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炳

慧持是东晋名僧庐山慧远的弟弟，二人俱入慧皎《高僧传》。慧持本来和慧远一起在庐山修行，但是在晋隆安三年（三九九）却辞别兄长慧远前往蜀地。《高僧传》卷六《义解三·释慧持传》载此事作：

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远苦留不止，远叹曰：“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持亦悲曰：“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于是兄弟收泪，悯默而别。

这段材料生动地展现了兄弟二人临别之际依依不舍的情状。其中有两点颇值得注意：其一，慧远对“人生爱聚”表现出了强烈的執念，与其高僧身份不符;其二，慧远的“苦留不止”对慧持并没有产生作用，二人体现出了强烈的对比。

那么，慧持果真如材料中所述，是因为“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而出走蜀地的吗？这一出走背后是否还蕴蓄着其他动因？

《高僧传》卷六《义解三·释慧远传》载：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弱而好书，圭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

同卷《义解三·释慧持传》亦云：

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旬。善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

根据传记，慧远卒于晋义熙十二年（四一六），享年八十三;慧持卒于义熙八年，享年七十六，其时慧远七十九岁。由此可知，慧远比慧持年长三岁，与二人出家的年龄差也正好相合。又《名僧传钞·说处》卷一0云：“慧持九岁随兑（兄）同为书生，俱依释道安抽簪落发。”则可知慧持在慧远赴许洛游学之前就已经开始和他待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推测此后慧持一直跟在慧远身边，包括赴许洛游学、前往太行恒山等，如此才有二人共同师事道安出家之事。由于慧远太过出名，因此史传中多叙述其由儒玄入释的过程，而慧持则被当作附属品一般一笔带过。这固然有可能是因为慧远在二人关系中占支配地位，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慧持在二人一同出家一事上可能也发挥了作用，而《慧远传》中“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这一记载更提示我们兄弟二人在修行道路上是互相扶持、克服困难的。

后来，二人又离开道安，辗转到达庐山。《释慧持传》云：

及安在襄阳遣远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

这段叙述很显见是以慧远的活动轨迹为纲，而慧持则是如同此前一样“随远共止”。《释慧远传》记载这段经历较详：

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三七三），秦将苻丕冠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

结合两处叙述，可知慧远跟随道安南下襄阳，其后又告别道安经荆州驻足庐山，慧持一直陪伴在侧，也就是“弟子数十人”中的一个。至此，我们看到，慧持的人生一直处于慧远的影响之下。且不论二者在具体决策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在僧传的叙述中，慧持确实是作为对其兄慧远亦步亦趋的形象而存在的。

慧远“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因而选择就地修行。“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如果按照之前的行为模式，慧持很有可能在庐山与慧远相伴终老。但是，这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却使慧持暂时离开慧远，而这一经历恰恰为慧持的出走埋下了伏笔。

正如前揭慧远和慧持兄弟二人的经历所示，出家的亲属之间仍然保有密切的联系，慧持暂时离开庐山的因缘就是同他们的另一位出家亲属有关。《释慧持传》载：“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记述的是慧持送姑道仪下京都之事。当时慧持与慧远住在庐山，而道仪则在上游江夏修行，慧持是如何得知江夏的道仪欲前往京都之事，二人之间是否有音信往来，抑或慧持正好去拜访道仪而得知此事，或是道仪先到庐山，再在慧持护送下前往京都。此一事件背后确实存在诸多可能性，也正昭示了慧持出走的行为本身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这次机缘都给了慧持走出慧远庇佑独当一面的机会和挑战。

慧持在建康期间，“晋卫军琅玡王珣，深相器重。时有西域沙门僧伽罗叉，善诵四《含》，珣请出《中阿含经》，持乃校阅文言，搜括详定，后还山”。《中阿含经》卷六0《后出中阿含经记》亦载此事，作王珣“造立精舍，延请有道释慧持等义学沙门四十余人”，从隆安元年十一月十日开始，至来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讫。所以慧持大约是隆安二年下半年回到庐山的。

此次建康之行大概让慧持博取了一定的声名，不久之后，“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毘昙”，而此次讲经亦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再一次展示了慧持的风采。《释慧持传》记载此事的影响：

王珣与范宁书云：“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弟也。”王重书曰：“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琅玡王恭，致书于沙门僧检曰：“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

