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郭明明 高 策

我国戏曲成熟于宋金，当时承载其表演的古戏台应“用”而生。古戏台不仅见证了戏曲的成长，也协助乃至优化了演戏声音的传播；它既是戏曲演出实践的声学环境，也是传统建筑声学技术的载体。现存宋金元戏台全国仅存十座有余，无论从传统戏曲承传之声环境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传统建筑声学文化遗产挖掘的角度，古戏台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均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古戏台的年代，对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乃至研究价值的判断均有影响，因而古戏台的断代方法，也一直备受学界重视。(1)冯俊杰：《中国古戏台的断代问题》，《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近年来，关于山西省临汾市四圣宫舞楼的断代问题学界颇具争议，究其缘由，皆因其相关纪年文献的缺失和记写始建年代的建筑构件磨损与老化。柴泽俊最早在《平阳地区元代戏台》一文中依据四圣宫大殿的建造时间推断舞楼为元代至正年间所建(2)柴泽俊：《平阳地区元代戏台》，《戏曲研究》1984年第11辑。，因“建庙时间不一定就是建台时间”，杨太康、车文明的《关于古代戏台考察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杨太康等：《关于古戏台考察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戏曲》1991年第11辑。与杨太康、曹占梅的《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例赛社活动——山西翼城曹公四圣宫考》(4)杨太康等：《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例赛社活动——山西翼城曹公四圣宫考》，《民俗曲艺》(台湾)1997年第107-108期，转引自曹飞等《中国神庙剧场史》，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123-127页。两文对柴泽俊的断代结果提出异议。冯俊杰则根据舞楼的建筑特征将四圣宫舞楼断为元代建筑(5)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3-106页。；曹飞、颜伟据其发现的舞楼东北角角柱下的石质覆莲础上的铭文将其建造年代圈定在至正年间(1341-1368)；(6)曹飞等：《中国神庙剧场史》，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123-127页。山西省文物技术开发服务中心1999年重修时也认为其“肇建于元至正年间”(7)见下文之翼城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9月9日刻录的《重修四圣宫舞楼记》碑文，原碑现嵌设于舞楼后山墙上。。

近年来我们在对中国宋金元古戏台进行声学专题调研时，发现翼城县四圣宫舞楼东北角角柱石质覆莲础上的铭文尚有诸多文字可资识辨，于是根据其残存笔画与轮廓，辅以中国古代纪年方式又辨认、推敲出多个文字，再经数次实地验证，最终确定其创建的具体时间，为其小三面观声反射技术的形成和传播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现将研究过程陈述如下。

一、四圣宫院及其舞楼简介

四圣宫位于历山主峰舜王坪脚下曹公村村北，隶属于临汾市翼城县西阎镇，海拔1115千米，北纬118°，东经37°，坐北向南，占地2338.19平方米，建筑面积965.56平方米，房舍105间，包括山门殿、长廊、中院四圣宫、东院关帝庙和西院僧舍院，是一组布局完好的三院组合建筑群(见彩图1)。

中院四圣宫为单进院，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建有舞楼、献殿(已毁)和大殿，大殿左右两侧各置侧殿，殿前东西两侧各设配殿和观戏楼(看楼)，总占地面积为1270余平方米，是祭祀尧、舜、禹、汤“四圣”的场所。除正殿和舞楼为元代建筑外，其余建筑均为明清时期建造或修葺。四圣宫整体经历了四次重要修缮，分别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清乾隆十一年(1746)、民国七年(1918)和公元2009年。

中院四圣宫大殿(见彩图2)为元代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椽，台顶为单檐歇山顶，黄绿琉璃瓦脊饰，圆木柱，素平础，内设塑像均已被毁；大殿前原有献殿三间也被拆除，仅余柱础；侧殿(见彩图2)为清代建筑，悬山顶各三间；东西两个配殿皆为两层，每层均为三间；配殿之南均设二层看楼(见彩图3)，每层各六间，进深五檩四椽，悬山顶，为清代建筑。

