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挑历史重担，率领井冈山军民克服重重困难，闯出了井冈山道路。面对湘赣边界强大的反动势力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动员和武装群众，大力推进根据地建设，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让“快要成熟了的婴儿”最终成为可能。井冈山道路开创的历史经验，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井冈山道路;历史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2-0052-08

[收稿日期]2020-10-21

[作者简介]贺平海（1969—），男，安徽寿县人，博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领导科学教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领导科学、党史党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的科学概括，来源于毛泽东所表述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P471的道路。回顾井冈山革命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怀疑、焦虑到“快要成熟了的婴儿”的满怀期待、充满信心，集中体现了对井冈山道路从无到有、逐步增强的自信。

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何产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苏俄式革命道路并没有带来中国革命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开辟了“朱毛式”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纵观井冈山革命斗争全过程，“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这种论调正是根据地军民不自信的集中反映。深入剖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论调的主客观因素，不仅有助于认清井冈山道路怀疑论发生的根源，而且能充分认识到井冈山道路开创的艰辛，更加增强对井冈山道路的自豪、自信。

（一）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反动势力异常强大。湘赣两省有着强大的军阀武装，多支极具实力的地主武装，地方宗族势力也颇为强大。毛泽东指出，“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1]P59中央在给朱毛红军的信中指出，国民党军阀武装和地主豪绅“除土劣地方武装外，正式的军队常以8、9团多到过15团之众来剿我们。土劣的武装也有2000余之众（各县的保安团，挨户团，计遂川有枪500余枝，酃县300余，宁冈100余，茶陵未详，莲花四五十枝，永新600余枝）”[2]P245。

此外，湘赣边界地处偏僻，宗族势力中反动分子一定程度上存在，“革命的元素在乡村城市中要少于封建势力”，这样造成“封建宗法的势力，要较革命势力雄厚”，形成乡村中封建势力与革命势力对峙的局面，即“一方面是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潜伏的豪绅地方的势力与白色势力”[2]P245。湘赣边界特委指出，“因为白色势力的厉害”，“工作艰难”。[2]P245

（二）早期的党组织领导能力不够

首先，边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湘赣边界，“边界的党在一年以前，‘马变以后，已经根本倒台”[2]P242。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差不多全被敌人破坏了，各县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即便是对于现存基层党组织而言，由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被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白色恐怖损失极大，“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能健全起来”，加之革命失败的影响，党内存在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政治水平线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以致党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2]P238。

其次，边界党的组织建设不得力。边界党组织建设，经常受到小农意识等因素影响。“从前边界采取拉夫式的征收党员时，党的组织，每每一个乡村，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来简直就是等于家族会议。”[2]P243在永新县，因为党员大半是农民，文化的程度很低，所以党的训练施行较难，“因此一般同志的政治知识还是很薄弱”[2]P271。永新县党员状况反映了根据地党员的基本状况，“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党内存在着“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浪漫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2]P274。由于把关不严，大量投机分子混进党内，造成“党只有数量的好看，而不能斗争”[2]P274。革命斗争稍微出现风吹草动，如“三月失败”“八月失败”，很多党员“反水”。

再次，基层党组织工作作风不扎实。各级党组织工作作风存在一定问题。如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特委常委会要改变旧日坐机关的错误，要实际加紧到下级去巡视工作”[2]P287。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够，“地方党常常依赖军队，跟得军队跑，军队不去的地方党不敢秘密去活动，一定要军队打开了某一处地方，才敢公开的去工作”[2]P274，“军队一走，党即随之而塌台”[2]P312。此外，湘赣边界党还存在脱离群众的情况，造成“群众无所依归，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如酃县大院的群众向共产党请示，酃县委置之不理）”[2]P310。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P74

