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坊间流传一句俏皮话：“ 医界大佬一退下来就大谈人文精神，医生只要进一回ICU 就是人文大师。”似乎人文在技术与管理之外，是一份身份转换之后的顿悟，一份苦难亲历之后的苏醒。也有例外，至少前半句。最近韩启德先生出新书，书前书后、书里书外满是亲历的生命故事，其人文觉悟始于儿时一次温暖而温馨的住院经历，于是乎书名就叫《医学的温度》。这个主旨原是他一次演讲的题目，题中之意在于唤起现代医学的人文性，让人联想到医患之间的共情与关怀，悲悯与仁爱。其实，韩先生的笔底另有波澜，其意在以温度为切口，捅破现代医学的异化之窗。如果说个体温度可以“外测”，医学的温度则需要历史与哲学的“内视”，本质上是一份源自批评“内意识”觉醒的职业反思。

医学与温度的关系，由来已久，医学史上可以一分为二，即早期的内测自评与晚近的外测他评。自从伽利略发明了溫度计，医生就有了精确测量体温的行为，有了对体温曲线与疾病规律的诸多认知，典型的是疟疾、出血热的热型图。这之前，人们只是凭体感去感知，这就产生了生命境遇内感知与外感知的分野，内外有别，并非高低之差，一些疾病并非都表现在体表温度的变化上，何况采集点还很有限，存在测不准与测不全的盲点与盲区。譬如，结核病的潮热，伴盗汗，一种体内的烘热，体表温度波动并不明显。温度计的历史不长，经华氏（华伦海特）、摄氏（摄尔修斯）两度改良，走进临床生活不过两百余年。如今，先进的电子遥感技术普遍应用，虽然国内已进入疫情防控的平稳期，但各大交通要冲都安装了体温遥测装置，以粗筛往来旅客的体温，从而预判感染风险，成为一道抗疫风景。

凡事都有利弊，温度计的出现强化了体温测量的客体化、外在化，却遮蔽了主体化、内在化。于是乎人们遗忘了体内热度乃至内心痛苦的内在化体验，不在乎“ 蓝瘦”（ 难受）、“ 香菇”（ 想哭）的感受，逐渐形成了单边主义的诊疗观。无疑，医学现代性的质疑点就在于单向度的偏失，过分重视客观化、外在化，由此导致对主体化、内在化的遗忘。早年读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字里行间蹦出一奇怪的词“内景返观”，当时囫囵而过，并未深究，随着阅历的增长，忽然有些回味，什么是生命的“ 内景”， 又如何去反观？它是具象生命，还是抽象意识？是具身体验，还是反身体验？医学的温度就是一道学科“内景”，表面上是不可测的，完全是一份内感知，只能揣度，继而引发内省性反思。由此联想到韩先生近年来对叙事医学的鼎力倡导，也就在于要扭住疾苦的“内感受”与临床认知的“ 内意识” 不放，叙事医学的核心是“共情”与“反思”，在他看来，医患共情就是对他者疾苦内感受的临床确认与习得，医护反思不过是学术批评内意识的觉醒，由此带来对技术至善的诊疗决策与干预行为的重审和矫正。

这样说来，我总算揣度出韩先生撰写《医学的温度》的几分深意，旨在透过职业“温度”的价值剖析，抵达生物（躯体）与生命（ 全人）、实验室与真实世界、循证与叙事、理性与经验、高新技术干预与温情照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洽，意在培育医界的批评意识，开启医学的批评空间，甚至也包含着建构医学的批评语汇，呼唤医学的批评学派。不过，以职业批评家挑剔的眼光审视，医学批评还是一块未及深垦的荒原，尤其中国医学界，远不及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史学批评那般有阵仗， 那么有章法。因此，这项工作还需拓荒式的探索，尤其需要有先醒者的锄起锄落作为示范和引领。

说起批评，人们会深究批评的角色与权力，在这里角色不只是身份的掂量，而是基于阅历的主体意识，权力则是福柯所言的知识势能，谁来批评与批评谁，都很重要，人们更希望聆听过来人的批评、亲历者的批评，而不睬隔靴搔痒的批评、无病呻吟的批评。虽然案头摊开的是一本篇幅不大的专辑，但蕴涵的批评主题却很广：既有百姓生活中感受真切的体检迷雾、健康焦虑与过度诊疗的正本清源，对细分语境中医者临床决策思维板结的松解，对生死、痛苦恐惧与不安的剖析与安宁疗护事业的建构，也有对还原论的除魅;有透过思想史的棱镜对二十世纪医学现代性迷失（医学做得越多，社会抱怨越多，以及医学的过度生活化，生命图景的过度技术化）的针砭，对技术—人文断裂的深深忧虑，对资本驱动下医疗公平与可及性滑落的抨击;有对证据主义旗幛下循证医学的反思，也有对生命多样性、医学不确定性前提下精准医学诉求的质疑;还有对疾苦文学与现象学哲学、人类学新路径催生下的叙事医学中国化的建设性点拨。

基于现有的医学教育范式与医者学术养成，批评能力还不会是一种本能的反射与分泌，而是新的习得性反刍，需要学术养料的重新咀嚼，反思寻味。需要在职业的学术生活中强化一种称之为批评生活的节目，训练观察力，激发创造力。

