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萍 杨鸿禧

摘 要：如何看待产业政策及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在学术界争议不断，怎样更为准确地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回顾了国外关于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相关实证研究的文献，并梳理了产业政策实证研究及相应方法的发展脉络，进而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论。从总体上看，对于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微观计量和自然实验的方法，更加注重反事实分析以及应对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问题。未来研究中需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从微观经济计量研究中确定产业政策的总体均衡效应;二是如何在系统性框架下更加全面地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这就需要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式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研究;三是对于发展性评估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产业政策;发展性评估;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3002810

围绕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争论经久不息，学术界和相关部门围绕产业政策的定义、政策理论、存废及效果等方面的激烈争论持续至今。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基本事实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是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成功的要因之一，而产业政策的反对者则认为，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的产业政策不但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不足道，甚至还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在这情形下，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从纷繁复杂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将产业政策的影响抽离出来尤为不易，科学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困难而又充满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力图采用更为前沿的方法以更为严谨、准确地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总体来说，既有关于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主要遵循着两条逻辑线索展开：一是产业政策实践的发展，这为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二是实证方法特别是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这为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综合考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二是对一国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三是对专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包括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区域性产业政策和研发税收抵免政策等。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在特定行業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于行业发展、市场竞争格局、上下游行业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一国产业政策体系中政策资源（特别是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性金融等）的分配和重点流向，以及政策资源的分配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制定原则，是否推动了重点行业的发展与效率提升，是否扭曲了资源配置等;第三类研究主要探讨政策是否达成目标及其作用机制。不同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内容的侧重点有显著差异，而且实证方法和数据方面也有差异。第一类研究一般采用行业内企业层面的数据，在研究政策对上下游行业的影响时，也会用到上下游行业的数据，在实证方法上更多采用反事实检验、自然实验的方法;第二类研究早期较多采用宏观层面主要行业在行业层面的数据，后续则越来越多采用跨行业微观企业的数据，在方法上多采用回归和面板回归的方法，也有采用自然实验、投入产出和生产网络相关的方法;第三类研究根据专项产业政策所针对对象的不同，在采用的数据上存在差异，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主要采用中小企业在企业层面的数据，区域性产业政策较多采用分地区、分行业在企业层面的数据，在方法上多采用自然实验、反事实的方法。本文分别就三类实证研究进行回顾，介绍研究中数据使用、方法演进和研究结论等方面的差异，对其进行简要评论，并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本文回顾的这些产业政策研究文献中，既有对狭义的、纵向产业政策的研究，也有对广义的、横向产业政策的研究。

一、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采用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等政策支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或者支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是各国产业政策实践中常用到的政策。关于这类政策的效果，学术界争议颇多，如何评估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对采用此类政策干预新兴产业的理论依据进行再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围绕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早期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Baldwin 和Krugman[1]、Baldwin和Flam[2]。Baldwin和Krugman[1]的研究是针对单一行业（战略性幼稚产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的开篇之作，他们使用垄断和双寡头模型对欧洲空客产业补贴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并探讨了该政策对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该产业补贴政策使得所有消费者福利得到改善，但也导致美国波音公司的利润遭受损失。Baldwin和Flam[2]也选取航空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Brander-Spencer利润转移模型研究了加拿大对通勤飞机市场的保护（市场进入限制、出口补贴）及该政策对瑞典和巴西市场的影响，其分析表明，政策在将利润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方面相当有效，相关政策通过降低该行业平均边际成本或增加行业竞争提升了消费者福利。但是，该研究的问题在于其忽略了产业政策产生的综合效应，而且其研究结果取决于包括需求弹性等在内的参数设定。

