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恒

(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引言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深受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影响，普遍认为集体行动中的个体将难以摆脱公共治理的悲剧性结局，惟有借助政府集中管制，抑或彻底实行私有化改革，方能克服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应该承认，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相关模型为阐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当人们从开放的公共池塘中提取稀缺性的资源单位时，倘若彼此之间缺乏交流与信任，又未能建立全体一致遵从的制度安排，同时亦缺乏外部权威强制施行的具体规则，那么传统模型关于资源次优利用的预测则较有可能成为事实。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家均认为，共同提供与提取CPRs的人们面临着普遍的悲剧性情境，集中表现为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并被称之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1]。不过，上述观点只适用于少部分的公共池塘资源，这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的，与悲剧性结果相反的实例在现实中存有很多，一定条件下社群中的个体能够将自身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2]。更为关键的是，上述隐喻化的模型对于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象——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几乎派不上用场，由此她才转而剖析并提炼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并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有关个体之间信任合作的博弈结构，以探索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