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绍光等学者将“国家能力”概念介绍到国内，并用于对我国政治问题的研究。①国家治理状况取决于基础性国家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以经济发展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②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强大的综合国力构成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将国力增强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关键在于提高基础性国家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王绍光概括了衡量国家基础性能力的八个指标，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③重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中央统一各项权力，地方政府在上级授权下完成行政职能，最基层实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国家能力提升自上而下地推动整个治理体系转型。在国家综合能力快速提升的大背景下，我国正在经历整个治理体系的巨大调整。这一历史性变革主要是国家自上而下发动的。基层社会在此过程中做出如何反应，需要自下而上地深入分析。基于这一点，本文提出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两层分析框架，将基层治理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单独提出来分析，呈现基层治理的“实体性”，辨析国家能力提升对于基层治理的影响，以及基层治理形态对国家治理转型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