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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六便士》三个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比较研究

2021-04-26刘艳丽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六便士译本译者

刘艳丽,刘 畅

(1.郑州轻工业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2.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教育、交流和语言学院,英国 纽卡斯尔 NE17RU)

一、 《月亮与六便士》原作以及所选译本介绍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于1919 年问世。小说中的英国画家以法国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为原型,讲述了一名原本成功的证券经纪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人届中年后逃离世俗,弃家出走,追求绘画理想,并最终选择弃绝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最后在那里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的氛围,创造出令后世震惊的艺术作品的故事。作品就个性与天才、艺术家与现代社会、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引人深思的探讨。

《月亮和六便士》译本繁多,在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81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傅惟慈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5年、1997年及2003年再版了该译本。[1]傅惟慈先生(1923—2014)是北京人,文学翻译家。本文选取的傅惟慈的译本是2019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重印版,另外两个是比较新的译本,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月引进的陈逸轩简体字版的译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徐淳刚的译本。陈逸轩是台湾高雄人,资深外国文学译者。徐淳刚是陕西西安人,同时也是知名诗人,翻译家。傅惟慈译本出现最早、流传时间最长,陈逸轩译本、徐淳刚译本较新,但也很受欢迎(以下分别简称傅译、陈译、徐译)。“比较不同译者在还原原作信息、把握译作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研究其翻译观,或者从质量评估的角度依据一定的标准指出其高下。由于依据的是同一原作,对比十分鲜明。”[2]64本文选取的这三个译本产生时期和译者背景都有差异,因此,可以从译者主体性视角,通过具体译例来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二、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一)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随着20世纪末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译者的价值,关注其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译者也因此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翻译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在刘军平看来,“所谓的译者主体性的含义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凸显译者的独特性的过程”[3]。许钧在《翻译论》中提出译者的主体意识,“所谓译者的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4]。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定义强调的都是译者的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本文所选的《月亮与六便士》的三个译本,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发挥,不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语义的阐释,译文文化词汇的处理,对语言风格以及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都有所不同。无论是从对原作的呈现来看,还是从文化、审美创造和译文的质量来看,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 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

译者可以发挥其主体性,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任意的。“译者主体性是要受到一定制约的。而这些制约因素可以具体到译者的文化先结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原作者以及文本选择对译者的影响、译者的诠释空间、译文接受者等等。”[5]“译者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规范及原作所处的语言文化规范等因素也会节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自身的因素,诸如他的认识图式、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情感、意志等都会介入到译者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译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化色彩。”[6]所以译者并不能随意发挥其主体性。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因素有:译者的文化结构、认知及价值标准; 译者的双语能力; 原作语言风格、语言规范和审美情趣; 译者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规范; 译文接受者。所有这些都会制约译者的翻译过程及最终译文的质量,而对于同一作品的不同译者来说,其中译者的双语水平、文化认知以及审美可能是最直接影响译文的因素。

三、 译者主体性在《月亮与六便士》三个译本中的具体体现

本文所选取的《月亮与六便士》三个译本由于译者的主体性发挥,译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下面将从语义阐释、文化层面、语言风格以及翻译策略四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三个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一) 译者主体性在语义阐释方面的体现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力求客观地传达原文的意义,但译者由于理解的不同,总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从而使同一个句子的译文有不同的表达。译者主体性尤其体现在译入语文本的语言主观性上,这种差异不仅受两种语言的语法体系、中西思维方式、认知习惯的影响,更反映了译者在句子组织中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在语言上的具体表现。[7]

例1 He was a powerful fellow, Tough Bill, but he didn’t quite like the look of Charlie, so he began cursing him. He called him pretty near every name he could lay hands on, and when Tough Bill began cursing it was worth listening to him.[8]254