四圣宫舞楼(见彩图4)坐南向北，小三面观，单檐歇山顶，黄绿琉璃屋脊，山花东西向，内顶为斗八藻井，四角立高3.831米、直径0.50米的圆木柱，上承大额枋，下为覆莲础，与正殿相对而建，为典型的元代建筑。大额枋上施五铺作斗拱四攒，四转角皆用鸳鸯交首栱铺作五缝，中缝出45°斜栱。四角抹角梁，上承老角梁，再承垂柱至交金处，补间铺作后尾挑起垂柱，上承井口枋，枋上施八攒斗拱，栱上用由戗插入正中的雷公柱，成斗八藻井。台口阔6.948米，进深8.169米，台面距内顶高8.985米，平面近正方形，基高1.678米。设后山墙，两侧又设深2.936米的山墙与后山墙相连，成小三面观形制。

舞楼历经三次较大的修缮。舞楼后山墙上嵌设翼城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9月9日刻录的碑文《重修四圣宫舞楼记》载：“……据本次落架后在东南角柱上发现的墨文记载，乾隆十七年(1752)三社人重修，因舞楼与北殿不对称，由北社王赐福、绛邑张祥，将舞楼往东往南各移八尺。然岁月流逝，地基下沉，构件朽烂，屋顶漏雨，岌岌可危。为重修舞楼，经县政府请示，省文物局拨专款四十四万元落架重修……”。又据山西省文物局相关资料显示(8)据四圣宫相关负责人侯军口述，山西省文物局于2009年发出招标公告，同年开始修缮。，2009年相关部门对整组建筑群(包括舞楼)进行全面修缮。

庙内明嘉靖三十八年《西闫曹公里重修尧舜禹汤之庙记》碑载：“……我里之庙，神在此而不□彼，此其起于至正，建于村北，分社人为三甲，今享祀与□时，致诚致□致□散斋为最得矣”，此为四圣宫始建于至正年间的证据。诚如车文明等学者所质疑，该碑记可为神庙或正殿断代之确切依据，非舞楼断代之确切依据。综合舞楼之小三面观形制、覆莲础、藻井、方形台基、远离正殿等信息，也确如冯俊杰所言可推断舞楼大致为元代遗构，但这些信息并不能得出其创建的准确时间。

幸运的是，古人在舞楼东北角角柱石质覆莲础(见彩图5)上留下铭文。此为本文首次考察四圣宫，用清水擦拭柱础石后，拍照识别的结果：

分析上述柱础石铭文可知其与舞楼断代相关的问题有二，一为该铭文可否作为舞楼断代的依据？二是若该铭文可为舞楼断代的依据，则其具体纪年为断代之关键。“至正□□年”为年号纪年，仅能说明其为至正年间，“岁次□□孟秋中旬七日”为干支纪年，也不能说明其具体时间。但也由此引出了问题：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法肇始于何时？元代建筑(戏台)兼用年号、干支纪年法吗？这两个纪年法之间有何关系？为何同时使用？铭文中的“岁次”为何意？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本文对“石鼎”进行了考证；为了核实第二个问题，本文又对古代纪年法进行了系统梳理。需要提示的是，纪年法原理的明晰，为其后纪年铭文识断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二、“石鼎”考

“共施石鼎一座”表事件，应与舞楼建筑构件相关。“石鼎”，即石质鼎。鼎本意为古代烹饪器，后被视为传国重器，其形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其质最早为陶，之后有石、青铜等。问题是，石鼎并非舞楼建筑构件，施舍石鼎与建造舞楼几无关系，且与庙院建筑也相关甚小。换言之，施舍石鼎的时间不能作为舞楼断代的依据。

