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郑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 310058)

在当代悲剧美学研究中，学术界争议不断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二：第一，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悲剧。自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理性主义兴起，古希腊神话世界已逐渐走向衰败。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提出，由于现代社会失去了神性，悲剧在现代已经消亡，真正的悲剧只属于过去[1]。相反，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则对这种说法持反对意见，他们一直致力于证明悲剧是存在于现代社会的。荷兰哲学人类学家约斯·德·穆尔甚至进一步主张悲剧重生于现代科技理性精神之中，明确了“现代技术的悲剧维度”[2]。第二，中国是否有悲剧。对此，西方学者普遍持否定的态度。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明确指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概念[3]。同样，美国学者肯尼斯·苏林也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宗教的背景，所以悲剧并不存在[4]。与之相反，以王国维、周来祥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认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拥有自身独特悲剧意识的民族，并结合中国经验，对中国的悲剧观念和形态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本文借助新冠疫情引发的悲剧美学案例对以上的争论作出新思考与阐释，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照。

一、悲剧美学的历史与现代形态

对悲剧美学历史形态的理解是正确解答这两个焦点问题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