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礼全先生百年诞辰，去年八月份写文章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提到此事，那时就想着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底到社科院哲学所做讲座，见到张家龙老师，说起逻辑室，自然谈及周先生，还谈到他的黑格尔研究。我想，就从黑格尔的逻辑学说起吧。

周先生一生写下四部著作：《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一九五七），《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一九八九），《模态逻辑引论》（ 一九八六），《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九九四）。前两本书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完成的，后两本书写于一九八0年以后。从周先生的研究成果看，晚期似乎主要是逻辑研究，与黑格尔再无关系。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以前，一九八九年首次出版时，周先生附上和师母当年怀抱长子周郁的照片，喜气洋洋，衬托出对该书的情感。该书出版前后，周先生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年会上还做了一个“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形式主义”的报告。《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小册子，先是一九五六年在《哲学研究》上连载，其中第三部分是“黑格尔论本质与概念发展”，显示出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直接联系。周先生曾给我讲过写该书的一些故事，包括他去贺麟先生家谈论关于《小逻辑》的翻译，贺先生在新版译序中说周先生“对照德文读了译稿，提了不少意见”。梁存秀先生也跟我说过周先生和他谈论贺先生译本的事情，所以，尽管逻辑室的人对黑格尔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也曾一直深受这种态度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周先生不是这样看的，而且他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深有研究。后来社科出版社再版该书时，周先生从美国寄来修改意见，委托我对该书进行修改，足见重视。我认真读了周先生的修改意见，最终只保留了周先生自己的修正，而他建议我做的修改，特别是增加关于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的相关思想，我没有敢动，只是加了几个注释。我认为，这是稳妥的做法。

二000年新年前夕，我借哈佛大学访学之机去新泽西看望周先生，陪他住了几天，和他聊了许多。有一次他让我谈一谈新近的研究，我谈being 问题，讲了近一小时，其中也讲到黑格尔的“是”“不（者）”和“变”。我对这次谈话记忆深刻，因为周先生自始至终，几乎没有说话。每次聊天，周先生说得很多，常常插话，总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唯独这次不同：至少关于黑格尔他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我只是觉得兴奋，那是自己第一次阐述一“是”到底论，而且是在周先生面前，如遇知音，无拘无束。事后回想，此前关于being 问题，我也和他谈过一些想法，他还写信劝我，这些比较玄的东西，把玩一下可以。这次我可能“玩”大了，他索性也不劝了。再后来我认识到，我谈的看法是颠覆性的，对黑格尔的看法也是如此：以“是”来理解Sein，谈论“是”与“不是”，与以“有”来理解Sein， 谈论“有”和“无”，实在是天差地别，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周先生的沉默，也许是一种批评，也许是一种默认，更可能是在思考他自己关于黑格尔的认识，使之与我谈的东西相互印证。在学术问题上，周先生向来是严谨的、谨慎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考虑成熟，他是不会发表意见的。他的态度使我更加确信，我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最初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论文写亚里士多德逻辑，题目是周先生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推理的逻辑学说》和《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前者一九六二年发表，后者一九八一年发表，我写论文时还读了后者的油印件。当时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只是相信周先生，按照他说的去做。多年以后我认识到，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经典逻辑一样，是二值的，因此强调矛盾律和排中律。语言表达中还有三值和无值的情况，也有不是非真即假的情况，因而“是”的表达形成多样性。逻辑固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得以发展，但是西方哲学家也一直在关注和考虑它。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会使人认识到，逻辑有一个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向亚里士多德的发展，也有一个从亚里士多德向后人的发展，其间是有区别的，因此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也就有了意义，对它的思考更是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黑格爾是对逻辑持否定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逻辑的一些看法很成问题，但是他的许多思考却是有意义的。周先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以为是自然的。只要是对古代辩证法感兴趣或有所研究，对黑格尔感兴趣就是自然的，更不要说国内把德国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把黑格尔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来源。