早期类似研究与当时政府实施的战略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紧密相关，主要关注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对不完全竞争行业的策略性互动行为及其对均衡结果的影响，此类文献认为，在满足某些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利用出口补贴和其他政策工具将利润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增加本国福利。尤其重要的是，上述独特的案例分析可能并不能得出关于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福利影响的一般性结论。此类研究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即使能够证明受产业政策保护的产业增长更快，也不足以证明产业政策能够提高福利水平;即使产业政策能够增加消费者福利，但这也不足以作为“能够为产业提供庇护的产业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选项”的政策依据。

（二）幼稚产业保护及关税政策实施效果

后续的研究开始采用反事实研究方法。Head[3]和Irwin[4-5]采用反事实方法对美国具体行业的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三者均基于福利角度出发检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其结论存在差异。Head[3]基于动态模拟方法，采用产业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美国钢轨行业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干中学、改变资源禀赋和关税保护在该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之前，美国钢轨产业最初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在这一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是暂时性的政策，促使该行业在20世纪初成为了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该研究对钢轨关税政策进行了反事实模拟，证明了干中学对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关税保护是该行业长期增长和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尽管对福利具有改善作用但影响微小。Irwin[4]选取美国内战后生铁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进口关税保护政策对该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通过估计国内生产的生铁与进口生铁之间的替代弹性，研究关税削减如何影响生铁行业的生产、产品价格和进口以及消费者福利。研究结果显示：如果1869年取消关税，国内生铁产量将增长15%左右，进口市场份额将从7%左右提高到近30%，这表明相当一部分国内生铁生产企业可以在大幅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其后，Irwin[5]采用反事实模拟方法，分析19世纪末美国麦金莱关税对马口铁行业的影响，将原材料成本和干中学（即动态规模经济）纳入马口铁成本结构中。研究结果显示，关税政策的实施使得该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关税过高导致消费者福利遭受损失。

上述研究着眼于反事实模拟的方法，分析政府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对本国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从研究结论来看，尽管其研究对象为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美国钢铁行业或其相关行业，但结论较为一致，即关税保护政策对于本国行业发展及福利提升的效果微小;即使这样的政策还能发挥一定效果，就需要结合被研究对象所在国家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因素，如美国资源禀赋所赋予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庞大的市场和该行业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等。由此可见。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此类针对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依赖于严格的反事实假设，无法分析产业政策潜在长期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是在清晰的政策背景和制度环境下进行的政策效果评估，为未来进行产业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应该注重还原政策发生的经济历史条件和背景，进行更为客观和严谨的政策效果评估。

近年来的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将微观数据与准实验设计相结合，重新探讨产业政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Inwood和Keay[6]基于1870 —1913年加拿大针对钢铁行业实施的关税保护政策效果的评估。该研究基于局部均衡的供求模型，尝试为估计国内生产者对其国内和国际市场条件变化、投入—供给冲击、运输成本下降和关税保护变化的敏感性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Inwood和Keay[6]采用运输成本数据以及单个高炉生产和就业等微观数据，使用外生工具及结构模型识别决定加拿大生铁需求和供应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以评估关税政策对钢铁工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关税保护与加拿大钢铁工业的发展正相关，;但这种影响随着国内需求的增加而减弱，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关税保护政策的作用迅速减弱。其中关税政策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在于：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承诺是作为生产商对先进设备进行投资的重要触发因素，促使国内生产者对代表先进技术的新高炉进行不可逆转的投资，这些高炉能够适应19世纪后期国内产量的急剧增长，从而在加拿大钢铁工业扩张初期推动了钢铁行业的发展。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如果考虑到新投资、产出增长和征收关税的时机，以及确认价格、政府政策和劳动力成本的内生性，就会得出与既有研究不同的结论，即关税确实发挥了作用。该研究对后续研究具有启示意义：针对某项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不仅要结合政策发生的具体经济和历史背景，而且在模型设定、方法选择和数据使用方面也要更加完善，才能对具体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更趋精确的评估。

