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元杏

摘  要：《物色》在《文心雕龙》这部巨著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刘勰通过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讲述情与景之间的关系，分析外界“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现拟进一步探究“物”与“色”的内涵，阐述在创作过程中“物”与“色”的交相互融的关系，呈现出“物”与“色”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物色;情以物迁;与心徘徊;心物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6-0-02

《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神与物游”，《文心雕龙·诠赋》篇说“物以情观”都表达了刘勰对自然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看法，但《文心雕龙·物色》篇将自然与人的情感勾连起来，更加集中体现了自然景物与人心性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物色”内涵的解读

（一）对“物”的解读

物，《说文解字》中解释：“万物也。”从这一点探讨，“物”是指世间万物，这万物既包含着客观的自然之物，也包含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物色》篇开篇提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是探讨景物对人的“情”的影响。紧接着又提出：“四时之动物深矣。”动物受到四季的影响也很深远。最后提出：“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人受到景物的感召更加深入。从景物的更替，动物的变化，到人的感召，这包含着万物。可见这里的“物”既有自然之物，也有社会生活。

在《明诗》篇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因为一个人本身具有产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基本生理情感，受到世界外物的强烈生理刺激便必然会对一个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生理感应。心中会有所感，而后转发为诗的吟咏，这种诗的感召力也是很自然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刘勰所咏的“物”，不仅包含着自然景物，也包含着社会生活。在《时序》篇中：“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乎时序。”[2]这也可以体现出“物”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自然之物，更暗含着自然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各种文化的内容。他的这一思想观点，后世的钟嵘与他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物”不仅仅单指世间万物，也指事物的外在形态，更涵盖着社会生活的内容。

（二）对“色”的解读

《说文解字》 将“色”的意思解释为：“颜气也。”由此可知“色”本义为人的脸色、肤色，以粉敷脸为容色，引申为色彩之颜色、彩色、光色等。“色”与颜、光、容、状、貌、纹、文、美等概念相关，作为元范畴，构词有脸色、颜色、色彩、五色、色泽、容色、肤色、气色、姿色、水色、情色、景色、角色、音色、声色、形色等。

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对“色”有不同的解读。张长青、张会恩通过《说文解字》中对“物”为万物，“色”为颜气来解释色，认为“色”为万物的色彩，即“色”为色彩，是对“物”的修饰;张振云认为“物”指世间万物，因此“物”是具有生命的，延伸出“色”也赋予生命的气息，即物色不仅仅是万物的色彩，更是具有情趣与活力。蒋祖怡则认为：“此‘色字系佛语‘色相‘色空之‘色。”[3]

而我通过结合刘勰的个人经历，倾向于此处的“色”具有一定的佛学色彩。刘勰曾经在定林寺一直跟着祖师僧祐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帮助僧祐整理编定多部佛教经典。他个人受佛教思想影响较大，他的许多知识实际上都是从佛家经典中习得，所以此处的“色”受佛教思想影响，包含着主观的个人情感色彩，是作者心灵的表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色是稳定的，涵盖面窄，大体上趋于固化;而佛学中的‘色，我们通过研究和分析就会发现，“色”包罗万象，扑朔迷离，具有深厚意蕴。

“物色”不是简单的世界万物之色彩，“色”将“物”赋予生命的气息，达到“心物交融”的效果。

二、“物”与“色”的交相互融

“物”即“景”，是自然之景，也是社会生活之景。“色”即“情”，是富有生命色彩的情，具有深厚的意蕴。“物”与“色”的相互交融，即“心”与“物”的相互交融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文从情来，情由物使。

（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刘勰分析了心与物、情与景的关系。情与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景离不开情，情依存着景，人的内心受到万物的感召，将景赋予了情;同时，自然万物也不是机械的反映情，而是将思想与心灵高度的契合，即“心物交融。”

刘勰认识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客观的自然景物会对作家的主观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触动作用，即因客观的“物”而产生主观的“情”。在刘勰看来，四季更替多变，人们的心情并非一成不变，由于观物之异，使人的情绪随之改变，这也正是“情以物迁”的审美体现。

阿米尔曾经说过“风景就是心情”。这种情感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中毫无雕饰的自然景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也影响着人物的心情，使之变得静穆、淡远，让诗人超脱于尘世，怡然自得;曹丕的《燕歌行》，女主人公身处于萧瑟的秋景中，因悲景而生悲情，空旷、寂寞而衰落，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由景而生情，是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人因物而动情，情从物来。

（二）随物婉转，与心徘徊

情由物生，同样物也会由情而改变。情与物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服从与被服從的关系，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物色》中写道：“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作者受到自然景物的感召，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尽心尽致。王元化先生写道：“‘随物婉转是以物为主，‘与心徘徊是以心为主。”[4]在文章创作中，客观景物应与主观情感相符合，达到内心与外物相适应。

