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的可能：以《他乡》为例

2021-05-07李媛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4期

李媛

内容摘要：70后作家付秀莹在小说中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映照了中国五四以来反叛、出走的“娜拉”镜像。在话语层面上，其最近的一部小说《他乡》对“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命题作尝试性解答与突破。并且，简洁又诗意的文体品格，形成了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艺术经验。通过发掘和反思这些艺术经验，有助于解读其所蕴含的女性意识，理解小说中新女性的可能的寓意，而这也丰富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他乡》 “娜拉”镜像话语突破文体品格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实践中，“女性”一直存在一个性别盲区。“女性”大多承担了社会、时代牺牲者的角色。并且，“女性”往往被物化、客观化。因此，作为“女性”，她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更难以为自己发声。而70后作家付秀莹在其小说《他乡》中，以翟小梨这一女性形象，以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深入其心理世界，有意识探索新女性的可能。并且，付秀莹在这部小说中，以其独特的文体品格，尝试为翟小梨这一女性形象提供较为自洽的表达方式。而这对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实践。

一.镜像：反叛与出走

在历来的文学创作中，女性并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女性常常承担牺牲者的角色，被隐蔽、被压抑。“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1]。因此，在女性书写系统中，更重要的是看见自己、认识自己、言说自己所身处的存在。而这一切，最根本的是先把女性解放出来，將她看作一个完整、独立意义的人。

作为女性，“娜拉”一直在反叛与出走的途中，也一直在努力摆脱被隐蔽、被压抑的困境。20年代鲁迅在其小说《伤逝》中以子君的出走表达五四召唤下中国第一代独立女性的产生。但是，子君勇敢的出走，其毅然对父权的反抗，是建立在与涓生所谓的“爱”的基础上，而当“爱”逐渐淡化，涓生显露出倔傲的性格，面对困苦生活的琐碎，他非但没有与子君携手共渡难关，反而一再想逼走子君，而子君再度出走的结果却是重又回到那个父权专制的传统中。在这里，子君虽然已经初步具备独立意识，但其对父权制度的回归仍然逃不过“牺牲者”的命运。因此，子君的结局与其说是“娜拉”出走后的一种设想，更不如说是历史的无意识所赋予女性的宿命。

而在50年代，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形象备受关注。小说中的林道静是新中国背景下的“娜拉”。但是，林道静与子君一样，仍然承担了“牺牲者”的角色。在国家革命背景下，她未能清晰看见自己，个体被国家话语所遮蔽。对于国家与个体二者的关系，席勒曾这样设想：“或者通过纯粹的人压制经验的人，使国家消除个体;或者通过将个体变为国家，把现时代中的人上升到理想中的人”[2]。在这里，国家以其自己的特质压制规范个体来维护自身机制的运行，而林道静则在这种“规范”中消除自己。她满怀革命理想，在不断历练中逐渐成为她所理想中的人。但是，她也在这种从“个体”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丧失了“女性”的可能。因此，一心追求革命与独立的林道静在时代背景下，并未能逃脱“牺牲者”的角色。

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更强调女性内心生活的探索，王安忆作为女性写作的代表，其创作体现较强的女性意识。她不断在女性话语空间中延伸，站在女性角度为女性说话，《富萍》便是其创作意识的较好体现。富萍作为一个农家姑娘来上海谋生，面对自己不幸的命运和压力，她从未屈服，在现实的困境中小心翼翼地探索，寻一份安谧的心境。最终，她获得自主爱情与幸福。较之前的子君、林道静，在这里，富萍虽然身份低微，但她用自己的双手获得了殷实的回报。因此，富萍虽然是一个农家姑娘，但她为自己争取了应有的权利，这是对以往承担“牺牲者”角色的女性的一点突破。

从子君到林道静到富萍，都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反叛与出走的“娜拉”镜像。在她们的身体里，都有一个娜拉如影随形。但是，她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被看”的角色。而今，这个“娜拉”依然在反叛与出走的途中，她不仅在被看，更重要的，她要去看别人，去用自己的视角审视别人，她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她要自己去思考“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而付秀莹的《他乡》则为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解答。