周先生晚年转向研究自然语言逻辑，《模态逻辑引论》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模态逻辑的著作，对国人学习模态逻辑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书后的“模态逻辑简史”，显示了周先生深厚的哲学史研究功力和水准。记得八九十年代哲学所来过一个德国哲学代表团，讨论方式为一对一，我协助做一些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专家讲莱布尼兹，所领导特意请周先生出来和他对谈，周先生谈论莱布尼兹关于可能世界的思想如数家珍，令德国同仁称赞不已。会后梁先生也和我说起德国人对周先生的称赞，还点评了参加翻译工作的几个人的德语水准。我在德国留学时导师是莱布尼兹专家，周先生几次和我谈论莱布尼兹，由于自己没有什么研究，在周先生面前只能听，实在是说不出什么。

《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是周先生最后一本书，他做主编，主体框架和思想都是他的，参加者很多。我跟家龙师谈起该书，共同回忆起当年周先生在室里说要写一本逻辑书，要管五十年，好不雄心壮志。家龙师说，这本书很好啊，当时国际上自然语言研究已经兴起，周先生的书在国内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实如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哲学所曾当面听周先生和王浩先生谈起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王先生不屑一顾。后来我在周先生家里多次听周先生谈论自然语言逻辑，谈论他的那本书。晚年周先生对我说，他在美国见到王浩，王浩说，礼全啊，你那个自然语言逻辑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二000年我将该书中周先生写的几部分内容编入《周礼全集》。我知道，周先生早年曾经写过关于自然语言研究的文章，他晚年的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这部分内容凝练了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认识，可以看作他相关研究的精华。

周先生曾建议我参加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我没有听从。我在德国学过语言学，也做了多年研究，对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有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周先生的不太一样。一九九二年我写出《“是”的逻辑研究》，本来准备将自然语言中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词一个个写下去，大体上也相当于一种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但是不久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一心一意研究逻辑与形而上学。去年我写出《“是”与“不者”—黑格尔逻辑学的核心概念》，固然是形而上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也是当年我跟周先生讲述对黑格尔思想认识的具体化。与周先生相比，他在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方面取得成就，却放弃了对黑格尔的深入研究，我在形而上学的研究上走得更远一些，代价是早早断然放弃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黑格尔的研究似乎是一个路标，显示出我和周先生研究路径的一个差异。

也许是借黑格尔研究来说事，以上认识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更宽泛一些说，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说到底还是偏离了形而上学。晚年周先生和我谈论最多的，其实并不是自然语言逻辑，而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他多次谈过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休谟和黑格尔，谈论必然与或然，谈论演绎与归纳，他还谈论康德的道德原则，谈论中国儒家思想的规范性和现实意义，谈论元哲学问题。有一次我和他谈起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提到《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提到达米特对经典逻辑的批评和对演绎性的辩护，竟引起他的兴趣，说一定要找来看看。按照我的理解，逻辑与形而上学，这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是融进他血液中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在他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中是看不到的。那次新泽西拜访离开时，周先生之子周芜开车送我，他说：你来看我爸爸，我们真高兴;他太寂寞了，知道你来，他兴奋了好几天。他还说，你知道，我爸爸喜欢聊天，但不是和什么人都可以聊的。这话容易理解，我做研究几十年，对此也深有体会。也许我可以和任何一个人聊天，却不会随便和一个人谈论逻辑和形而上学，而我最喜欢聊的，就是逻辑和形而上学。

张尚水老师说，周先生一生（对逻辑）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培养了王路。张老师不善言辞，说的是周先生，却包含着对我的褒奖。我始终记着这话，当作对我的鞭策。跟着周先生读书四十多年了，从亦步亦趋到自说自话，我自省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但是遵守学者的本分，我一直是规规矩矩，而研究逻辑与形而上学，我自信对得起周先生。我一直认为，在金岳霖先生的弟子中，周先生是和他的思想路数最接近的，而且周先生的聪明才智绝对是一流的。我曾妄想，假如周先生沿着他三十多岁时写的《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一直做下去，假如没有十年的折腾和耽误，假如他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假如他可以把他思考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加以细化和阐述，假如……

作为周先生的学生，我想的往往是学术方面的事情，友人大概多会喜欢像周先生给子女起名字那样的趣事。我曾经跟友人说过对周先生子女名字的解释，它们分别取自黑格尔逻辑的初始概念：长子周郁，“有”字加耳刀，次子周芜，“无”字加草字头，女儿周易，取“变”的字义。黑格尔逻辑学只有“有”“无”“变”这三个初始概念，四子再无借用，取名周元，意为初始，含“元哲学”之意，这也是周先生常谈的东西。周郁取名的故事是周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言明那几年沉浸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热情之中。其他几人名字的意思则是我的猜测。