（三）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及其溢出效应

鉴于马歇尔外部性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某些行业由于具有知识扩散或外部性等特点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Blonigen[7]选取1975—2000年21个钢铁生产国的样本，将钢铁行业产业政策的跨国变化和钢铁作为投入品在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结合起来，利用钢铁部门产业政策的国际间差异和钢铁作为重要中间投入的跨部门差异，确定此类针对钢铁行业的产业政策对其他相关行业出口增长的影响以及对下游部门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针对钢铁行业的产业政策對下游部门的出口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但此类产业政策效果在各国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该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所选样本中欠发达国家之间;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政策对下游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最大;政府提供的生产补贴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其正面影响远小于其他产业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Hanlon[8]分析了初始投入成本优势及其所产生的动态本土化学习效应的存在，利用1850—1911年北美船舶制造业数据，通过反事实方法对学习效应所产生的外部性及其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北美地区的产业政策未能使其赶超英国造船业，原因是英国造船业初始成本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高生产率，早期熟练工人的培养和干中学使得英国造船业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动态本土化学习效应的可能来源是本地熟练工人的发展，对这一潜在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匮乏。

除了聚焦于上下游跨部门的产业政策影响，也有研究兼顾行业内部的资源错配。Tao[9]基于中国在2005年实施的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这一具体政策，分析了对大型钢铁生产商定向补贴的影响。该研究不仅考虑了产业政策引起的跨部门资源再分配的影响，还考虑了产业政策引起的行业内分配不当，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研究的主要创新点。研究结果显示，定向补贴政策加剧了钢铁行业的配置不当，降低了钢铁产业的生产率;这两种效应通过生产网络渗透到整个经济中，虽然通过提供信贷来促进钢铁行业的发展可以产生福利收益，但其效果主要是由于分配不当恶化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最终导致该政策对整个经济的净福利影响是负的。

产业政策不仅对本国产业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重要影响，还可能对国际贸易市场产生重要影响。Kalouptsidi[10]研究了中国造船业定向补贴

问题，量化政策对各国生产再分配、行业价格、成本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通过建立造船业结构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上游行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补贴导致全球船舶生产的大规模重新分配，产业政策显著地将全球生产重新分配给中国，主要的反事实研究发现：在没有定向补贴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将减半，而日本将获得更大的全球市场份额。虽然该政策扩大了中国造船业的规模，但却因成本和生产错配导致国内货运成本略有下降，从而对福利改善效果甚微。

此外，还有研究利用系統分析方法探讨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Ahman[11]根据技术变革和创新方面的文献，利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了政府政策支持的整个链条，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些不同政策实施的背景及影响，旨在分析日本政府在开发传统汽车替代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政策方案的效果以及政府支持计划中技术灵活性的重要性。该研究发现，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全面的战略，包括研发、示范方案和长期战略计划指导下的市场支持。政府的作用是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指挥者的作用，既提供研发支持，又人为地创造利基市场，并通过立法和标准为目标技术铺平道路。尽管如此，目标技术仍未在市场上确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选择性产业政策要实现挑选赢家并不容易。尽管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持续而雄心勃勃的政策，但开发传统汽车替代品方面的发展目标从未按计划进行。政策的成功因素似乎更多地是与技术的具体特点有关，而不是与特定的政策有关。该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政府在实施挑选赢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时要非常谨慎。

（四）评论

从既有的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代表性文献来看，关注点从最初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关税保护政策到针对性的补贴政策以及针对特定行业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不仅其研究重点随着政府政策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而且随着可获取数据的丰富性和方法的可行性而更趋多样化，且更加严谨和精确。这部分研究为特定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视角，不仅仅在于所选取方法的演进和革新，而且在于这些研究自始至终非常注重产业政策发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任一产业政策的实施都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相应的产业政策效果评估也不能脱离其发生的背景，了解并还原历史背景也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部分。

二、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产业政策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或地区实现成功追赶的重要原因，但反对者则对此提出质疑。World Bank[12]对东亚奇迹的分析表明，鲜有研究为针对特定行业的产业保护政策对产业的部门结构或生产率的变化产生积极作用提供证据。事实上，过去三十年日本、韩国和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主要受其比较优势和动态要素禀赋的影响，而非产业政策的影响。有鉴于此，如何看待或评估这些国家产业政策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日本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