傅译: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9]269

陈译: 流氓比尔的势力很大,但他看查理不顺眼,于是开始咒骂他。他几乎骂遍了所有他知道的脏话,而当流氓比尔开始骂人时,你最好要小心。[10]226

徐译: 硬汉比尔,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但他被查尔斯的架势镇住了,所以只是骂骂咧咧。他能骂的话全骂了,骂得真是头头是道。[11]214

这三个译文差别比较大,最主要的分歧是对powerful,he didn’t quite like the look of Charlie和it was worth listening to him的理解。根据原文的故事来看,这里的powerful是和小说中主人公挨饿受冻以后瘦弱的形象形成对比,所以在这里陈译“流氓比尔的势力很大”就不太恰当。另外,“势力很大”和后面的“但他看查理不顺眼”转折关系从逻辑上并不通顺。he didn’t quite like the look of Charlie字面上的意思是“他不喜欢查理的长相”,但在此语境中,是比尔与主人公外形上有着强烈的对比,而最后主人公的气势压到了比尔,所以才出现后面比尔找借口走开了。这句陈译“但他看查理不顺眼”是不太恰当的,而傅译和徐译的这部分理解是准确的。对于“it was worth listening to him”这句,原文是说比尔用了很多骂人的话,好像骂人也骂得很讲究似的,有点讽刺的味道。但是傅译作“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按照字面意思直译没错,但是在这个语境中译作“很值得一听”有些欠妥,因为原文是有些贬义的色彩。陈译作“你最好要小心”,可能对这句话过度解读了。徐译的“骂得真是头头是道”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这里就比较贴切了。同样的句子,由于译者主观理解的不同,所以译本就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以及认知不同造成的。若要避免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就要充分地理解原文,不仅是单个的词汇,还需要理解具体语境下的含义。

(二) 译者主体性在文化层面翻译的体现

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尽量对原作进行再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转换语言的同时,译者还“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感受进行再创作,使其成为译语文学的一部分,为译语读者所普遍接受,使自己的再创作扩张为社会活动,与时代、社会等产生共鸣”[12]。

例2 I seemed to see in them a hint of mockery; it was true that Stroeve had the head of the husband who is deceived.[8]185

傅译: 我好像在医生的目光里看到一丝揶揄的神色; 施特略夫的长相一望而知是个受老婆欺骗的窝囊汉子。[9]193

陈译: 我似乎在他眼里看见一丝嘲弄之意,史特洛夫的确是一副绿云罩顶的模样。[10]164

徐译: 我似乎看到,他的眼神带着蔑视; 这是真的,德克的头上好像戴着绿帽子。[11]156

作品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变的不光是语言,还有语言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原作的由特定的文化沉淀积累所构成的文化语境需要在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译作中构建起来。[13]在这三个译本中,译者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且对the head of the husband who is deceived这一短语的翻译都增加了文化负载词。原句的背景是施特略夫的妻子背叛了他,跟别人跑了。但后来又被人抛弃,自杀未遂被送至医院,施特略夫不计前嫌前来看望。医生得知病人是施特略夫妻子之后看他的神情。傅译句中的“汉子”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 “古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男子的称呼。后用为对男子的通称,有时含贬义。”加上“窝囊”二字,就把施特略夫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出来。陈译“绿云罩顶”和徐译“戴着绿帽子”虽然表达方式有所区别,但意思是一样的,都表示戴了绿帽子。绿帽子一词的由来虽然众说不一,但在中国的文化中,隐含的意思却是一样的,指的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与别的男人相好,那么这个男的就被称做戴了绿帽子。译文中这一有着文化特色短语的使用,很容易让译语读者理解。三个译者所选择的词虽然不同,但都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也便于译语读者的接受。

(三)译者主体性在语言风格方面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可避免会受到自身所处文化氛围、地域环境、社会背景等的影响,所以译文的语言风格也必将会受到译者所处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在所选择的三个译本中,这种语言风格的差异在一些句子中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

例3 “get out, you bloody swine.” It wasn’t so much what he said, but the way he said it. Tough Bill never spoke another word; you could see him go yellow.[8]254