（三）对革命道路认识模糊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道路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从来没有的“新鮮事”，必将带着它的“稚嫩”与“不成熟”，也必然带来人们的不理解、怀疑。毛泽东指出，以往中国革命道路失败的原因，即在革命路线上“不明瞭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时候，反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在具体工作中，“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中央命令，“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2]P185。最根本原因是“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1]P97。杨开明把工农武装割据比喻成“奇峰突出的嫩芽”和“微弱的曙光”。对于这个“嫩芽”或者说是“微弱的曙光”，根据地存在着对它“太乐观与悲观或有意的侮蔑”，这“都是‘两个极端化的不正确的估量，用这一的估量去度量边界情形，是得不到好的结论的，事实终究是必与理想相反的”[2]P242-243。

（四）群众动员困难重重

武装斗争的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无一不是以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坚实基础的。然而，湘赣边界群众的发动并不容易。

首先，大革命失敗严重影响群众投身革命热情。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下的工农组织被大量破坏，工农运动遭到重创。革命群众组织遭到破坏，众多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大量农民运动骨干分子被反革命势力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3]P249-250工农运动遭到的挫折影响了部分群众革命的信心和投身革命的热情。

其次，小农意识削弱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意愿。因为湘赣边界经济比其他地区落后，“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2]P280-281尽管由于小农经济的原因，日常生活水平较低，但“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2]P248。因此，当地群众大多安于现状，革命的意愿并不强烈。

再次，反动势力千方百计拉拢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地主武装也在威逼利诱当地群众。“敌人征服群众的总方法，是首先在各地大烧大杀，以相威胁，继则软化以相诱惑”，“在宁冈替群众买耕牛，自首不究既往，自首而能努力工作的给以薄奖，不服者以强暴相威胁，结果竟有小部分群众入了他们的圈套”[2]P334。杨开明指出，“土劣如是又效仿我们的办法，也来宣传和组织民众，渐采取欺骗的改良政策，同时收买流氓组织法西斯蒂（如永新难民团是）为对付我们的奸细。”[2]P246

最后，宣传发动群众工作认识不足、力度不够。大革命失败后，农村中不同阶级阶层对工农革命不同程度地存在错误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民众的宣传甚少，宣传工作没有深入，以此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还有许多是模糊的”[2]P243-244。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成立初期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是感觉部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是讨厌的”，“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做土匪打”。[2]P368

综上分析，湘赣边界的群众发动和巩固并不容易。虽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体部分以江西境内居多，但陈毅在总结红四军兵员来源时曾指出，“闽赣人约占全军人数2/10”[2]P374。尤其是当根据地斗争出现挫折，民情极易出现反复。

（五）斗争条件极为艰苦

湘赣边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加之国民党对根据地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斗争条件极为艰苦，毛泽东感叹，物资缺乏“有时真是到了极度”[1]P53。

首先，湘赣边界经济落后。尽管湘赣边界“物产丰富，生产大米、油茶、竹木”[4]P283，甚至“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4]P281，但本地商品生产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杨开明在对湘赣边界的经济社会情形有详尽的描述：“边界的经济本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也因为它处边陲的原因，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择日逢圩办法”，“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较其他地方都要落后”。[4]P280-281

其次，反动势力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在艰苦斗争中，“敌人对付我们的办法就是政治经济的封锁，一里以内红白势力分歧处，严密警戒，不能越雷池一步”[2]P245。经济封锁对根据地经济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货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生息困难，坐之待毙，需用缺乏，供不应求”[2]P249。恶劣的经济环境，导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1]P65，造成“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1]P53。由于生活艰苦，有士兵动摇起来，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2]P265。杨开明指出，“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2]P265

主客观各种不利因素汇聚一起，引发根据地红军干部战士及群众对革命前途担忧、怀疑。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二大”报告中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与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赤色政权之存在，而发生消极的倾向，这是没有寻出这样赤色政权所以发生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原故。”[2]P183谭震林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类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5]P17，且“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信心，怀疑红色政权能否长久建立”[5]P39。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怀疑论调贯穿于井冈山斗争全过程，干扰了井冈山道路的开创的具体工作。