二.话语：承续与突破

付秀莹的小说创作有意识打破传统被压抑、被忽视的女性观念。有评论者认为，“《他乡》是一部关于生活和情感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女性的心灵史、成长史”[3]。在《他乡》中铺陈的尽是俗世的市井生活，有女人之间互相默默的嫉妒，男女之间对欲望、生存的迷失与巡回。来自芳村的翟小梨在如此繁复错综的情形下面临心灵的考验与抉择。翟小梨这个芳村女性，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作为“人”的权利，她要对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与传统“娜拉”们相比，翟小梨在女性意识上有所突破。

一方面，翟小梨承续了五四时期关于“人的觉醒”的启蒙话语。像子君一样，翟小梨敢于挣脱家庭的藩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能守住省城的户口，她不断找工作，勤勤恳恳，不放过每一个工作机会。为了能改善自己小家庭的状况，她立志考研到北京，在读研过程中面对新的环境，她又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得留京指标，很顺利地把一家三口都迁到了北京。翟小梨不再把命运被动寄希望于家庭与父权统治，她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觉醒。作家借翟小梨进行关于“人”的思考的实践。与子君相比，翟小梨的出走并不仅仅为了追求爱情。与林道静相比，翟小梨的出走也并非仅仅为了所谓的崇高国家层面的追求。然而，这些并没有在小说中消失。章幼通决意要和翟小梨在一起，只是为了爱情。在日常茶余饭桌上，章幼通与章幼通的父亲非常爱谈论时事政治、经济局势与国家层面话题。某种程度而言，章幼通只是变相的“子君”的在场，同时，章幼通及章幼通的父亲是变相的“林道静”的存在。翟小梨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其与章幼通一家的结缘，无疑是对新世纪下的“子君”与“林道静”进行一次审视。面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所给予的压力，她不止一次感到困惑与痛苦，不止一次地流泪、哭泣。“翟小梨的成长道路充满了泪水，这不仅仅因为现实生活所遭遇的现实苦难，更重要的是哭泣。眼泪也是一代女性成长的精神表征。女性哭泣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愤怒、痛苦、伤心、委屈与情感行为的外化，也历来被视为女性的一种共同经验”[4]。在压力与困惑中，在通过哭泣来宣泄情绪中，翟小梨这一女性形象也更加明显。所以，在自身觉醒与丰富的情绪表达中，她承续了五四女性关于“人的觉醒”的启蒙话语，将自己从极度压抑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拥有了作为“人”的意识。

小说通过翟小梨无数次的回忆与流泪，无意强化了“女性”这一性别，让女性可视化。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付秀莹笔下的翟小梨这一女性形象更具体化，因而有所突破。在《他乡》中，翟小梨形象是被看与看的重合。新世纪以来，女性形象一直未能逃脱符号的象征。从苏童《妻妾成群》、余华《兄弟》等作品中，女性更多被予以欲望与性的解读。而在《他乡》中，翟小梨这一女性形象同样处于被看的客体角色。在章幼通眼中，她是“一只稚嫩的小母鸡”、“一头漂亮的小母牛”，在管淑人眼中，她是“疯狂的妖娆的小兽”。翟小梨清楚甚至认同自古以来的社会逻辑，“即使这一逻辑背后暗藏着的是强大的男权话语”[5]。但是，翟小梨也处在一个“看”的主体角色。当她意外怀孕后，在住院期间，“他的母亲和姐姐，只来过一次”[6]，并且，她们来得还不像常人那样体面，“偷偷摸摸地，好像做贼一般”[7]。章幼通的母亲对翟小梨不能给予应有的关怀，而是避之唯恐不及。在这个男权制度背景下，即便被检查出是男孩，章幼通的姐姐依然很冷漠，“他姐姐，这个年长我九岁的，亲口尝过生活苦味的女性，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淡漠地略点了点头”[8]。章幼通的母亲与姐姐对翟小梨都是如此冷漠，换言之，翟小梨原本对她们是满怀期待，否则不会有如此大的心理落差。同为女性，章幼通的母亲与姐姐没有太多话语，她们就像20年代的子君，在“被看”中被约束，她们是沉默的、是“淡淡的”。因此小说文本中，翟小梨是“被看”与“看”的重合：她被周围不同的男性、女性所看;同时，她也作为看者，观察其他女性。

