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力保证了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回顾建党百年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教育主导和从严执行纪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注重思想教育和运动反腐，从改革开放时期注重制度反腐和源头治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下的反腐新路，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百年探索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意义;要把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坚持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要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和方法贯穿于反腐败全过程;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思想教育;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2-0111-08

[收稿日期]2021-02-18

[作者简介]管素叶（1979—），女，浙江温州人，博士，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一直高度重视反腐败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新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建党百年之际，深入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深化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这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推进党的千秋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思想教育主导和执行纪律从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从苏区反腐风暴到延安整风运动，再到西柏坡时期建立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立规建矩，各个阶段都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其突出特点表现为，坚持思想教育主导和执行纪律从严，倡导优良党风，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同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一）思想教育主导，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党员干部和革命队伍中农民成分占多数的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思想建设问题，强调要对党员干部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党的政策纪律教育，强化反对和防止贪污腐化教育等。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P602。除毛泽东外，其他党的领导同志也高度重視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1939年，陈云、刘少奇分别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和演说，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六篇文章，这些论著为党员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在党的思想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至1945年，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更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员和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对革命胜利后可能产生骄傲自满、骄奢淫逸作出有力应对，成为党远离腐败、保持自身清正廉洁的重要法宝。

（二）坚持优良作风引领，从严执行纪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P19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生活腐化、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现象，掀起了以反对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官僚主义、节俭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严厉惩治打击各种贪污浪费分子。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着重强调，“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并强调“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这尤其是在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中更加重要”[3]P477。在1934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4]P309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谢步升、钟铁青、唐仁达、左祥云、黄克功、肖玉璧等腐化分子依法被处死，充分显示了党执法如山、反腐肃贪的决心，对腐败行为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在一系列整风肃纪行动中，毛泽东及时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工作作风有了较大转变，与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广大干部逐渐养成了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特别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制定严格法规，开启廉政建设制度化的探索

为了有效打击腐败，必须制定严格的法规。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早在1926年，中央就发布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就十分注重廉政制度建设，设立了一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包括党政监督、媒体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等。除设立中央三大反贪机构外，还专门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工农检查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12部法规，这些法规在规范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个训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贪法规。根据这个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严格执法，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公开提出建设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开启廉政建设制度化的探索。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为防止和惩治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和公营企业中的贪污现象，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要求严厉惩处腐败行为。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特别指出，要“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5]P1238。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廉政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一系列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義的斗争，不仅纯洁了革命的队伍，保证了党和政府清正廉洁，赢得了民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注重思想教育和运动反腐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也使党员干部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糖衣炮弹”的攻击。围绕如何预防权力腐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跳出“历史周期率”，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实践。

（一）注重通过思想教育预防权力腐败

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特点和创造性发展。为了加强思想教育，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党和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举，大量的旧社会痼疾遗留下来，尤其是封建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很多人中根深蒂固，难以一时肃清。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看来，贪污、腐败、浪费、官僚主义这些东西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共产党内少数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革命意志衰退。早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全军：“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5]P143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多次指出，我们党必须高度警惕权力带来的腐败问题。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指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6]并进一步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很长的时间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7]P254在反腐策略上，毛泽东竭力强调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大公无私的思想，破除私有观念，才能有效避免权力腐败。这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不仅对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社风。

（二）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加强对权力的约束

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首先，毛泽东强调党内监督，认为所有党员一律要接受党的监督。1953年，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8]P2163据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推动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仅保证了党内监督的落实，而且为加强纪律检查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毛泽东还重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特别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并强调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此后，党中央从国情出发，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协商的优良传统，及时转变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来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再次，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特别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但要开拓党外民主人士对党的监督，要让多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P34。

（三）依靠群众监督和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斗争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反腐败的重要思路。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P610他认为，只有依靠群众，“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发动群众与各种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才能巩固人民政权，才能防止政府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让权力回归人民。1952年，政务院发出《加强人民通信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类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揭发。[11]P43-49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决定》中指出，应当“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2]P190。1951年，毛泽东强调“三反”运动的步骤应该是“先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动员群众，发扬民主，上上下下，互相检查，开展反浪费斗争，然后进入号召坦白、群众检举的反贪污斗争”[13]P95。1953年，毛泽东又在起草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纪违法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7]P255。“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更是达到顶峰，但由于离开党的有序领导，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现象，使反腐败斗争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