二、“快要成熟了的婴儿”何以可能

在质疑声中，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蹒跚前行。毛泽东等革命先辈在革命实践中深入思考，深刻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动员和武装群众，大力推进根据地建设，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红色政权理论上的成熟和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有力地回击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希望，对井冈山道路和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毛泽东指出，“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P106 “快要成熟了的婴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新道路充满信心的具体表征。

（一）在实践中深化革命道路的认识

在历经革命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逐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一是出现了肯定井冈山道路的声音。尽管中共中央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路线没有变，但对于革命道路的认识在变化，出现了肯定井冈山道路的声音。中央巡视员贺昌指出，“中央决议四军以在赣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的出路”，“对于大城市不宜轻于进攻，如果群众没有起来，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单纯的军事进攻是无益的。”[2]P197-198 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指出，“中央此信（作者注：指中央二月来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2]P297尽管这种声音在当时还不是主流，但已经有人敏锐地认识到井冈山道路具备走得通的可能，看到了革命新道路前面的曙光。

二是在实践中探索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规律。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亲历者，在革命实践中思考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条件。

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具体条件。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具体列出了宏观层面的五个条件：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国民革命政治影响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保证。[1]P49-50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从微观层面同样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发生发展的五个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1]P57

对于井冈山道路的走势，杨开明认为，“割据区域的发生、成长、推广、扩大，是有几分胜利的把握的”[2]P259。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革命前途和各方面工作发展充满信心。“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回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下，什么党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2]P296

（二）以加强党建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革命成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彭德怀指出，“为什么白狼穷追而失败，因他不知发动群众，又无党去领导……当然要失败。我们知道夺取群众，有党。”[2]P295边界党内存在的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以及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之意识的领导”“严密党的组织，认真执行列宁党的章程”“ 改造边界党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2]P346。

首先，以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加强党组织战斗力。

1927年11月初，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在象山庵召开。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在斗争中重建党的组织，要抓党组织的战斗力，每个党员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员。象山庵会议拉开了组织建党的序幕。至1928年6月底，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都有了党的县委，茶陵有特别区委。1928年5月，湘赣边界一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为边界党进入大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杨开明指出，“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至于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2]P249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较为成功的做法还在于，通过整顿党员队伍以纯洁党的组织。在湘赣边界党组织大发展过程中，为纯洁党组织，清楚投机分子，毛泽东和特委决定“洗党”。确定“洗党”的对象大致有如下几种：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宁冈的苏维埃干部朱开卷回忆到，“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6]P314“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1]P75。

其次，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必须加强对党员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克服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边界特委认识到，“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2]P193，“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2]P193。有关教育形式及教育资料来源，滕代远指出，“因干部人才的缺乏，作战时期多，休息时间少，对于训练非常困难，现在正积极乘休息时间，作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材料取给省委及中央来件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新社会主义及革命的常识”[2]P227。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1928年10月，边界特委在茅坪开办了第一期党团训练班。各县、乡也分别开班训练班，对党团员及革命积极分子开展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教育。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解决，但是边界党注重加强思想建设，逐步走上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道路。

（三）扎实做好群众工作

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首要的条件就是“有很好的群众”[1]P57。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群众并非天然拥护革命，“很好的群众”来源于扎实的群众工作。

首先，推进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根本上满足了根据地群众的利益诉求。尽管湘赣边界土豪劣绅势力大，部分地区群众安于现实生活，但毕竟“农村中大多数的群众，对于土地革命，仍然是为他们所要求所拥护的，所以在这个的土地革命过程中，经济较落后的地域，同样也可以实行土地革命”[2]P249。这是湘赣边界广大群众能够被发动起来参与革命根本动因。滕代远指出，通过分田满足其根本物质利益之后，边界群众逐渐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革命运动，“一般工农都自动的前来请求加入，任你支配，如交通侦探，杀土豪，上火线等工作，都愿意去做，并可达到目的”[2]P230。