针对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的研究中，以早期Beason和Weinstein[13]的研究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学术界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积极探讨的背景下，Beason和Weinstein[13]指出，日本产业政策所选取支持的行业不同于当时的共识，即日本产业政策以高增长部门或高生产率部门为目标。尽管基于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已经表明，政府在高增长部门的政策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回报率，从而促进了整体经济增长，但得出此种结论背后所采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该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谓为高增长部门提供政策扶持，以诱导资源转移到高增长部门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实际上更多地被用于低增长部门。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一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Beason和Weinstein[13]研究了1955—1990年日本贸易保护（关税和配额）、部门间净转移（非间接补贴）、部门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贷款对于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石油危机（1973年）为间隔将日本战后分为两个时期，研究两个不同时期与整体的行业增长率以及政策工具效果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传统观点普遍认为的日本产业政策采取针对高增长部门或高生产率部门提供政策支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将资源转移到某个部门的政策可能会提高该部门的增长率，但其作用途径可能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或保护该部门的市场来实现的。然而，对日本的研究发现，资源似乎没有被转移到高增长行业，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日本政府未能实现向政策目标行业的资源转移，或者政府将帮助衰落部门和保护大型非生产性产业利益作为其政策目标。尽管由于上述研究使用的是行业的总体数据而非微观数据，难以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政策意图以及政策的作用机制，但为当时被世界各国所瞩目的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视角和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哪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产业政策可以通过对具有更强技术外部性的产业提供政策支持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日本政府在实践中能够做到吗？ 不同于既有的着重于研究日本政府是否具有挑选“产值增长较快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为政策目标”的能力，Pons-Benaiges[14]根据产业政策在矫正由于技术外部性而存在的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来评价日本产业政策，估计战后日本主要制造业的技术外部性，并对所估计的技术外部性和政府干预措施进行对比。该研究扩展了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通过企业层面数据区分了内部（企业层面）和外部（产业层面）生产率来源，并且依据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实践学习为产业政策提供的理论支撑，考虑了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实践学习这两种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而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战后日本政府的支持干预进行效果评估。研究结果显示，：1964—1973年规模经济较强的行业并没有得到政府政策支持，而学习能力较弱的行业则获得了政策支持;1974—1983年政府干预鼓励了规模经济较强的行业，而阻碍了学习效应较强的行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政府干预的定性政策措施中，由此也表明在这两个时期，日本产业政策更青睐规模经济较强和学习效应较弱的行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选择性产业政策较难选择赢家反而可能选择输家提供了证据支持。

（二）韩国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

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重化工业战略的推行过程中，政府使用贸易和金融政策，将资源用于重化工业领域，该政府干预行动规定了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优惠条件、融资方式、产品定位和技术引进方面的详细内容。Kim[15]对1973—1979年被称为韩国经济起飞期间的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评估结果表明，从表面上看，在此期间的重工业发展计划与韩国长期的经济转型相一致，但事实上韩国政府干预政策劳而无功，对政策目标行业和非政策目标行业都产生了一定的扭曲，即导致政策目标行业过剩，同时使得非政策目标行业资源匮乏，并且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外债的积累。Kwon和Paik[16]对早期研究进行了扩展，使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计了韩国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在计算部门工资和资本回报差异时，区别了企业自身存在的差异与产业政策带来的扭曲。研究结果显示，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将使产出增加不到基准年GDP的1%，即使去除资本市场的扭曲，GDP也只增长了3.2%，福利增长了5.6%。该研究还检验了资本市场扭曲导致的政策效果，发现金融手段比财政政策具有更大的扭曲效应。Lee[17]基于1963—1983年韩国38个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探讨了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对其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韩国政府在此期间实施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和补贴贷款）并没有对被保护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反而生产率增长来自于政府对贸易干预程度的减弱。Noland[18]针对韩国政府推动重化工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外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政策目标行业与非政策目标行业之间投入产出的区别，确定产业政策干预是否有效以及所选择的行业是否具有产生跨行业外部性的条件。在选择政策扶持部门时应该符合三个标准：与一国经济中其他部门有很强的产业间关联，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存在因果关系且能引领其他部门的发展，具有在产出增长中占有较高创新份额这一特征。该研究结果显示，只有4个产业（木制品、造纸、石油与煤炭、有色金属）符合上述标准。但是，就韩国的具体政策实施而言，除了有色金属之外，其他符合标准的行业都不是韩国重化工业战略期间推动的行业。与Pack[19]的结果一致，即韩国产业政策的政策目标行业与非政策目标行业之间几乎没有投入—产出关联，政策并没有促进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由此可见，针对韩国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韩国针对重化工业战略所实施的产业政策如果不是事与愿违的话，至少也是徒劳无功，无助于其政策目标的达成。