金元时期山西古代声学建筑中多有施舍较为贵重的石质构件者，通常在构件的铭文中均有所说明。如阳城封头村汤帝庙拜殿东北角柱柱顶铭牌刻字“大安岁次庚午(1210 )六月中旬施石柱一条，李愿谨记”，西北角柱柱顶铭牌刻字“大安岁次庚午六月中旬施石柱一条，陈替□谨记”。又如临汾牛王庙乐厅，其西向前角柱阳刻“蒙大元国至元二十年(1283)岁次癸未季春竖，石泉南施石人杜秀，交底都维那郭仲臣”；东向前角柱阳刻“维大元国至治元年(1321)岁次辛酉孟秋月九月竖，石匠赵君王，交底都维那郭仲臣、郭敬夫”等。

在柱础石上刻记创建年代的做法四圣宫舞楼并非孤例，也见山西蒲县东岳庙金代献厅西南盘龙角柱覆盆石质柱础上的铭文(见彩图6和彩图7)“蒲县西关施主杨喜，故父杨肇，早登道岸。见(现)存者，母刘氏，妻高氏，男杨昌昌，次男杨显僧，杨永庆，增福延寿。泰和六年(1206)五月重五日工毕。本县郭下石匠李霖”。又见宁波保国寺观音殿明间东侧进深第三间与第四间之间的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覆莲石质柱础上的铭文“锯匠叶文选舍花磉一片”(11)花磉，指莲花覆盆柱础，磉为柱础的别名。该柱础石及其背景知识的介绍，参见沈惠耀《保国寺观音殿的石质莲花覆盆柱础略考》，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等《宁波保国寺大殿建成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建筑史学分会2013年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6页。(见彩图8和彩图9)，此二者均为两宋时期在柱础石上纪年或记事的实例。

三、纪年考

欲明白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的确切含义，厘定“岁次”所指为何是其关键。而元代又是施行何种纪年法呢？此需追溯我国古代纪年法之源流，探寻各种纪年法被使用的准确时间与语境。中国古代纪年法历时三千余年，历经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在其使用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先后消除各种因素带来的纪年混乱，最终发展为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方法，下文将依其使用的先后顺序梳理之。

(一)王位纪年

王位纪年法为我国最早的编年纪年方法，其以王公的谥号后加其所在位的年次纪年，其模式为“王位+在位年次”，如鲁隐公元年,晋鄂侯二年,鲁庄公十年等。该纪年法早见于1965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的西周早期“何尊”(12)西周早期青铜器，一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个字，现存119字，藏于宝鸡市博物馆。铭文为：“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口(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其内刻铭文“唯王五祀”(13)“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商代“祀”为“年”的意思，参见管锡华译注：《尔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5页。即指“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51)”。《左传》中的“隐公元年”即指鲁隐公在位第一年(公元前722)，“哀公二十七年”即指鲁哀公在位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王位纪年法简便易记，直至西汉元鼎三年(前114)一直使用。然鉴于西周诸侯国众多，各国均以本国君主为纪年线索，时间一长，就会导致各国历史纪年互通或比较时出现混乱，且不易识别时间的先后。