其次，宣传工作与时俱进。随着革命深入发展，宣传工作重要性逐渐被认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2]P296与此同时，真正认识到“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2]P298。在宣传内容上，主要强调：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耕地农;主张工农自动武装起来，准备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政权;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工农兵联合起来，消灭军阀战争等。在具体形式上主要有群众大会演讲、多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中演讲、贴标语等，并且“在进行宣传工作与散发传单刊物，应同时注意广大群众中的调查工作，留心群众中有觉悟的一部分，把他们组织起来”[2]P320。在宣传工作制度化上，陈毅指出，“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2]P369。有效的宣传工作，激起了群众对敌人残暴政策的仇恨，激发了越来越多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无家可归无亲朋可随的贫苦农民，这种农民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不稍畏缩，宁愿结草而居，誓与敌人奋斗到底，并迫切要求发枪给他们。”[2]P336可以说，在革命斗争中，“工农群众的革命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工农群众在斗争中所得到的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一天比一天丰富”，“群众益发革命化了”。[2]P304-305

再次，军队内部群众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且根本无法解决。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工农武装是主要力量。因此，军队内部的群众工作是提高队伍凝聚力的关键。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内部群众工作的基础是坚持红军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是增强人民军队凝聚力的粘合剂。生活待遇上一律平等。毛泽东指出，“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1]P65滕代远指出，“无论官兵每月发给光洋12元，继续发都是一样，穿衣吃饭亦都是一样。以后至没有钱时，两月之久，一文不发，生活同艰苦，亦没有如何的了不得。”[2]P230制度建设保证了官兵平等。井冈山斗争时期，连以上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保证广大战士参与部队管理，从而保证官兵平等落到实处。“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2]P264根据地领导人行动做表率。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领导人不搞特殊化，与普通战士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做出表率。“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2]P364

（四）灵活的战略战术

井冈山斗争中，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首先得益于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陈毅具体介绍了对敌斗争的红军游击战术问题，较详细地介绍了14条经验，并指出，“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无，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本有，但均为四军的法宝”[2]P373。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具体阐释了游击战术主要内容，“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2]P298。

其次将群众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边界工作的基础，都是军事发动起来的”[2]P338，在武装斗争中发动群众，在群众工作中注意武装群众，成立地方工农武装，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滕代远指出，“所谓群众的基础仍然要有军事势力为其前驱或后盾”，“边界工作的基础，可以说是建设在群众与军事力量两个基础上的，若突然脱离军事力量，至少有一部分工作要被破坏”[2]P338，而“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2]P360。

第三是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湘赣边界革命力量面对的敌对势力并非铁板一块，“敌人虽则一致向我们进攻，而他们自己之间也常常有冲突而不能一致”[2]P246-247。因此，在湘赣两省军阀之间、两省军阀和地主武装之间、军阀与地主豪绅之间等等都存在着矛盾。原因无他，“因为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个人的地盘上，利益上”，“两省军队的‘剿而不‘會，就是这个利益不一致的原因”[2]P247。

（五）井冈山道路经验可借鉴可推广

井冈山道路探索的经验及价值，逐步被中央认可并加以推广，认为可以为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借鉴。从其他各革命根据地来看，主动借鉴和学习井冈山道路的经验，整体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央及重要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推介井冈山道路探索经验。192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惟朱、毛在湘赣边界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7]P7161929年2月7日，中央在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提到，“朱毛两同志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2]P241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8]P139 1929年9月1日，《中央军事通讯》编者按强调，“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2]P357

全国各主要革命根据纷纷表示学习借鉴井冈山道路经验。彭德怀提到：“特别有井冈山的革命旗帜做榜样”，“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5]P5861931年，刘志丹在了解井冈山斗争经验后，深受启发，“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根据地”[9]。左右江根据地自觉“学习朱毛红军”的做法，受到了中央的赞扬。中央指出，“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10]P241

在深化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边界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赤卫队一天一天起来”[1]P59。对井冈山道路质疑的声调逐渐走弱，同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自信。毛泽东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有重大的意义。”[1]P81

