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伟鹏，孙 慧，闫 敏，2

（1.新疆大学a.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b.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2.伊犁师范大学 生物与地理科学学院，新疆 伊犁836000）

一、引 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推动“十四五”规划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我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中央政府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目前大多学者将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1］，围绕不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展开讨论［2］，但鲜有基于我国中央政府直接发起并监控执行的垂直型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展开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作用机制的探讨。

回顾以往研究，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关于指标测定评价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学者陈刚和鲁篱（1993）提出环境污染法律规制的对比研究，标志着环境规制工具研究的开始，环境规制具体测度方法有指数合成法和单一指数法［3］。单一环境规制指标主要以法律法规、环境政策条例、管理体系标准、环境税收、环境治理投资、单位产出排污比、三废排放量、政府补贴、公众环境信访数等作为替代变量［4］；综合型指标主要运用投入产出法、DEA 模型以区域减排绩效、三废治理等综合指数作为复合衡量指标［5］。从环境规制工具分类上，按照设计范围分为广义与狭义环境规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