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研究

2021-05-04张丽娜

公关世界 2021年6期

张丽娜

摘要：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保守主义者认为危机是由于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以及工人工作的动力造成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福利国家具有无效力和无效率、压制性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特点。新马克思主义者克劳斯·奥菲在对二者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表现在商品化与非商品化、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以及合法性与效率三个方面，他认为新社会运动能够提高资本主义自身的认知能力，解决福利国家的矛盾。但是由于奥菲淡化了对导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本性矛盾的分析，弱化了对所有制问题的关注，使其解决矛盾的方案具有局限性，无法找到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

关键词：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依靠技术进步、人口红利等多方面的因素创造了中国式奇迹。但仍然存在各种社会问题，贫富分化现象就是一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要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到2020年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要更好的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国家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而福利国家制度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危机。对于福利国家产生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克劳斯·奥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奥菲悖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奥菲提出的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局限，并通过对其理论的研究，反思中国当下福利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

一、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提出

二战后，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使他们免遭风险之苦。而且平衡了不对称的劳资关系，限制和减少了阶级冲突。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成为了人们怀疑的目标和批判的对象，阶级妥协的机制变成了阶级冲突的目标。在福利国家陷入困境后，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其进行了批判，奥菲在对二者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保守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因为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国内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个别资本家即那些没有垄断特权的资本家，抱怨沉重的税收负担和一系列规则强加在他们身上使得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工会形成的强大权力，使得生产者无利可图，迫使生产者到国外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抑制了工人工作的动力，因为它使劳动者有了和资本抗衡的权利，工人不再有努力工作的热情，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福利国家来满足自身需要。奥菲认为保守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存在问题的正是它所遗漏的方面，即没有回答变革福利国家的现实力量是什么以及资本主义在减去福利国家后的模式是怎样的。

社會主义者主要从三点对福利国家进行批判：一是福利国家的无效力和无效率。福利国家的分配只在工人阶级内部发挥作用，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作为一种事后补偿机制，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但如果采取预防性措施的话又会干涉市场和私有财产领域的正常运行。二是福利国家的压制性。个体在获得社会福利救济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而且必须愿意在领取救济金后积极寻找工作，愿意接受职业机关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工作，否则无法领到救济金。三是福利国家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福利国家造成了工人的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割裂的假象，导致工人难以认识到福利国家再分配的财富及其承担的不幸其实是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工人阶级难以形成连续一贯的政治意识。这种渗透着阶级合作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奥菲指出尽管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从不同的立场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存在着共同点：一是不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准备放弃福利国家；二是他们都没有提出一种替代福利国家的连贯一致的理论和现实战略。因此，奥菲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废除它与废除整个政治民主、联盟以及从根本上改变政党体系没有什么差别。”现代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

二、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表现

上述提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矛盾：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的矛盾、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以及合法性与效率的矛盾。

首先是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的矛盾。奥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依赖于资本主义积累，另一方面依赖于社会的合法性认同，而合法性认同又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产生分裂，就需要把矛盾控制在生产领域之内，使商品关系能够正常运行，这样既能保证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也不会出现认同或合法化危机，也就是说，“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积累之间的平衡点。”然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使商品形式不断趋于瘫痪，商品无法与其他商品或者货币进行交换。为了应对商品关系的瘫痪，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福利国家的战略，给不再能进入市场的人以补偿，但这其实是一种去商品化的手段。去商品化是指“那些不再能够参与交换关系的劳动力或资本的主人，被允许在一种由国家人为建立起来的条件中生存下来，要么虽然已退出商品形式，但是其经济地位仍得以保障，要么他们的商品形式被人为地保护起来而不至于退出。”这种手段往往导致国家财政危机，企业负担过重，失业增多从而需要福利救济的人增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的福利国家政策却造成了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的矛盾。