(二)岁星纪年

随着古代观象授时和占卜观星(14)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火”“鸟”星名的记载。随着观测经验的累积，古人逐渐摸清了一些天体运行的规律。《开元占经》中记载了战国时期观测星象的甘氏之言，“甘氏曰：五星主兵，太白为主。五星主谷，岁星为主。五星主旱，荧惑为主。五星主土，填星为主。五星主水，辰星为主”。参见(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开元占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文化的发展，抑或为统一各国纪年，避免各国王位纪年之混乱，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以岁星(即木星)加其所在星域名称的纪年方式(15)岁星纪事原理早见于战国时期或许不假，但其此时是否应用于纪年还有待商榷。王胜利在《星岁纪年管见》中说：“从《左传》《国语》有关岁星纪事的内容来看，都带有明显的星占性质，即岁星所在的星次分野来占卜，预言人间相应国家的吉凶和兴衰。”参见《中国天文史学文集》第5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4页。陈侃理也在《秦汉的岁星与岁阴》一文中声称岁星的创制并不是为了纪年而生，即“岁星和岁名的观测、记录本是为了占卜”“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岁星与岁阴都还不具有普遍的长期性纪年意义，只是偶尔被用作某一年的标志性特征”。自汉武帝时太初改历之后，“岁阴不再严格对应岁星宿次，形成稳定的连续循环，才能充当长期性的纪年标志”。换言之，陈侃理认为岁星纪事出现在战国时期不假，但是正式充当起纪年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太初历改历之后。参见陈侃理《秦汉的岁星与岁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等编《祝总斌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50-83页。，即岁星纪年，其模式为“岁在+星域名称”，如《左传》《国语》中的“岁在星纪”“岁在析木”等。古人认为，岁星由西向东运行，每12年绕天一周，周而复始，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星座)，即“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16)古人将周天十二等分，最初是沿着赤道划分，唐代才沿着黄道划分。，共十二个，称为“十二次(辰、宫)”(17)古人创立十二次的主要用途有二：一可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变换。如太阳在星纪时为冬至、太阳在玄枵时为大寒……；二可说明岁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岁星停留在哪个区域，就以岁星与该区域的名称结合以纪年。然古人在测算木星的运行周期上存在偏差，木星绕天一周约为11.8622年，非12年，故每隔约86年(18)岁星每11.8622年绕天一周为360°，平均每年行30.3485度。30除以0.3485约等于86。，岁星的运转位置就会比实际纪年提前一个星次，纪年由此产生混乱，此即岁星超辰所带来的“失次”问题(19)最早记载于西汉刘歆《三统历谱》，但刘歆的测算结果为144年，有些许错误。。直至东汉建武三十年(54)被干支纪年取代前，岁星纪年一直在使用。

此处还要说明的是由岁星纪年法延伸出的太岁纪年法。由于岁星由西向东的运行，与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20)古人记日的十二个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秦之前以“寅”为首，之后才以“子”为首。的运行方向恰好相反，所以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并不方便。为此，古代的天文学家假想出一个岁星叫“太岁”(21)又称“岁阴”或“太阴”。太岁是《汉书·天文志》的叫法，《史记·天官书》称为岁阴，《淮南子·天文训》又称为太阴。，让他与“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由东向西运行的方向顺序相一致，以此方法纪年。太岁纪年与岁星纪年的“十二次”使用的是相同的星空区域，但名称不同，“假岁星”所运转的十二个星次由东向西依次取名为：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22)参见管锡华译注：《尔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4页。《史记·天官书》中个别字书写不同，为“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骆、敦牂、协洽、涒滩、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参见(西汉)司马迁，韩兆琦译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79-2080页。，亦称十二太岁。其后，星历学家又创十岁阳，即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23)参见管锡华译注《尔雅》，第393页。《史记·历书》中个别字书写不同，为“焉逢、端蒙、游兆、强梧、徒维、祝犁、商横、昭阳、横艾、尚章”，参见(西汉)司马迁，韩兆琦译注《史记》，第2032，2034页。与岁阴(即十二太岁)相搭配，以“阏逢摄提格”为第一年、“旃蒙单阏”为第二年……以此类推，六十年为一周期。此法应为干支纪年法的前身(24)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58-1359页。。

(三)年号纪年

年号纪年法是以古代统治者的年号来纪年的方法，年号即统治者为纪年而立的名号，其模式为“年号+在位年次”，如元鼎三年、贞观十年、太平兴国五年等。年号纪年法的施行与君王改元相关，君王改元早见于战国后期。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强大，诸侯开始僭越称王，为了彰显新王地位之愈加尊贵，诸侯遂改元重新纪年。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魏惠成王率先改元。(25)《竹书纪年》载：“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页。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也宣布称王，此时，秦惠文王已做秦国国君十三年，其称王之前史称秦惠文王某年，称王之后史称秦惠文王后元某年。再如，汉景帝曾改元三次，分别称为前元、中元和后元。需说明的是，此种改元只为重新纪年(元)，均未改变年号。

汉武帝首创年号纪年，《汉书·武帝纪》载“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为区别所改各元，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以“天瑞”为各元命名，所命之名自然为纪年之年号。(26)《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韩兆琦译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98页。汉以降，历朝历代改元均需改换年号，直至中华民国。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这样评价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27)参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03页。