三、井冈山道路的启示

井冈山道路来之不易，井冈山道路开创过程中累积的历史经验不能遗忘。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井冈山道路开创的历史经验，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

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深刻经验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远离中央所在地，与湘赣两省省委联系也不方便，但是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始终是在党中央和湘赣两省省委的领导之下推进的。在开创井冈山道路的具体工作中，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根据地领导人，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把根据地发展的具体工作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坚持党的领导，是开辟井冈山道路的前提。新时代条件下，特别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党领导一切，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两个维护”。在开创井冈山道路过程中，尽管遭到中央不恰当的处分，但毛泽东始终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服从中央作出的决定。在工农武装进军方向与中央、湖南省委发生分歧时，按照党的组织纪律，首先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之后向中央、湖南省委致信阐述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凡事从党的事业整体利益出发，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典范。当前，全体党员干部凡事要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两个维护”是全党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证中国共产党凝聚力战斗力的关键。

坚持党的领导，要完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在进步。井冈山道路开创过程中，党在斗争中不斷成长，党的领导不断完善，领导能力不断提高。新时代条件下，就是要适应新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坚定党的领导，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提高治理国家能力。

（二）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闯新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井冈山道路成功开辟的重要原因。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闯出革命新路的前提和基础。井冈山道路开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革命处于统治阶级比较稳定的环境中，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从自身来说，我们的力量弱小，斗争的条件异常艰苦。从中国革命大势看，就要暂时放弃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广阔的农村。在湘赣边界斗争的具体工作中，首要的是宣传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壮大革命力量。从策略选择来说，以游击战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胜敌人。

革命斗争时期的经验，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实事求是这个传家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始终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领导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面对国际国内的困难，更要坚持实事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既正视国际国内环境中的危机与挑战，又善于在危机中谋先机。本着先把自己的事做好的原则，全面做好防疫工作，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井冈山道路的成功开辟，是“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结果。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但无论什么时候，广大人民群众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所在。在井冈山道路开创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具体的体现在各项工作中，其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党在今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中以启示和借鉴。

首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宗旨，井冈山道路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胜利之路。井冈山道路的开创过程中，制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措施。大到土地革命，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小到设法解决居民食盐问题等。正是这些为民措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革命事业鼎力支持。新时代条件下，脱贫攻坚让绝大多数人口脱离贫困。从整个社会层面看，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因此，从井冈山道路开创的经验看，要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找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统筹、协调和兼顾各方利益，把一切为了人民落到实处。

其次，充分发动群众。井冈山道路开创的经验和教训，给中国共产党人很好的上了一课。由于忽视宣传发动工作或者工作不得法，造成湘赣边界群众误解工农武装，甚至向工农武装进攻。惨痛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宣传发动工作，争取群众的认识、理解和认同，斗争的局面才大大改观。新时代条件下，要通过全体党员干部、现代化的媒体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凝聚起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再次，充分依靠群众。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发动起来的群众大力支持下开辟出来。兵员补充、参加战斗、物资帮助等等，没有哪一样离得开湘赣边界的群众。当前，中国外部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内有深化改革道路上的“硬骨头”要啃，同样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面对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在部署全面抗疫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取得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疫情还在恶化的同时，中国社会秩序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人民群众也过上正常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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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Abstract：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and Zhu De，shouldering the heavy historical burden and leading th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Jinggangshan，overcame numerous difficulties and created the Jinggangshan Road.In the face of the powerful reactionary force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as well as the questioning “how long can the red flag be upheld”，Mao Zedong and other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deepened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road，constantly improved and strengthen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carried out the agrarian revolution，mobilized and armed the masses，promoted the build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created the Jinggangshan Road of “armed independent regim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made the “baby on the verge of maturity” possible eventually.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reating the Jinggangshan Road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t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Key words：

Jinggangshan Road;historical experience;enlightenment

（責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