其次是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民主政治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个人通过这一桥梁表达自己的利益、冲突，国家通过这一渠道解决冲突，并把冲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此来获得合法性认同。奥菲认为民主政治的全方位政党战略、经济权力关系的变化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这座桥梁不再坚固了，发生了坍塌。这些原因也表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将出现两种发展：一是发展出其他表达冲突的渠道；二是如果这些渠道仍然无法解决冲突，政府会越来越依赖于民主过程之外的其他运作方式，从而出现替代性的政治体制。这种替代性的政治体制从国家政策的决策角度来看具有非正式性、功利性和缺乏民主合法性的特点，因此产生的结论的一致性令人怀疑。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讲，公民个体不再参与政党而是形成了公民行动团体，“它们围绕城市改造、教育政策、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而展开，这些团体所吸收的积极参与者比所有政党党员加在一起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的外壳虽然未被抛弃，但是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变更，因此造成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最后是合法性与效率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积累发生瘫痪时，国家被看作是调节矛盾的适应性机制，具有超越矛盾的功能。但是国家在调节的过程中导致了合法性和效率的矛盾。合法性与效率之间保持平衡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民对合法性原则的接受依赖于政府政策和措施产生的物质结果；二是政策和措施的效率由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商品关系方面的成功程度决定。但是，二者之间的平衡往往被打破，因为合法性依赖的物质基础存在自我瘫痪的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组织倾向谋取更大的利润，因此需要更多的投资机会，但是由于在垄断领域不断引进节约劳动的先进技术以及不断兼并使小企业破产，使其很难在市场上寻找到投资机会，而且导致过剩人口无法就业。此外，国家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实施的战略进一步侵蚀了其物质基础。为了防止商品关系受到侵蚀，国家通过教育、培训等行政性再商品化手段提高劳动力的可销售性。这种手段是以一种降商品化的方式恢复商品关系，而且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其权力不断扩张，对物质资源的行政性控制不断加大，对商品形式形成破坏，合法性原则很难得到认同。

三、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奥菲致力于找到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能力低所造成的，应该通过新社会运动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能力，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而解决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

奥菲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已经从物质主义转变为后物质主义，人们所要求的不再是经济方面的東西，转而关注的是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条件质量的问题。例如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城市运动等都属于这类型社会运动的范畴。新社会运动的代表阶层及其支持者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边缘，而是在后工业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群体，包括中间阶级、服务行业的人们。这些人大多都受过良好教育，对于社会有很高的认真能力，他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以工具性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是具有破坏性的，工业产品的增加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国家将社会领域治于其控制之下，但他们并不反抗现代化，他们只是试图制约和控制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通过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危险结果和盲点来提高其认知能力。但是在以代议制为形式的民主政治基础上其认知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发展一种非正式的政治来补充现存的政治制度，起到提高资本主义以及整个社会系统认知能力的作用。这种新社会运动不是一种高度组织化和意识形态一致化的运动，他们是分散的、特别的和相互不一致的，正是这种分散化才有利于提高其认知能力，避免盲目性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奥菲认为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转变为生态社会主义，而新社会运动为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前提条件。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于价值的追求替代了使用价值。奥菲认为当代任何社会主义的任何实践都应把使用价值作为衡量资本主义的发展标准，从而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盲目性，也就是说要强迫资本主义体系提高其认知能力。

四、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福利制度，使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失业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减少。但是福利国家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无偿恩赐，而是劳动者自己养活自己的一种制度，是资本家通过强制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方式对工人在业时期工资的部分扣除，以此来作为提供社会福利救济金的财政来源，国家又通过税收的方式将这部分资金通过二次分配给予劳动者。此外，福利国家制度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内部对收入的再分配。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在标榜福利制度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收入再分配只是反映了劳动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真正的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即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人只是通过制定政策充当中介人的角色。因此，社会福利制度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服用的一剂止痛剂，并不能药到病除，福利的提供并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虽然没有专门关于社会福利问题的描述，但是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彻底解决社会福利问题。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未来社会的描述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福利思想，在他看来，社会福利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以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仅仅通过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等所谓的追求福利的措施，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充分满足人的需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普遍福利社会。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福利的分析是站在一种改造世界的高度来分析的，是一种社会革命观，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不合理关系的一个‘妙招。”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各种病症的福利国家制度，实质上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也不能真正实现平等，只能起到缓解作用。

奥菲虽然承认福利国家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但是他淡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的分析，这就导致了其解决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方案即新社会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系统的自我瘫痪和自我破坏依然存在，生产领域内的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奥菲的方案旨在提高资本主义自身的认知能力，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唤起资本主义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关注，对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提倡平等、参与、协商的价值观念，他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复兴在于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战略之外的新社会运动。但是，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这必然导致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转移了人们斗争的方向，不正视所有制的问题，无法找到社会变革的力量，弱化经济危机这一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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