并且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下显著，表明在这三个地区，各国GDP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市场规模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

3LnWAGE：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西亚、欧洲沿线国家人均工资水平越低，中国OFDI水平越高。欧洲地区沿线国家人均工资水平对中国OFDI影响显著，人均工资水平每下降1%，OFDI增加178%。对东南亚、南亚沿线国家，回归系数为正，且每上升1%，投资额显著增加048%，这可能是该地区国家劳动力成本远低于中国，即使工资上涨，也低于中国现有水平，企业对这些地区投资仍有利可图。

4RES：从回归结果来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南亚、欧洲地区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不强。俄罗斯、乌克兰及中西亚地区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这与这些国家油气、矿产等资源储备丰富相吻合，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有明显的资源获取动机。

5lnINFR：东南亚、南亚、欧洲地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越完善，中国企业投资意愿越强。对俄罗斯、乌克兰、中西亚国家，回归系数为-6375，在01水平下显著，说明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反而能够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表明中国与该地区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合作正在加强。

6TECH：从三个地区回归结果看，东道国创新能力对中国企业投资选择作用不一，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有限，故不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受东道国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不同区域沿线国家投资也表现出不同动机。通过对沿线33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工资水平、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主要因素，且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合作加强。东道国市场规模是中国企业OFDI考虑的重要方面。东南亚、南亚地区沿线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水平对中国企业投资影响最为显著，欧洲地区沿线国家劳动力成本下降也能够明显提高中国企业投资水平，而中国对俄罗斯、乌克兰、中西亚地区沿线国家投资具有很强的资源导向性。

（二）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加强中国同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和便利的投资条件。根据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状况，结合本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同“一带一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企业OFDI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中国政府要增进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维护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权益，为企业营造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确保企业投资和收益的安全。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东道国降低外资企业进入门槛，实施投资便利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及投资争端协调机制。

2加快信息、金融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企业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复杂多变，政府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沿线国家最新经济动态和投资依据。同时，应与沿线各国定期召开投资招商会、博览会、洽谈会，了解东道国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市场调研和信息搜寻成本，避免盲目投资。另外，中国应同“一带一路”各国打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资金跨境流动、企业融资贷款提供便利，减少企业融资成本。

3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环境，优化投资布局

“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有很大不同，企业投资之前，要根据投资产业特性、东道国投资环境，合理选择目标国，优化产业布局，使投资项目能够在东道国得到高效运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政治、经济、技术等有利条件获得更高利润，确保投资收益。

4提高同“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的产业层次，实现投资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东南亚、南亚沿线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水平、中西亚沿线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以及部分沿线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所在，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可以大大缓解国内竞争激烈、资源短缺、成本上升的局面，大幅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但随着OFDI的增加，沿线国家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会不断上升。因而中国企业要不断深化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特别要高度重视提高产业合作层次，从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不断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过度，从而保证投资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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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