然年号纪年的长期使用会带来由于年号的重复所导致的纪年混乱等问题(28)中国古代帝王的年号共使用过大概800多个年号。，如东汉光武帝刘秀、西燕帝慕容忠、南朝齐明帝萧鸾、东晋元帝司马睿、西晋惠帝司马衷、后赵武帝石虎、北魏北海王元颢、日本后醍醐天皇、汉窦融均曾使用“建武”年号等，故仅以年号纪年难以支撑中国古代庞杂的编年史。

(四)干支纪年

干支纪年法是在岁次后加上干支的一种纪年方法，其模式通常为“岁次(在)+干支”，如“岁在甲子”等。需强调的是，干支纪年自推行伊始，“岁”的含义就转变为“年”，与之前所指的岁星(木星)无关了。《太平御览》卷十七引《释名》曰：“岁，越也。越，故限也，年进也，进而前也，祀巳也，新气生，故气巳也，载载生物也”。(29)(东汉)刘熙：《释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卷一第4页。“岁次(在)+干支”即为“该年为干支年”之意。当然干支也常单独纪年，如“庚子春正月己丑朔”“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辛丑条约”等。

干支纪年法的采用有其特殊原因。东汉建武“三十年春……闰月癸丑……有星孛于紫宫”，究其原因为水星运行速度失常，提前到达井宿，致使水灾多发。最要紧的是，此天象危及皇权，“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籓，除宫之象”。(30)参见(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译注《后汉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 3223页。此抑或成为汉光武帝改历的直接原因，岁星(太岁)纪年由此废弃，干支纪年法因此登场。(31)东汉建武三十年，按照超辰法应该超辰而不超辰，从这年以后，纪年法的运行完全和岁星的运行没有什么关系，只按六十干支的次序来纪年，这就是所谓的干支纪年法。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1359页。

(五)年号干支兼用纪年法

干支纪年重复多次也能导致纪年的混淆，而其结合年号纪年使用就可避免重复。(32)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达不到这个“条件”呢？因为那时各国各自奉行各自的一套纪历准则，各个诸侯王即位或退位的时间都是不同的，鲁国按照鲁国国君即位年次开始纪年，齐国按照齐国的，没办法在时间线上做到统一。事实上，自干支纪年法施行伊始，其就与年号纪年法结合使用。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法的模式通常为“年号+年数，岁次(岁在)+干支”，如“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再如北魏《元淑墓志》志阴载“永平元年岁次戊子(508)十二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建”等。需要注意的是，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所记录的年份均为同一年，两者可互相印证。换言之，在年号干支兼用纪年法中，若知其年号纪年，可推出其干支纪年，反之亦然。

古建筑纪年也多采用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方式。如元代山西省临汾市牛王庙乐厅西向前角柱阳刻字“蒙大元国至元二十年(1283)岁次癸未季春竖，石泉南施石人杜秀，交底都维那郭仲臣”；元代山西省临汾市牛王庙乐厅东向前角柱阳刻字“维大元国至治元年(1321)岁次辛酉孟秋月九月竖，石匠赵君王，交底都维那郭仲臣、郭敬夫”等，其年号与干支均指同一年。

综上所述，我国早在黄帝时代已开始观象授时，西周早期始用王位纪年法，战国时期采用岁星纪年法，元鼎三年汉武帝始用年号纪年，东汉建武三十年光武帝始用干支记年，且与年号纪年法兼用。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兼用的纪年(纪元)法，其年号和干支均指同一年，两者相通且可互相推导，“岁次(在)+干支”中的岁次不是岁星(木星)在哪个星次的意思，而是“该年为某某(干支)年”之意。中国古戏台产生于宋金时期，显然为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法施行的时期。换言之，翼城县四圣宫元代舞楼亦处于年号、干支纪年法兼用时期。

