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鹏

回望历史，重读经典，乃是为了总结来路，开拓前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强劲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危机的双重挑战，既从西方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生产动力、新的话语范式，又竭力保持文化主体性，挖掘与重塑自身文明内在的普遍性意义的过程。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底是价值与观念体系的更迭及其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与秩序重建，其现实政治的诉求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观念的变迁，或者说新的“史观”的形成，恰恰是这一复兴逻辑的关键所在。

早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论述中，就已出现了一种吸纳西方启蒙史观与朴素社会主义文化因子的未来主义历史信念：即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进步的。在此之后，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使得未来主义的历史信念逐步走向了世俗化。随着大批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译介，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开始萌发。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不仅撼动了西方启蒙理性的神话，也使得一心寻求救亡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惊觉：一个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竞争社会并非中国社会的理想蓝图。他们希望别寻他途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十月革命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引入中国，为近代以来的史学革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中国建构提供了理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