所以，翟小梨这一女性形象的建立是关于“一个完整的人”的呈现：翟小梨有自己的思想，能够独立思考。在学业与工作上，她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求胜，希望在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站稳脚跟。但是，她也在不断寻找人生与家庭的定位。而她最终选择向幼通的回归，期待夫贵妻荣的生活，貌似退让、妥协，实则进一步认识了自己、接纳了自己，而不是一味求胜、求全，争得“女性霸权”。因此，《他乡》对“娜拉走后怎么办”这一问题作出的尝试性解答也是对历来的女性书写的一点进步与突破。

三.语言：简洁与细腻

对于女性写作而言，语言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认为语言是男性的，《圣经》中亚当为万物的命名、《史记》中记载伏羲造字的历史，都由此证明男性对语言的垄断。而女性书写，第一步就是挣脱男性语言系统，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相比于男性，女性語言的表达相对简洁。“女人则因为她们缺少在古典语言和古代修辞方面的正式训练，其写作风格‘简单朴素、‘很不正式”[9]，并且，女性语言更感情细腻。“女人的语言则充满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与她们的身体有着亲密的关系”[10]。而付秀莹的《他乡》则体现了这种女性语言色彩。

一方面，从形式上看，《他乡》语言简洁，干净凝练。在小说文本中，没有冗长拖沓的长句子，每一个表达都是短短的，更没有引经据典、文言的夸饰与炫技。小说在扉页上这样写道：“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回忆往事。比起往事，如果一定要，我更愿意谈论现在。现在，我的生活似乎不算太坏”[11]。小说在平缓的叙述节奏中，以这样的回忆与反思为全文定下了朴素深厚的基调，其简洁的表达传达了作家朴素真实的写作态度。小说语言句法简单，没有太多较长的复合句，而是用近似直白的口语化表达展开故事。其实，《他乡》虽云长篇，但叙述的只是一些琐碎的平凡小事、日常点滴。而简洁的语言正契合了小说的叙述内容。所以，小说简洁的语言体现了女性写作特色。

另一方面，从文体上看，《他乡》极富短篇气质。这种短篇气质的表现不仅在于其简洁的语言表达，也在于其细腻的情感。“情感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构成因素，抒情性是其普遍性的特征”[12]。《他乡》以一个乡村女性的视角目睹新世纪以来日益城乡一体化景观，流露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翟小梨在一次次的内心情感风暴中逐渐成长：刚来省城时，章幼通一家极其冷漠;当自己考上北京的研究生后，章幼通一家变得格外热情;而当是否能留京时，章幼通一家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章幼通一家的前后表现无疑展现了不可道明的人心与人性，翟小梨内心的沉浮与困境可想而知。但作家的精巧之处在于，通过一些风景描写将这些细微的情感具体呈现，从而使情感更饱满。在付秀莹的另一部小说《陌上》中，评论家程光炜指出，“她心思细密的人物心理刻画，她极为精神的风景描写保障了她抒情风格的尽情发挥”[13]。这一评价对于《他乡》同样适用。《他乡》展现了芳村和北京两个空间背景，而这两个不同地方的风景也体现了人物不同的心境。作为从芳村走出来的翟小梨，芳村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都牵动其柔软的心，也因此，无论翟小梨走到哪里，她的身上都有芳村的印记。而在北京，行驶的公交、窗外的灯火、斑驳的影子，也无不浸染翟小梨这一异乡人的内心。所以，作家以丰富的风景描写将细腻的情感具象化，这体现了作家的用心与精巧。

四.结语

事实上，女性写作中，相比于对父权制度的解构与强烈反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能够说出自己的在场，能够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娜拉对中国五四新女性的影响及改造无疑构成了其与中国旧女性的分水岭。但是，新女性的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付秀莹《他乡》以翟小梨对时代与社会生活的透视，思考新女性的可能。如今，在日益变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女性话题依然在延续。“娜拉走后怎么办”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付秀莹以《他乡》借此作一尝试性解答。女性书写一直在言说的途中。某种程度而言，付秀莹的这种创作实践丰富了当代女性写作的经验表达，也为其他小说家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德）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3]付秀莹：《他乡》[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4]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5]吳义勤：《他乡即故乡——论付秀莹长篇小说<他乡>》[J].《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

[6]王秀涛：《情感的力量——读付秀莹长篇小说<他乡>》[J].《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

[7]行超：《想象一个女人——从2019年的几部女性主题长篇说起》[J].《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8]王金胜、张爱玲：《新体小说：莫言的“诗”性叙事》[J].《东方论坛》，2019年第2期。

[9]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2期。

注释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