傅译: “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9]269

陈译: “滚吧,该死的猪猡。”他这句话其实没什么,但他说的方式可不然。流氓比尔住嘴了,你可以看见他突然心生胆怯。[10]226

在语言的地域性方面,陈译本中也多次体现他的语言特色。作为台湾译者,他的台湾腔在译文中会有不自觉的表达。在第25章中,原作中“Oh, I hate him.”这句话,傅译和徐译分别是“啊,我讨厌这个人”和“哦,我恨他” ,而陈译是“噢,我好讨厌他”。另外,原作中几乎所有的“I didn’t know”或者“I don’t know.”陈译都是“我不晓得”,“晓得”是南方很多地区都会用的一个词,而在北方常用“不知道”。傅惟慈和徐淳刚作为北方人,都译作了“我不知道”。

“翻译透过主体意识,遵循一定语言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使意义从源文本抵达译入语文本。”[14]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主动选择所用的词语; 另一方面,译者亦会受到制约,这种制约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客观的。被动的制约包括赞助人、意识形态等被强加的制约,而客观的制约则是所在的社会、地域文化、风俗等,身处其中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四)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方面的体现

谈到文学翻译的译入,周领顺认为,一般来讲,“译入”时,译者以“赏”为主,译文为务实性求美而偏离原文司空见惯,并主要体现于译文对原文传播效果的“好不好”,此时译者是审美的一般消费者。[15]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为了使译语读者能更好地接受,不同的翻译策略如增译、略译、直译等在不同版本的译文中均有体现。

例4 She made an appointment, and I went to the trim little house on Campden Hill which she now inhabited.[8]321

傅译: 她在回信里约定了一个日子,到了那一天,我便到她在坎普登山的新居——一所很整齐的小房子——去登门造访。[9]341

陈译: 她跟我约了个时间,我便前往坎普顿丘她现在居住的整洁小房子。[10]284

徐译: 回信中她约了时间,到那天,我去了她的新居,坎普顿小丘一个整洁的房子。[11]268

三个译者由于其主体性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呈现出的译本意义和风格也不尽相同。傅译本的句子是最长的,他用了两个破折号来衔接。从与原作的句子风格契合度来说,傅译本是最契合的。另外,傅译“登门造访”属于增译的部分,因为仅译“到……新居”就能表达出原句的意思。就笔者看来,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增译的部分并没有给人累赘感,而是与前面的约定日子相呼应,用词讲究、正式。另外,傅译和徐译都增译的有“到了那一天”或“到那天”,原作中没有这个表示时间的词。但是如果去掉,就变成了陈的译文,会有跟人约过时间之后很快便去赴约的感觉,从意义上来说与原作不太相符。所以也可以说,傅和徐为了语言之真有些偏离了原文,但正因如此,傅和徐的译文都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语义。同时,傅还增加了形式上的破折号来达到与原作相似的意蕴,不得不说,傅的翻译从各个方面来说,都令人称赞。徐用的多是短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相对口语化一些,也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陈译按照原作的句子进行直译,没有任何增译,但是表达的意义却欠缺了一些。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月亮与六便士》的三个中译本分别从语义阐释、文化层面的翻译、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虽然不能仅通过几个译例就判断出一个译本的优劣与价值; 但就所选译例的分析表明,三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体性发挥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在语义的阐释方面,傅和徐都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信息,陈译稍有欠缺; 从文化的传达来看,陈和徐作为同时期的译者,都能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采用比较直接形象的翻译,傅译相对保守,但也依然传达出原作的信息; 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傅译的语言更为正式、优雅,文学色彩更浓一些,与原作的风格最为接近; 陈译和徐译的语言更为通俗化,体现时代性和地域性; 从翻译策略上来看,傅和徐都采用了增译的策略使其意义完整,但傅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呈现出形式上的美感,陈用直译的策略达到了形式对等,但却有意义的不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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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