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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

2021-04-25孙庚辰

读者欣赏 2021年4期
关键词:孺子牛李可染中国美术馆

孙庚辰

展览现场

2021年1月9日,“美在耕耘—中国美术馆2021新年大展”开展。本次展览以牛形象为主体,展出了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名作(包括少量外国美术作品)及部分邀约作品近600件;分为“瑞牛呈祥”“时代壮歌”“大地诗韵”“艺心同音”“石榴同心”“医者仁德”“大国工匠”7个篇章,以及“书为心画”“人民的形象(续篇)”两个专题展;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摄影、工艺美术、民间美术等多种艺术类型。

牛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早期先民将牛作为祭祀的“三牲”之一。《诗经·楚茨》中“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描写的便是祭祀时的场景:把牛羊清洗干净,拿去奉献给冬烝和秋尝(冬烝、秋尝为天子与诸侯的宗庙之祭,秋曰“尝”,冬曰“烝”),整个祭祀活动秩序井然,有人宰割,有人烹煮,有人分盛,有人捧献。《诗经·我将》中“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也讲到献给神灵的祭品中有牛、羊,以求上天庇佑。现在普遍认为,自西汉时期,牛已开始用于农耕,自此,牛与田、牛与犁紧密联系了起来。牛在中国文化中的意象也丰富起来,被赋予了辛勤耕耘、不辍劳作等意义。

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 铜 34.5×99×24cm 潘鹤 1984年 中国美术馆藏

隨着牛耕技术和铁制农具在汉代的推广与应用,汉代画像砖上逐渐出现了牛耕题材的画面,记叙了先民驭牛耕作、生产的情景。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以牛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东晋史道硕的《牛图》、戴逵的《三牛图》,南朝宋人谢稚的《三牛图》等。至隋唐时期,牛画、马画发展到高峰期,韩滉画牛“落笔绝人”,还有戴嵩“师晋公之画,不善他物,唯善水牛而已……嵩弟峄,亦善水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五代时,道士画家厉归真和禅宗画家邱文晓等将释、道题材与牛题材相结合,使得牛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意象。作为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典型形象,“老子出关”常见于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以暗喻道家超脱的意境。本次展览中也有以老子、青牛为题材的作品—吴为山的雕塑《空谷有因—老子出关》便是代表,作者运用写意的雕塑语言,塑造了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的形象。

宋元时期,牛在绘画作品中作为主体形象的地位降低。明代起,牧牛题材逐渐兴起并流行,戴进、沈周都曾画过《牧牛图》。

空谷有音—老子出关青铜 74×93×33cm 吴为山 2012年

乡愁与记忆

到了近现代,牛仍然是一个备受艺术家钟爱的创作题材。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董希文等都曾画过水牛或牦牛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浸润着作者对童年恬淡的乡村生活的记忆,充满天真与童趣(如齐白石的《红衣牛背雨丝丝》),或以朴素的画风和真挚的感情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蓬勃面貌(如董希文的《千年土地翻了身》)。艺术家通过画牛表达情感、传达精神,牛承载着浓郁的东方文化情结。

“牧童与牛”是中国画题材中常见的主题。齐白石在92岁高龄时创作的《红衣牛背雨丝丝》是当年为老舍、胡絜青夫妇而作。这幅作品中有大量留白,一条悠长、缥缈的线从画面右上角斜穿至画作下方,连接着天空与大地。线的一头是飘在天空中的纸鸢,另一头是一个红衣牧童。牧童在丝丝细雨中躺在牛背上,手牵风筝线,仰面望向纸鸢。整幅画面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情境。齐白石题识:“英雄名士孰先知,各有因缘在少时。今日相逢才晓得,红衣牛背雨丝丝。”

此诗映射出齐白石儿时的记忆、现时的内心与艺术自信。齐白石年幼时家境贫苦,他在晚年曾刻有一方“吾幼挂书牛角”印,描绘其年少时将线装书挂在牛角上,在放牧间隙读书的场景,可见牛是齐白石儿时的伙伴。“衰年变法”是齐白石艺术风格的一次飞跃,他曾表示“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其所绘必是亲眼所见,是基于真实情感而作。可见,画中的红衣牧童正是齐白石记忆中儿时的自己,“英雄名士”即是功成名就的白石老人与老舍,两位人民艺术家的交往促成了这幅作品及《蛙声十里出山泉》等佳作的问世。老舍、胡絜青夫妇的子女将这幅《红衣牛背雨丝丝》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不仅让广大观众能欣赏到此作,更使两位人民艺术家的交往为人所乐道。

红衣牛背雨丝丝 纸本设色 151.5×56.5cm 齐白石 1952年 中国美术馆藏

自强不息与忍辱负重

在中国美学史上有两种审美理想:一种是“错彩镂金,雕缋满眼”,另一种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宗白华指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起,中国人的审美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中国传统美学理念十分重视这种自然纯真、返璞归真之意,“牧童与水牛”题材的作品往往渗透着这种归于平淡的审美取向。老舍曾写诗《北戴河赠四友诗·赠李可染》:“牧童牛背柳风斜,短笛吹红几树花。白石山翁好弟子,善从诗境画农家。”诗文表现的是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以水牛为题绘农家生活。李可染笔下的牧童与牛不仅表现了惬意的田园诗境,更体现了以牛为缩影的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