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注重党员的思想教育，严肃惩处腐败分子，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案的严格处理。综观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其核心是围绕“公权力可能异化”的问题，其特点是注重思想教育和监督，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把此作为判断党员干部思想行为是不是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关于反腐败的思想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奠定了我们党反腐败思想理论的基础。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没有坚持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設并重，从整体上没有走出一条民主监督的新路，在解决反腐败的具体路径上还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答案等。

三、 改革开放时期的探索：强调制度体系防腐和源头治腐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以前，针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几代领导人在深入总结国内外反腐倡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定位，全面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围绕“为什么要反腐倡廉，怎样反腐倡廉”这两个主要问题，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积极探索新途径和新举措。

（一）提出反腐败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

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法制是保证。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强调“国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要加强法制建设去解决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包括不正之风、特权和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在腐败产生的根源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腐败现象得以延续，问题的关键一环出在制度建设。由此，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反腐败不能搞政治运动，要靠教育，更要靠发展、靠改革、靠制度建设。并深刻指出，反对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4]P8。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5]P332。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6]P379之后，中共中央相继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重要党风廉政法规制度。总体来说，在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思想认识上比较自觉，既注意治标，也强调治本。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了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等方面对腐败现象进行治本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制度建设，都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反腐败的机制和形式也仍然是权力反腐和运动式反腐，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对反腐败工作的前瞻性设计也不够，缺乏全面的和长远的布局。

（二）注重系统反腐、源头治腐

党的十四大以后，面对国际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和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不完善，党中央认识到单从一个方面很难解决反腐败问题。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把反腐败工作同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明确强调“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17]P188。十四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源头治腐思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要纵观全局，从宏观着眼，研究消极腐败的来龙去脉，从源头抓起。”[18]P170由此，党中央开始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并加大了治本力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阐明了思想和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机制，强调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19]P46。2002年，十五届中纪委七次全会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20]P443的工作思路。此后，党中央进一步从“教育、制度、监督、改革”四个维度明确了源头治腐思想，强调治本之策关键在于由惩治转向预防，由单纯依靠打击转到多管齐下全方位防治腐败，把查处大案要案与加大治本力度相结合，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反腐工作进入了“体系反腐”的新阶段。不足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突出的仍然是惩治，没有同时把制度和监督落实到位。

（三）创新发展反腐败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内外环境和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处于深刻调整中，党中央认识到要解决导致腐败滋生的深层次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概念，并把反腐败斗争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八字方针发展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21]P252十六字方针，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源头治腐思想，反腐倡廉建设开始走向“惩防并举”阶段。在2005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五项工作格局。2008年5月，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又增加了“纠风”内容，明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格局整体推进”，体现了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将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提升为“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将反腐倡廉从“工作”提升到“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22]P42的新论断，并进一步提出了权力监督制约的新思想和惩治腐败的新理念，这标志着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开始形成。但由于我国依然处于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的重大调整转型期，反腐败斗争缺乏顶层设计，处于哪里出问题指向哪里、应接不暇的状态;存在制度不完备、执行乏力的现象，制度反腐的防线陷于疲软状态;存在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乏力的局面;同时一些消极的社会心理和错误的认识广泛流传，全球化促进了腐败的国际化等等，“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22]P56。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下的反腐新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复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对反腐败严峻复杂形势的新分析新判断，将反腐败斗争置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等新战略新思想新要求，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新路。

（一）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基于对新形势下腐败存在和发生的政治、思想、客观及主观根源等方面原因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深度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反腐败斗争既要解决好思想上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制度上的问题，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同向发力，提出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在实践中，党中央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强调必须做到坚定不移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23]P98，“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23]P98，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形成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制定和修订了200多部党内法规，形成了一个上下衔接、左右协调、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从体制机制上消除腐败发生的条件，健全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强调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把坚定理想信念作為根本任务，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动机，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做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基础工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构筑不想腐的保障机制。