周先生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好。我读研究生时常去周先生家，冬天暖气不足，周先生的屋里有一个炉子，炉台上总放着红薯。周先生喜欢吃烤红薯，给我讲他家乡人对红薯的偏爱，讲述他烤红薯的方式如何便捷，还请我吃他烤的红薯。在新泽西，周先生特意给我烧牛肉吃。周芜的房子在山上，高档时尚，大且新，在开放式的厨房里，在下排式抽油烟机的灶台上，周先生将牛肉放入油锅，“刺啦”一声，油烟暴起，周芜在旁一声“哎哟我的爸爸哎！”脸色都变了，连忙在灶台旁擦来擦去。周先生谈笑风生，一边翻炒，一边讲述如何烧牛肉才好吃。我想，好吃也是有代价的啊！周先生出国前住干面胡同，我住雅宝路，很近，那时我常去周先生家聊天。我一共请周先生吃过两次饭，都是在周先生从美国回京的时候，好像都在东总布胡同的仿膳。一次是请周先生和梁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请梁先生吃饭。另一次是请周先生和李惠国先生，李先生是我爱人的导师，和周先生是好友，他们的友情来自“牛棚”和干校。在北京周先生请我吃过一次饭（和室里的人去他家聚会除外），那是他招蔡曙山和邹崇理读博士之后请他们到家吃饭，专门打电话让我过去作陪。那次见面，二人毕恭毕敬，尊称我“王老师”，我说，周先生还是对你们好啊，我做周先生学生这么多年，周先生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你们要好好读书！周先生笑言，我以前比较穷啊。他还让我要好好“照顾”他们。二00三年我借访问伯克利大学的机会去老年公寓看望周先生，他再次谈起曙山和崇理不容易，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周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方式各异。对此我深有体会。

去年底到哲学所做讲座，刘新文介绍我时说，王老师培养学生，因人施教，没有千篇一律。我認为这句话说得很对，这也是我从周先生那里学来的。培养学生，首要的是尊重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过去手艺人的说法，因为是教生计，给饭碗。我们则完全不同：我们教学生是传授科学和知识，以师生的方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以传授知识的方式使他们成才或有可能成才。我今天常对学生说，我称赞周先生带我读书，教导我要严谨、细致、认真。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哪一个老师都会对学生这样说。关键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认真、严谨和细致。回想做周先生的学生所走过的路，反思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历程，我最感谢周先生的是他当年让我研究亚里士多德，使我从此走上一条研究的正路。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人非常多，出成果是非常不易的。但是仅此一点就说明，这样的研究至关重要，是有价值的。有人总想填补空白，总想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按照我的理解，在哲学研究中，空白的东西大概也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之所以没有人研究，很可能是因为不重要。研究生毕业时周先生对我说，要好好读书，要扬长补短;有些大教授年轻时不好好读书，一些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当了教授，也就不好意思向别人求教，只能不懂装懂。这话是四十年前说的，我却记忆犹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哲学”可以加字，因而可以有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研究，可以和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联系起来，甚至包罗万象，走向风花雪月，但是哲学领域中一定还有不加字的东西，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一如后人所命名的形而上学，一如黑格尔尽心竭力研究的逻辑学，一如今天的分析哲学。形而上学与逻辑密切相关，以致罗素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形而上学的研究，或者，与逻辑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研究，体现了哲学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所以也就有了“难”的评价。今天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哲学的认识，在当年也是一无所知或认识不清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曾受到一些诱惑，也遇到几次转机，若是我迷茫了，假如我转向了，我在哲学领域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登堂入室。

去年十月在舟山开会时一个朋友说，他们认为，王路把这么好的聪明才智就花费在一个“是”（being）上，可惜了。潜台词也许在说不值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我所走的研究之路堂堂正正，我所研究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没有过去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会获得今天的认识。在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还要说，没有周先生的指引，我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感谢周先生！而且，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最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