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平

广州“蕃坊”和蕃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唐宋元时期广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征诸文献，以往有关广州“蕃坊”的论著，多以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的《投荒杂录》“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的记载，认为“蕃坊”最早见于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然而根据考证，这段引文实际出自北宋朱的《萍洲可谈》（黎小明：《广州“番坊”一名始见于宋》，《广州研究》1986年第6期）。《萍洲可谈》对于广州市舶、蕃坊之事描述尤详，撰者朱是在北宋崇宁年间随父南下广州，这已经是北宋晚期了。北宋时期提及广州“蕃坊”的另一条史料，还有元年间郭祥正的《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云：“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郭祥正：《青山集》卷五）据此，至迟在北宋元年间广州已有“蕃坊”之称。

对于“蕃坊”名称出现之考证，目前仍然众说聚讼。其实，梳理“蕃坊”专称的由来，也有必要对“蕃坊”的性质与内涵及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考察。“蕃坊”，或称“蕃巷”“蕃人巷”，所指称的应是唐宋元时期海外蕃客聚居的外侨社区，它的出现与帆船时代海上航行和季风贸易的季节性密不可分。帆船时代的海上航行主要以季候风或者海流作为动力，蕃客往往在夏季乘西南风而来登陆广州，在冬季随东北风返航。如《萍洲可谈》卷二载：“舶船去以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