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刊行，作为作者，有义务配合出版社“广而告之”。但与其云里雾里自我吹嘘，不如摘抄书中几段要紧的话，呈现大致立场，然后再加以渲染与铺排，展示自家研究思路之由来。至于功过得失，全靠读者评定;作者只能在不断“倒带”的过程中，略为自我辩解。

第一段话摘自附录一《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我坚信，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②

第二段话见附录二《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作为‘述学文章，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既要求‘独创性，也体现‘困难度，最好还能在论证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有很高的要求。……撰述中之‘腾挪趋避，既为了学术思路的推进，也是文章趣味的体现。”③

第三段话是从《前言》抄录的：“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④

写作时间，第一段2006年，第二段2012年，第三段2019年，十多年间，从关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学者的表述”，到强调如何兼及“学术思路的推进”与“文章趣味的体现”，再到讨论“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其中的九曲十八弯，自然是本书着重探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