细品韩式批评的哲学内核，贯穿着逻辑实证主义纲领与现象学（存在主义）纲领的对话与张力。分子生物学（还原）路径、人工智能（整合）路径的互补，一部现代医学的昌明史，列文虎克是第一功臣，显微镜打开了生命与疾病的微观世界，也开启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之门。作为病理学家的韩先生深有体会，先是由病原微生物发现带来的传染病精准防控的成功，如今是人类基因组学、细胞组学、蛋白组学展示的疾病微观图景，为丝丝入扣的病因治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过度的客观化、外在化也让医学深深陷入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泥沼，需要一份反面敷粉、反弹琵琶的对冲。于是，哲学上出现了现象学的思想异端。在现象学（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看来，批评即内省（反身性的审视能力，向内质疑的惯性），它源自事件感知、实践感知（外感知、客体感知）与理性直觉（内感知、主体感知）的交互投射，开启科学世界与生活（真实）世界，生理（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对话，继而萌生历史与哲学洞察（内观察）和后反思（内意识）。其“燃点”是历史与哲学的操练，因此，韩先生十分重视青年教师、医学生的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素养修炼。在韩先生的书里，能深深地体会到哲学就是一块磨刀石，磨砺之下出锋芒。如果说医学科学是显微镜作业，哲学就是一面多棱镜透视（广角镜、望远镜与显微镜的融合）;如果说科学是攀岩，哲学就是穿越中的超越术，既钻进去，又跳出来，既在山中，亦在山外。

人们惯用的一个批评策略是“深刻的片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韩先生似乎不很赞成，他的一个笔名叫“容之”，寓意是批评者的胸襟要宽阔，要厚道，要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可预设批评对手、对象的失陷、失落，然后再去鞭挞。披览《医学的温度》， 不难发现韩式批评的文风是质朴冲和，透出理性与诗性的统一，文章意象中既有纵横驰骋、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乍一读风轻云淡，细细琢磨则气象万千;在信息時代做一只“井底之蛙”太拙，做一只“井外之猴”又太虚，要更多地培育“虎气”，虎踞龙盘，钟灵毓秀。平时他对事严谨， 对人却厚道宽容，一方面是学术研讨环节不留情面的犀利批评，直击靶心，从不含糊;一方面是育人环节的温暖关怀。书中则彰显出不凡见识与洞察，一方面是鉴定真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分析与批评、论证的能力，从而拨云见日。批评通过解构、反思来抵达更大格局，更高品质，更优品质，更合理方向的建构，是更高层次的学术忠诚与奉献。他的批评文字如同他的书法作品，柔中见刚，透出一份外圆内方的人格风范，既力透纸背，切中要害，又叙事说理，娓娓道来，没有厉声呵斥，没有尖刻嘲讽，如同超级剑客，眼中有剑，心中有剑，唯独手中无剑。

去除片面，深刻仍然还是批评的真谛，它的另一种表述是“出格”，跳出庐山看庐山，这一跳，却是脱胎换骨，乾坤翻转，譬如韩先生在书中呼吁别把危险因素当作必然病因，不可把医疗干预作为人类健康的决定因素。他颠覆了肿瘤诊疗一律“三早”的军规，应该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着力研究“懒癌”，争取找到理想的鉴别惰性癌的诊断指标，避免过度剿杀，提出“以病灶为中心追求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缺乏意义”。他还质疑了当下多如牛毛的临床指征与临床指南的合理性，如庖丁解牛般深入剖析了当下诸多医学前沿风景中技术正确性、必然性与道德正当性、伦理或然性之间的分歧，揭示应然（能做）与必然（必须做）的分离。努力弥合技术的“冷”（冷静、冷漠、冷酷）思维与医患之间的“热”（热情、共情）期待的鸿沟。

韩先生书中反复提及医学的“初心”，关于初心的根脉，很少有人去做修辞分析，何为初心？它既是一份原本，是历史积淀，是使命感，也是一种本原，是真理之上的真谛，是终极价值。对此，韩先生进行了双向阐释，原本的意义通过历史的回溯与回望可以寻觅，本原的意义却需要重新发现，在《内在体验》作者巴塔耶看来，生命终极价值的认知常常是疾苦、生死内在体验的一种衍射，一种延伸，一种抵达，如果说痛苦尚有一定的共感特征，而死亡的感知本质上是一种陌生的“内感知”，大多数人的生命经验谱系中阙如。中国文化的认知境界是开悟，彻悟生死与苦难，何谓开悟？那就是获得一份身心的豁达，为谋豁达，人们需要踏勘医学的边界，重新丈量宿命与诱惑、青春与衰老、健康与疾病、快乐与痛苦、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距离，去捕捉纯然与相对的张力，医者也需要重新定义客体与主体，证据与故事，观察与体验，理性与经验，因果必然性与因果偶然性，外在时间（单位时间）与内在时间（度日如年），精准决策与混沌驾驭，似乎也应该收放自如，而不必固守执念，要回归“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医疗。

医学终归是人学，医道必然重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