《诗论》一书中这样阐述：“诗的情趣必须从沉静中回味得来，所以主观的作品都必须同时是客观的。”[5]从这一章节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是相互交融的，即“心物交融”。景生于情，情生于景，情影响着景，景随情变，便表现了“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例如在“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句诗中，物与情相互作用，“孤馆”、“春寒”、“斜阳暮”是物，同时正是因为人的心境的孤独、凄凉，所以在主人公眼中的“馆”才会成为“孤馆”，温暖的“春”也有了寒意。此处表现的是物随情变效果，达到物我同一的完美境界;再如以李商隐的《春雨》：“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这一句诗中更是明显的表现了情于景的完美融合，这句诗将情感融入景中，与这楼、这雨、这灯于一体，“楼、雨、灯”本没有悲情，作者将情感投入到这实实在在的物中，将物赋予情，表达诗人的思念之情。此时的红楼已经不仅仅是“红楼”这一物，而是由“楼”引发的情，红楼是心上人的住所，重点在“人”而不在这“楼”;同样此时的“雨”已经不仅仅是水滴，更是诗人的情感“忧愁”。因此这句诗表面看来，是在写透过雨看红楼这一物，其实关注的重点是由物随情变。

物与情，作为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孤立的，不存在没有客体的主体，也不存在没有主体的客体。二者的存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情随物变”;另一方面是“物随情变”，以主体的情为中心，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到实实在在的物中此时的“物”就服从于 “心”了。

三、“物”与“色”的相得益彰

物有恒姿，但情无尽。在《物色》篇的末尾，刘勰论述了怎样将有限的“物”用“一字穷理，两字连形”的状态表现出来，使“物”与“色”二者相得益彰，达到情貌无遗的效果。

（一）善于适要，虽旧弥新

杜甫在《前出塞》有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如此。刘勰认为，要使文学作品呈现出耳目一新的效果，必须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将“物”的精要之处描绘出来。

刘勰以《诗》《骚》为例，认为《诗经》和《楚辞》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并据要害”，把握事物的关键特征，抓住所描写对象的精要之处。但是“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自然景物是变化万千的，所以写文章需要心静，对事物特征的把握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着事物的变化加以捕捉，也即“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

刘勰反对写作的过程中“青黄屡出”，“略语则阙，详说则繁”是他的写作态度。《文心雕龙·明诗》篇这样写道：“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繁辞的出现本是为了更好的描摹事物，将事物表现得更加清楚，但是如《论语》所言“过犹不及”，过于泛滥的使用繁辞，离开了表达实际与客观实际的需要，就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造成“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结果，作品将会流于纯形式主义，无法达到“心物相融”的效果。

最华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一定是最合适的。过于华丽的文辞会导致“情与志反”的后果。颜延之在描写岳阳楼的诗句中这样写到：“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沦、蔼、霁、薄”的确很形象的将登楼所见之景表现出来，但是却显得有些晦涩难懂。优秀的作品不是让人晦涩难明，更多的是通俗易懂，用简洁明了的文字表现深远的作品内涵，这便是“善于适要”的最高境界。

（二）物尽情余，晓会贯通

物有恒姿，但情无尽。刘勰的重点在于通过写物来表现情，使物变得有味道，于是乎有“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他认为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将有限的“物”赋予无限的“情”。

刘勰认为历代的作家，前后相继，无不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创新，在对前代的继承和变革中，取得创作的成功。那些能够以有限的景色寄托无限的情思的作者，才是懂得融会贯通的文者，即作文章要推陈出新。唐四杰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历来认为源自庾信《华林园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确，这句千古名句为王勃借鉴前人的诗句而来，但却点石成金而出神入化，使诗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能够抓住事物的“变”与“不变”，抓住其本质，革故鼎新。

“晓会贯通”其内涵在于怎样在文章中描绘自然，怎样在文章中体会自然，即“情”如何融于“物”，“物”如何表现“情”，写出独特的感受。

四、小结

《物色》篇从对“物色与人物关系的探讨”到“文章的主客关系”，再“展开讨论文章写作如何一字穷理，两字穷形”，其实刘勰的本意还是探讨文章发展的问题，其中《物色》篇的着眼点在“物色尽而情有余”，在文章的创作过程中用“物来动情，情来感物”，然后达到“心物交融”的境界正是刘勰所倡导的，也是我们在文章写作过程中需要学习的。

注釋：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56.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408.

[3]蒋祖怡.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C].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80.

[4]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02.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60.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张利群.《文心雕龙》“物色”说之“感物”新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9（6）.

[4]任雪山.《文心雕龙·物色》的生态之思[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