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正式戴上眼镜那年，我上小学六年级，当时班级里的近视率还不算高，所以鼻梁上架副眼镜，看上去多少有些特别。我很享受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一度还天真地以为戴眼镜是件很酷的事。

因为父亲是近视眼，最初还没近视的我时常会借机拿起他的眼镜，对着镜子摆几个动作。比如，捏着眼镜腿，模仿电视里的成功人士说话，或者推着眼镜托，学名侦探柯南，比划着说：“真相只有一个！”在那时浅薄的认知里，我觉得眼镜某种程度上是斯文、有文化的代名词。所以在刚戴上眼镜的那段时间里，我新鲜劲儿十足。

但这股劲儿没持续多久，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种种生活上的不便：在球场上打球，折返跑时眼镜会上下起伏，清楚和模糊频繁交替，想稳定将球投进，成了难事;吃热面条的时候，热气一升腾，眼前就被遮蔽了……当那些因眼镜而起的不愉快横亘在生活中时，曾经预设的美好也就变得黯然失色。但不可逆的现实摆在面前，想和这个朝夕相处的伴侣变得和睦些，就需要换个新角度去审视它的用途和意义，于是我开始了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开始的幻想是低阶版本。我会比对眼镜内外的世界，摘下来时，眼前尽是模糊，戴上后，则能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个时刻，感觉眼镜片就是相机上的取景器，在失焦和对焦轮换中，眼前的图景会有云泥之别。在这个进程中，其实心理也会产生微妙的变化，当周围不清晰时，安全感会急速下降，它会带来轻微的恐惧感，让人没办法集中精神去观瞧眼前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