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熠煜，杨 旭，汤资岚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以下简称“垃圾分类”)治理作为实现“美丽中国”愿景和构筑高质量城市治理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据。我国中央行政助推下的垃圾分类试点肇始于2000年。之后，《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2011年)、《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2017年)以及《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2019年)相继发布。但事实上，作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的上海在率先进入生活垃圾分类强制阶段时，虽然收效尚佳，但单纯的外源式改革仍然无法在加速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现实情境下有效克服居民分类意识淡薄的主体性困境、分类规则模糊的制度性困境以及动员能力趋弱的公共性困境[1]，“定时定点投放”“撤桶行动”“警告罚款”等垃圾分类强制执行中的政府治理实践均是“被动为之”的例证。在当下垃圾分类精准发力阶段，政策体系虽日臻完善，但政策执行困境却严重影响了政策效益的合理释放，原因在于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网络结构涉及主体多元且复杂，政策调适量大，冲突性强，而政府过度强调顶层设计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则客观上加深了其他参与主体对垃圾分类的不理解，排斥、阻滞充斥于政策执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