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学界在追忆《新青年》杂志对中国思想史的杰出贡献时，大多会说《新青年》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其实，《新青年》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最具辐射力的观念，恐还是“自由”二字。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刊发易卜生专号产生轰动，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鲁迅为代表，将此剧当作是回应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的经典叙事来解读。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解决“娜拉出走”后的根本出路是经济独立，并发表小说《伤逝》作文学阐释。二是胡适为代表，主要不是从妇女解放的社会学角度去解读，而是主张从人的解放的角度去解读并撰文《易卜生主义》。相比而言，胡适的哲学解读比鲁迅更接近易卜生的原意，可惜当年并没被时潮所公认。但无独有偶，曹禺的话剧《日出》却无形中绵延了胡适对“娜拉出走”的幽邃领悟，甚至可以说陈白露就是“娜拉出走”在现代中国的另一种命运符号。不妨说，子君与陈白露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娜拉”，《伤逝》与《日出》从不同叙事层面回应了易卜生关于“人的自由”命题。

一、《玩偶之家》：“人的自由”命题之提出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原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但当她认清自己只是丈夫海尔茂的“玩偶”后，便毅然选择离家。易卜生把这情节安排在圣诞节，只因圣诞节与宗教有关。宗教的实质在于谨防人性堕落、引领人性升华，此谓宗教正义。以此宗教正义为标尺来测度海尔茂宗教观的诚或伪，也就洞若观火。海尔茂在看到柯洛克斯泰的信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对娜拉说，“什么事都不用怕，……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子”，并表态：“我常常盼望有桩事情感动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