四、“□□”二字辨识及舞楼断代问题

据四圣宫院舞楼东北角柱础石上的铭文“至正□□年，岁次□□孟秋中旬七日”可知，“至正”为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元顺帝)在位时使用的第三个年号，该年号共用二十八年(1341-1370)，(33)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55-158页。其后“□□”应为元惠宗使用“至正”年号的年次(即二十八年中的某一年)，此与庙内明嘉靖三十八年《西闫曹公里重修尧舜禹汤之庙记》碑之“……我里之庙……，此其起于至正”的记载相互印证。“岁次”为“该年为某某(干支)年”之意，其后“□□”为干支。孟秋指秋季第一个月，即农历七月；中旬指一个月的中间十天，即从农历十一日到二十日。按照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法原理可知，岁次之后的“干支”和“至正□□”指同一年，换言之，若知道“岁次”后的干支亦可判断其始建年代，同时推出“至正”之后的“□□”为何字。

基于以上判断，团队二探四圣宫，用清水将柱础石上覆的灰浆彻底软化，湿布再多次擦拭，以求辨识“至正”之后的“□□”和“岁次”之后的“□□”。

经干支位置残留笔画与十天干、十二地支中各字反复比对，本文发现“岁次”之后的“□□”两字为“辛卯”，而“至正”之后的“□□”太过斑驳，绝难辨识。需要言明的是，若不知兼用年号干支纪年法的原理，就不能圈定“岁次”之后的“□□”两字为干支，“至正”之后的“□□”两字为年次。若仅凭残存笔画与大致轮廓，根本无法辨识其为何字，更谈不上推敲乃至推断。现将“辛卯”两字的辨识与推敲过程陈述如下。

由上文可知，“岁次”之后的两字中，第一个字应为十天干中的一字，第二个字应为十二地支中的一字。第一个字的残存笔画隐约可见 “点”“横”“点”“撇”“横”“横”(见彩图10和彩图11)六画，其字形为独立结构，综合其整体轮廓与天干中各字逐一相对照，为“辛”字无疑。

第二个字左侧的“撇”画和右侧的“横折钩”画较清晰(见彩图10和彩图12)，字形为左右结构，综合其整体轮廓与地支中各字比对，为“卯”字无疑。

在确定“岁次□□孟秋中旬七日”中“岁次”之后的“□□”两字为 “辛卯”后，本文与“至正年间”的二十八个干支组合比对，恰巧至正十一年(1351)为辛卯年，由此可知“至正”之后的“□□”二字为“十一”。至此，本文断定四圣宫舞楼东北角角柱石质覆莲础上的铭文“岁次□□孟秋中旬七日”中的“□□”两字为“辛卯”，“至正”之后的“□□”两字为“十一”。

此外，团队还推理出“人”字和“施”字。由此，四圣宫舞楼东北角角柱石质覆莲础上的铭文全文为：

五、余论

据四圣宫舞楼角柱柱础石上的铭文，综合文献校订和考证，该舞楼创建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农历七月十七日。该铭文采用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方式，均指同一时间，准确地记录了该舞楼的建造年代。铭文中的“石鼎”为石匠之笔误，应为“石碇”(柱础的俗称)，由此该柱础石上的铭文有充足理由成为舞楼断代的确切依据。

从舞楼的建造时间看，该时期的舞楼形制多为小三面观，表演区面积增大，台基升高，远离正殿，其流传地域与声学特性均符合中国古戏台声学技术的演进规律，为定向汇聚传声技术形成之重要节点(34)关于金元戏台声学技术的演进，将另文研究。。综合元代小三面观形制戏台的建造时间看，临汾牛王庙舞楼建于“至治元年(1321)岁次辛酉孟秋月九月”，翼城乔泽庙舞楼建于“泰定元年(1324)十二月十七日”，可知该形制的古戏台发祥于临汾，其后流播至翼城一带，由此折射出元代的平阳府治所临汾具有政治、文化中心的向心力，同时也折射出其时翼城作为连接晋南与晋东南之“烟火要道”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