榕树水牛 纸本设色 69.2×46cm 李可染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水牛是李可染钟爱的描绘对象。李可染的《榕树水牛》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这幅作品以墨为主调,遮天蔽日的墨榕树占据了大部分画面,底部留白代表溪水,墨色水牛浸于水中;一个牧童背着斗笠趴于牛背上,一个牧童手持细鞭坐于牛背上,二人交谈玩耍,陶醉在自然与快乐之中。水牛与牧童形神兼备,动静相宜,一派悠然自在、充满童趣的田园诗境跃然纸上。作品钤“孺子牛”印。关于此印,李可染解释:“鲁迅先生联语云‘俯首甘为孺子牛,此语给我们启发教育,吾因此开始画牛,并名我画室为‘师牛堂。今逢鲁迅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写此以志敬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期间李可染辗转多个城市,最终抵达重庆,心中满怀国恨家仇。当时他居住在重庆农民家中时接触到了牛,并发现牛身上蕴含着自己所向往的精神品格,自此他开始画耕牛和水牛。他曾在1962年所作的《五牛图》题跋中写道:“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李可染晚年更是将其画室命名为“师牛堂”。他所提到的牛的“性”与今日大力倡导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精神不谋而合。

千年土地翻了身布面油彩 77×143.5cm 董希文 1963年 中国美术馆藏

齐白石、李可染师徒二人的“牧童与牛”题材的作品共同陈列在本场展览的“瑞牛呈祥”部分。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从艺术手法、笔墨运用、意境传达上看到艺术的传承,也能从作品的精神价值中看到民族文化的传承。牛不仅是作品的题材,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代表着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精神。

在展廳中还陈列有一尊融东西方艺术之精神与形式于一体的雕塑《孺子牛》,由旅法华裔艺术家熊秉明创作。熊秉明就像一颗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了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他的作品亦是如此。《孺子牛》同时吸收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熊秉明以写实手法描绘牛倒地后奋力站起的瞬间,作品对于面的注重,以及由面来组织结构的方式,源自熊秉明的老师—法国雕塑家马塞尔·纪蒙。纪蒙曾对他的学生们讲,一件失败的雕塑作品所表现出的“软”“松弛”“站不起来”,都是因为作者没有处理好面的关系,面与面的结构和深层架构是雕塑的本质。

孺子牛铜 35cm×67cm×26cm熊秉明 1969年中国美术馆藏

题秉明雕塑老牛 94×51cm 楚图南 中国美术馆藏

中华文化给予熊秉明以生命的启示和文化的启迪,这颗“中国文化的种子”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熊秉明的《孺子牛》是对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写照,是忍辱不屈、负重前行的写照。熊秉明叙述,“《跪牛》(《孺子牛》)表现了最艰难状态下欲奋起的那一刹那”,“仁者看见他鞠躬尽瘁的贡献,勇者看见他倔强不屈的奋起,智者看见他低下前蹄,让牧童骑上,迈向待耕的大地”,“它是中华民族的牛,它是忍辱负重的牛,它是任重道远的牛”。熊秉明与杨振宁是总角之交,甚知熊秉明心意的杨振宁称“这应是孺子牛”。因此,这尊《跪牛》也称《孺子牛》。

力量与生命

牛也是西方艺术家钟爱的题材,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中长达两米的壁画《受伤的野牛》,意大利画家提香的油画《劫夺欧罗巴》中化身为公牛劫夺欧罗巴跨越大海的宙斯,尼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六季风景》系列作品中展现乡间惬意生活的《牧归》,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象征毁灭与死亡的公牛……

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公牛被认为是力量的象征。牛这种食草动物看起来温顺、无害,但在被人类驯化、畜养之前,牛是具有野性与强大攻击力的动物,其健硕的肌肉象征着力量、性与生殖。在许多史前洞窟壁画上也能发现公牛或原牛(已消失的一种牛)的身影;在希腊神话中,公牛也常常出场,或以人身牛面、小牝牛等形象出现,其中包括著名的“赫拉克勒斯降服克里特疯牛”等围绕牛展开的故事。在古代西方,公牛也用于祭祀,因此,公牛成为生命与死亡的代名词。虽然身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人们已很少能见到野外的公牛,但艺术家对公牛的兴趣从未衰减,可以说公牛已成为欧洲艺术史中的明星动物。

阳光下的牛铜 140×190×80cm法国 让·卡尔多 1968年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国美术馆的雕塑园中,立着一尊昂首向上的公牛像,这尊雕塑是由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法国著名雕塑家让·卡尔多创作的《阳光下的牛》。这尊沐浴在阳光下的牛稳稳伫立,头部微昂,脖颈伸长眺望远方,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是作者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卡尔多在旅居西班牙时对斗牛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斗牛士与公牛之间殊死搏斗的场面激发了让·卡尔多的灵感,他随即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公牛的雕塑作品,其中就有一尊《垂死的公牛》。这尊雕塑与《阳光下的牛》共同构成了让·卡尔多对生命的张力与脆弱的哲思。1983年,让·卡尔多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时,他将公牛作为主体形象铸在自己的佩剑剑柄上。剑柄上的这头公牛也是昂首向上的造型,牛头和牛角构成了剑首,其中一只牛角不断向上延展,直至与护手相连;护手另一端与牛尾相触;牛身为剑柄,剑柄中间部分略粗,凸显出公牛健硕的身躯,同时利于手握。这柄佩剑体现出卡尔多对公牛题材由衷的热爱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布面油彩 180×230cm 冯少协 2020年 中国美术馆藏

钢水·汗水 布面油彩 260×168cm 广廷渤 1981年 中国美术馆藏

本次展览以牛的形象为篇首,牛的精神贯穿展览始终。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在工厂火热的车间里,在各民族人民收获的欢歌笑语中,在白衣战士奋战的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在大国工匠匠心独运的作品中,我们仿佛看见一头头孺子牛跪下前蹄,待牧童骑上,迈向春天;拓荒牛低头奋进,砥砺前行;老黄牛迎着晨曦,面朝黄土,稳步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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