考虑到这些研究由于无法识别政策干预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以及没有受到干预的行业是否也会受益于政策而存在局限性，Lane[20]探讨旨在推动韩国从轻工业出口经济体转变为重工业化经济体所采用的快速工业化措施的政策效果。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政策目标行业和非政策目标行业的变化，估计产业政策对行业的短期影响;评估了产业政策的溢出效应，通过前后向联系来分解影响，并使用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政策影响如何通过投入—产出网络传播;利用自然实验（动态差分）来检验产业政策是否会对直接受到干预的部门和通过投入—产出联系而受影响的行业产生长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促进了目标部门的发展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政策支持部门及其相关行业实际产出的增长，而且还使得资源从轻工业部门向重工业部门重新进行配置，同时对下游部门也产生了正的外部性;此外，韩国在开启自由化进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其政策的影响仍然长期持续存在。综合结果表明，针对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对具有前瞻性的相关部门产生了积极的外部性。这些结论与早期关于发展政策理论研究和强调设备投资潜在溢出效应的研究[21]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发现，重化工业对上游部门的负面影响是由于进口竞争加剧造成的，即韩国的产业政策牺牲了更多的上游部门来换取下游部门的利益。综上所述，该研究揭示了韩国颇具影响力的重工业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与Wade[22]和Amsden[23]的结论一致，即产业政策促进了韩国战后工业化发展，且产业政策可能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对其他产业产生异质性影响。这表明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传统政策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虽然该研究强调了产业政策对众多行业发展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未来研究需要充分考虑产业政策对总福利和要素分配不当的影响。

（三）中国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

近年来，对于中国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增多，代表性的研究有Aghion等[21]和Liu[22]。Aghion等[21]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补贴、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和关税四种产业政策工具与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研究结果显示，在竞争性部门实施产业政策或者实施能够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显著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产业政策并非绝对地限制竞争，反而可以具有互补性，而且不同产业政策工具所发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为了实现对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进行更加清晰和全面的评估，Liu[22]的开创性研究着力于解决既有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所面临的挑战，因为总体实施效果取决于一般均衡和再分配效应。该研究采用中国和韩国的数据，基于生产网络探索政府对于具有投入—产出关联的上下游部门之间存在的市场不完善进行政策干预的效果，并探讨了存在跨行业关联和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为评估产业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政府干预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对上游部门的补贴具有较强的刺激作用，市场缺陷会通过后向需求联系加剧扭曲程度，因而政策干预应该从扭曲程度较高的部门开始，韩国重工业和化学制造业部门是上游部门，其扭曲中心化程度明显高于非目标部门;中国扭曲程度較高部门中的私营企业得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但是，当前研究侧重于对产业政策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的经济效应，却忽略了政策执行的政治经济层面对产业政策效果的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要切实实现对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效果的更全面的评估，仅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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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孙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