（二）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反腐败战略新方针提出的重大举措。坚持以政治建设统领反腐败斗争，就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政治纪律，涵养政治生态，提高拒腐防变的政治免疫力。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政党的政治问题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4]P26，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全局，统领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政治巡视作为巡视监督的主要内容，加强对中央决策部署的督察落实，坚决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两面人”，严肃查处空泛表态、应景造势、只喊口号、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等突出问题，确保“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此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要想管好自己的队伍，有力量战胜各类风险挑战，“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25]P5。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25]P9由此，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提到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实现纪法分开，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从而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治本之策。

（三）牵住主体责任的牛鼻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实好主体责任是切实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牢牢牵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长管长严的工作局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一大创举。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26]P531，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凸显党委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把“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写入总纲，更体现了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2020年印发了《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明确了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落实机制和监督追责等内容，将责任主体定得更清楚、责任内容定得更周详、落实机制定得更完善、监督措施定得更具体，构筑起一道防止管党治党主体缺位、责任缺失的制度屏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反腐败斗争的事实表明，只有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各级党委不当“甩手掌柜”，切实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层层落到实处;各级纪委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形成依法依规治理腐败的外部督促环境，才能有效避免反腐败“空转”现象。

（四）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效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习近平指出：“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27]P23只要是具有公权力的部门、使用公权力的干部，监督都应该覆盖到;完善权力运行体制，必然要求健全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破题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整合反腐败力量，设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机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再到党的十九大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目标，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促进各类监督贯通融合，不断增强监督治理效能。党中央打出“组合拳”，着力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构筑起全方位的预防腐败战略屏障。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反腐败的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个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新路。

五、反腐败的中国方案：启示与展望

腐败是政治之癌，反腐是全球难题。世界各国都在试图探索自己的模式，相对清廉的国家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探索，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反腐败斗争探索的成功经验，有几点重要启示：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意义

腐败是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23]P5。“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3]P7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一以贯之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着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锻造出永远打不垮、压不垮的、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要把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在于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必须跟到哪里。必须要把监督贯穿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作为实施规划的基础性建设，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纪检监察机关是进行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打铁必须自身硬。推进反腐败斗争，纪检监察机关自身也要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加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针对自身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体系的薄弱环节，扎紧织密制度笼子，坚决防止“灯下黑”，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三）要坚持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科学的理论思维是我们党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有力支撑。先进的执政党必须要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能够站在政治的战略高度，认清形势并作出科学判断;能够把握战略全局，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从而推进各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探索实践表明，取得并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就是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堡垒。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深刻研究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让群众在反腐败中增强获得感。要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将防腐措施与改革举措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增强系统思维，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四）要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和方法贯穿于反腐败全过程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腐败斗争是个系统工程，既要讲究策略，也要注意方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与时俱进，因势而变，有破有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目标;必须深刻理解反腐败战略目标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只有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才能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强调标本兼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新理念新要求新方法更是贯穿着辩证思维，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把握当前与长远、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注重大与小、内与外、量变与质变、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等等，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

（五）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先进性决定了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世界瞩目。但是，面对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四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反腐败斗争依然复杂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知难而进。管党治党稍有松劲，消极腐败和不良作风就可能卷土重来。只有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总之，千秋伟业，百年正是风华正茂。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地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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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ruption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CPCs long-term rule.Over the past 100 years，the CPC has consistently and unswerving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Party conduct，government cleanness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which has effectively ensured the Partys continuous progress from victories to new victories.Reviewing the century-old history of the Party since its founding，the focus of anti-corruption efforts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strict enforcement of discipline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o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eriod，from anti-corruption b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anti-corruption from the source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new path of anti-corruption under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PC has found a way to success in solving its own problems and jump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law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ong-term governance.The century-old exploration course of the CPCs anti-corruption enlightens us as follows：we should improve our political standing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anti-corruption;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upervisio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exercising power;adhere to the unity of mission guidance and problem orientation;apply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inking and method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anti-corruption;and strengthen Party self-governance as an ongoing mission.

Key words：CPC;anti-corruption;ideological education;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責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