在慧持前往京都之前，慧远在南方已经声名远著，而慧持京都、豫章之行亦展现了不凡的实力，这引起了士族的兴趣，不由得纷纷将二人相提并论，并且认为慧持并不逊色于慧远。

由此我们想到了僧传中有不少下述书写，《高僧传》卷一三《经师·释法平传附法等传》评价释法平、法等兄弟：

弟貌小丑，而声逾于兄。

《续高僧传》卷一三《义解九·释道岳传》记释道岳与弟僧明略：

贞观九年入朝奉慰，时四海令达总集帝京，惟岳及略连支比曜，时共美之。

《续高僧传》卷一四《义解十·释道愻传附道谦传》记释道愻与弟僧道谦：

弟道谦，学行之美，少劣于兄。

这些叙述都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特点，即将共出家的亲属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潮流或者习惯。而《释慧持传》中所载的这些内容自然也具有放到这一话语和逻辑中去理解的合理性。

从材料中看，这种比较似乎都是外在社会所赋予的评价，而并非共出家亲属本身的行为。《释慧持传》中保存这段内容自然也是为了表现慧持之“高”。然而，事情仅仅如此简单吗？外在社会的舆论果真不会对当事者产生影响吗？

《释慧持传》接下来简要叙述了慧持与鸠摩罗什的书信交往，进一步表现了慧持的影响与作为，而其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引的慧持决心前往蜀地的描写。从时间上看，慧持是在隆安二年下半年从建康返回庐山，隆安三年前往蜀地的，其间还赴豫章讲法，节奏相当紧凑。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怀疑慧持的出走与当时士族点评之间的关系。《释慧持传》也记载了他在庐山的表现：

持形长八尺，风神俊爽，常蹑革屣，纳衣半胫，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为称首。

这段话传递了两个信息：首先，慧持在庐山的身份是徒属之首;其次，慧持在庐山也有相当的声望。那么慧持是否因为其声名与慧远相冲突而选择离开呢？笔者认为这一可能性很大，《高僧传》卷五《义解二·释慧虔传》的记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释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憩庐山中十有余年。道俗有业志胜途者，莫不属慕风彩。罗什新出诸经，虔志存敷显，宣扬德教。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虔乃东游吴越，嘱地弘通。以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

释慧虔是否真的是因为慧远足够“纽振玄风”而离开修行十余年的庐山，抑或是考虑慧远的存在抑制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印证了慧远在庐山这一信仰空间内的地位与权威。那么，当社会舆论将慧持拿来与慧远进行比较并且认为他并不逊色的时候，慧持的处境自然就相当尴尬了，因为这一方面意味着从声誉角度来说慧持已经开始挑战其兄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慧持应当也有能力有更大的作为。

《高僧传》将二人都列入“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的“义解”类中，也说明他们具有近似的修行特点。在这种尴尬的情境下，慧持选择离开庐山这一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为了能够使兄弟继续融洽相处，同时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尽管在慧持表达了入蜀的意愿之后，慧远十分不舍，但这并不能改变慧持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处于社会舆论中的兄弟二人彼此心照不宣的无奈之举。

慧持的故事似乎并非个案。《比丘尼传》卷三《齐法音寺昙简尼传》记载昙简尼：

以建武元年（四九四）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积薪，引火自焚，舍生死身，供养三宝。

中古僧尼烧身供养本不足为奇，但颇为吊诡的是数年后昙简尼之姊昙勇尼竟然也做出了烧身供养的选择。无独有偶，据《续高僧传》卷二九《遗身·释会通传附二尼传》记载，贞观年间在荆州亦有一对比丘尼姊妹“同诵《法华》，深厌形器，俱欲舍身”。与此类似的还有晋长安僧侣法祖、法祚兄弟，据《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帛远传》记载，帛远字法祖，由于不肯反服辅佐张辅而选择就死，而不久之后其弟法祚竟然也是因为不肯听张光之言反服而以死為誓，兄弟二人的经历与选择惊人地相似。我们不排除这些共出家姊妹或者兄弟骨子里都存在视死忽如归的气节或者至真至诚的信仰，但是联想到前文所说的世人对共出家兄弟的比较与评价风潮，就不难想到，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当共出家姊妹或兄弟中的一员做出了如此壮烈之举后，剩下的人是否会因世俗之比较而面临相当的压力呢？而这种压力往往就有可能迫使他们模仿其亲属的壮烈行为。

可以说，无论是慧持的出走，还是赴死的昙勇尼、荆州比丘尼姊妹与法祚，在某种意义上实则都是将外在评价的压力内化于自己的行动。而在这种压力与行动中起纽带作用的正是共出家亲属间的世俗关系，并且深深带有俗世同气间一较高下、不甘落后的影子。

具体再回到慧持出走这一事件中，除了外在评价这一压力外，客观地说，建康与豫章之行也让慧持看到了自己生活中去除了慧远光环的另一种可能性。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可能性或许也是造成慧持出走的内在动力。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慧持的出走是相当成功的，“遂乃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雅相崇挹”。只不过，不知他们兄弟二人此后是否再相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