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平

广州“蕃坊”和蕃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唐宋元时期广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征诸文献，以往有关广州“蕃坊”的论著，多以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的《投荒杂录》“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的记载，认为“蕃坊”最早见于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然而根据考证，这段引文实际出自北宋朱的《萍洲可谈》（黎小明：《广州“番坊”一名始见于宋》，《广州研究》1986年第6期）。《萍洲可谈》对于广州市舶、蕃坊之事描述尤详，撰者朱是在北宋崇宁年间随父南下广州，这已经是北宋晚期了。北宋时期提及广州“蕃坊”的另一条史料，还有元年间郭祥正的《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云：“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郭祥正：《青山集》卷五）据此，至迟在北宋元年间广州已有“蕃坊”之称。

对于“蕃坊”名称出现之考证，目前仍然众说聚讼。其实，梳理“蕃坊”专称的由来，也有必要对“蕃坊”的性质与内涵及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考察。“蕃坊”，或称“蕃巷”“蕃人巷”，所指称的应是唐宋元时期海外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它的出现与帆船时代海上航行和季风贸易的季节性密不可分。帆船时代的海上航行主要以季候风或者海流作为动力，蕃客往往在夏季乘西南风而来登陆广州，在冬季随东北风返航。如《萍洲可谈》卷二载：“舶船去以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条亦载：“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诸蕃国之入中国，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因应海上航行与贸易的季节性，舶来广州的蕃客从暂住候风，逐渐演变成蕃客“是岁不归”的“住唐”，久之形成蕃客常住、聚居的外侨社区。

换言之，海外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在广州的形成，是帆船时代中外海上交通与贸易发展的产物。“蕃舶”贸易日益繁盛，蕃货和蕃客大量舶来广州，在此基础上，为“区隔华夷”“分类而治”，官府因俗而治，设立“蕃坊”。如《萍洲可谈》卷二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因此，所谓“蕃坊”，不仅是指海外蕃客聚居的街巷本身，而且也是官府对于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的一种管理制度。考察广州“蕃坊”的历史发展过程，应对“蕃坊”概念所包含的这两方面的内涵一并考虑。

从中外史籍文献的记载推断，广州海外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后期。如开元年间市舶使韦光闰《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载：“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年间的广州“蕃舶辐辏、外商云集”，“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种类极多”的海外蕃客在广州“往来居住”，海外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在这时期应该形成了相当规模。关于唐代海外蕃客在广州居留、生活的具体情形，文献史籍的记载极为零散，语焉不详，多只泛称广州海外蕃客与华人混居，如《旧唐书·王锷传》载“广人与夷人杂处”，《旧唐书·卢钧传》亦载“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蕃汉杂处”“华夷混杂”或许也是海外蕃客在华居留聚居形态的实际反映。直至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重修南海神庙碑》还描述广州为“此时此民，与海中番夷、四方之商贾杂居焉”。当然在此期间，也有当地官府推行“华夷异处”“蕃商毋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等“区隔华夷”“分类而治”的记载。如唐文宗开成年间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就曾“立法，俾华夷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有学者据此认为“蕃坊”的设置即是源自卢钧的“华夷异处”政策。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海外蕃客聚居形态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且考虑所谓“华夷异处”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

9世纪阿拉伯人写的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关于当时外国人在广州聚居情形，也有记载：“商人苏莱曼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按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许多学者也据此认为这是蕃客专居的“蕃坊”在唐代已经形成的证据。

根据对广州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在北宋熙宁年间广州西城修建以前，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一直位于广州城西郊外。广州西城的修建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三城”条载：“西城则程师孟经始于熙宁四年。”《宋史·程师孟传》载：“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广州西城修筑以后，蕃客聚居区才纳入广州城内。目前所知提及“蕃坊”的史籍文献，包括郭祥正的《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与朱的《萍洲可谈》，都成书于北宋熙宁以后。如此，“蕃坊”专称的出现时间应该是在北宋熙宁年间，这与蕃客聚居区纳入广州西城之内密不可分，而“蕃坊”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

韩振华先生在1948年发表的《唐宋时代广州蕃坊居住什么人》一文，通过史籍文献的爬梳与整理，认为广州北宋西城兴建以前，“蕃坊是指蕃汉错居，不能谓其专居蕃人。西城兴建以后，蕃坊始包含有专居蕃人之义，同时仍亦包含蕃汉错居之义”。后来，他还进一步提出“唐宋时代的蕃坊并非专指外国人之居留地，而是指蕃客与汉人杂居”的观点，并考证“蕃坊”的位置在广州西北面的“越台”（今光孝寺）附近，“举凡光孝寺、元妙观与怀圣寺一带，都是属于蕃汉杂居的‘蕃坊”。如若“蕃坊”只是“蕃汉杂居”，那么“蕃客聚居”又该何解呢？如前述《萍洲可谈》卷二载，广州“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若无“蕃客聚居”，那蕃长“管勾蕃坊公事”又从何说起呢？元代曾游历“隋尼克兰”（即广州）的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也提到：“（隋尼克兰）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

对于史籍文献中关于海外蕃客在广州“蕃汉杂居”与“蕃客聚居”的两种不同聚居形态的描述與记载，如同陈达生文章《论蕃坊》（《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所指出的，杂居与聚居只是记录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待广州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从整个城市（包括城郊）布局的整体来看，其中一些街巷居住蕃客或者一些街巷的某些部分居住蕃客，则是“蕃汉杂居”。而从蕃客本身的角度看，他们相对集中于城市的某一部分，是为“蕃客聚居”。海外蕃客在广州居留、生活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如南宋岳珂《史》即载“番禺有海獠杂居”，这实际上也是相对于海外蕃客与当地人“大杂居”的状态而言的，对于“海獠”自身而言，应该是“居有定处，自成聚落”。

然则广州“蕃坊”聚居的海外蕃客主要是什么人呢？唐宋元时期，广州蕃客以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波斯人、大食人为多，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诸如广州怀圣寺光塔和番人冢、清真先贤古墓等历史遗迹既与穆斯林蕃客的宗教活动有相关，也是伊斯兰教入华早期历史的直观见证。但“蕃坊”与穆斯林居留地之间不能画等号，毕竟“蕃坊”也居住有来自南亚、东南亚的非穆斯林蕃客。“自8世纪初至15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中华书局，2009年）阿拉伯商人是这一时期南海贸易的主角，在广州蕃客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穆斯林蕃客带来的伊斯兰文化景观也成为当时广州最为显著的异域风情。

因应时代发展，包括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中外海事政策的变迁，广州蕃客及其聚居的外侨社区“蕃坊”也在不断演变，随着在华蕃客逐渐“华化”，尤其是到了元代，元政府准许蕃客入籍，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颁令：“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准许唐宋以来东南沿海的蕃客入籍，成为元帝国的“编户齐民”，这也是“元时回回遍天下”的一个重要政策背景（潘清：《元代东南沿海外来人口的形成与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元代以后，明清政府大抵奉行抑制海外贸易的收缩性对外政策，强调严“华夷之防”，舶来蕃客渐少，蕃客后裔绝大多数业已华化，融于汉族，或演变为“回族”。明代中叶以后，欧力东渐，欧洲人的大航海与殖民扩张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海洋格局，欧美列强相继进入印度洋、太平洋海域，洋舶逐渐取代了蕃舶，“番鬼”“洋夷”也取代了“蕃客”“海夷”在广州海外交通史上的角色与地位，“蕃客”的历史积淀于广州“蕃坊”史迹之中。与此同时，海外舶来者群体的转换交替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历史变迁的重要折射与缩影。

作者单位：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