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仕勇，马逸凡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参与社会议题的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事件中民意的重要宣泄口。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信息过载等负效应。这不仅影响了新媒体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也可能引起我国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冲击。我们需要牢牢把握自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主导权，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运行逻辑，建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单一或多个事件引发的舆情在微信圈群间传递扩散，呈现系列化、叠加化、连锁化特征，形成舆情共振现象。微信圈群舆情共振如果缺乏治理或治理不当，极易引起群体极化导致社会危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因地缘、血缘、业缘、趣缘等聚合的微信圈群中的舆情共振现象，促进微信圈群正能量传播，是舆情研究者应关注的新课题。

(一)文献综述

由于中西方社交媒体功能差异，关于依托社交媒体的网络圈群舆情共振研究在西方学界几乎没有。在西方，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多用于休闲娱乐、个人交往等私人生活领域，很少存在社交圈群舆情共振现象，其学术成果缺乏是必然的。但国外关于网络舆论和情感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