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元初 康培培

【摘要】长期以来，国际舆论生态格局呈现出“西强东弱”的特点。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文化自觉，这一不平衡状态和格局亟待重新审视和调整。移动互联时代，应摒弃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对抗模式和理想化的全球“公共领域”建构主张，以“融通”观念为核心，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舆论生态治理中国方案。

【关键词】全球治理  舆论生态  治理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13

当前，互联网成为人类共同的话语空间，国际舆论传播主战场已转至互联网，并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嵌入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不同场域，国际舆论生态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舆论在抗击疫情、推进合作、凝聚共识方面成效甚微，以国外知名网络社交平台为主要载体的国际舆论空间充满了抱怨、攻讦等对抗性的话语，“阴谋论”和非理性言论深刻影响舆论走向，理性公民批判性意见的交流与互动缺位，对危机解决具有实质意义的共识很难在网络空间达成。这一现实警示我们，在全球治理的大框架下，国际舆论生态治理范式亟待实质性转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助力全球各国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舆论生态危机。

国际舆论生态现状：对抗的困境与虚幻的全球“公共领域”

冷战结束之后，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已成历史，但国与国间的竞争依然无处不在，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传统硬实力的较量，也有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文化软实力的角逐。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分布极不平衡，西方各国在经济、军事优势的支撑下，不断拓展其话语空间，建构“话语霸权”，将符合自身利益的议题推送到世界舆论场前台;同时通过国际议题设置，对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和话题加以遮蔽，不断挤压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空间，以谋求自身更大的利益和竞争优势，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和资源占有的不平衡状态日益加剧。

从本质上看，舆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塑造和构建息息相关。当前，国际舆论场中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以冷战思维和“文明冲突”论作为思想基础的西方话语主导者在国际舆论场中常常以对抗的姿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回溯历史，这一现状的意识形态根源由来有自。以欧洲工业革命为发端，到其逐渐赢得现代化发展先机和世界经济主导权，历经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潮流的竞争，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些欧美政治精英的思想底色。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世界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进行三分的世界体系理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冲突的世界格局分析框架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传统媒体时代，无论是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抑或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之音（VOA），无一不是具有话语强势的西方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倾向。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普及带来的传播生态变革让西方的传统强势媒体话语影响力减弱;与此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影响力逐渐提升，对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诉求日渐增强。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媒体重拾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使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争夺硝烟四起。

当前，人类社会中的环境污染、有组织犯罪、流行性传染病等造成的影响都已超越国界，与此同时，信息流通也将物理的时空边界消弭于无形。在此情势下，如何超越狭隘的非理性对抗，重塑国际舆论生态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课题。面对这一课题，从康德（Kant）、边沁（Bentham）到塔尔德（Tarde），逐渐清晰地提出了構建跨越国界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1]哈贝马斯对“全球公共领域”作了更为清晰和系统化的论述，并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路线。[2]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欧美等西方国家学者积极尝试为构建全球性共识机制寻找解决方案，但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和冷战思维的固化，国际舆论场域的“公共领域”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为人类共同命运构筑客观理性的国际舆论生态，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课题。实现这一目标，要跳出传统的对抗框架，通过国际舆论生态治理范式的转换，构建健康有序的全球舆论生态，为人类共同利益提供积极且富有成效的舆论和精神助力。

融通思维：构建国际舆论竞争新格局的思想基础

国际风云的波诡云谲在世界舆论场中表现为多元声音的竞合。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媒体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在中西方利益发生冲突的领域，它们是西方利益的维护者;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时，它们“选择性不闻”;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中，它们是负面信息的策源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它们则是操纵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者。[3]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从宏观的角度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对国际舆论格局作出了前瞻性研判。

从1980年至今，历经40多年，世界舆论生态和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新兴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还难以与西方国家展开平等对话。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40多年的持续稳定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以中华文化的独特视角和发展价值理念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交流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支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舆论新秩序的建设中，中国同样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表现出积极且负责任的态度。

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两次大会，背景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和舆论生态治理的核心思想却一以贯之，为我国加强国际传播、弥合舆论分歧、构建融通中外的传播观提供了根本方向，也为国际舆论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就做好国内的舆论引导工作而言，树立融通思维，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基本前提;就国际舆论生态治理和对外传播而言，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是舆论场域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多边、民主、透明是全新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前者是“融”的内涵，后者是“通”的外在表现。

融通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渊源深厚，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由孔子通古今、合天人、合知行以及“全面的”人文精神所形成的中国哲学之基调，抑或大本大原的普遍和谐之融通智慧。[4]社交媒体时代，在认清底层逻辑的基础上“融通中外”，使中外舆论场的话语体系更好地相融相通，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提高整体的舆论竞争力，赢得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舆论秩序向“和平、安全”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国际舆论角力中，要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传播事实真相，传达正义之声，履行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作出大国贡献。

以融通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做好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

在主流价值传播的过程中，部分新闻工作者常常为一个认识误区所困扰：即在国内传播中进行的舆论引导无法和国际传播中运用的舆论竞争策略兼容，这一问题甚至干扰和制约了一些主流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主题宣传中的策略制定。从融通中外的传播观出发，做好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其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在国内舆论场中，舆论引导的核心要义是用受众听得懂也听得进去的语言，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态和传播形态，将主流价值观传播出去，同时对各种似是而非的信息、观点和意见进行澄清，积极赢得话语权，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引领全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一致、奋发努力。即便是在国内舆论场，主流价值传播也同样面临意见的分歧和观点的交锋，处理得好相得益彰，处理不好便互相掣肘。

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竞争中，一方面，要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和态度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体现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全球事务的认识、思考和担当，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相竞争。在提升传播效果方面，要找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以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传播中国文化，表达态度和意见，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進步方向，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要在认清底层逻辑的基础上“融通中外”，使中外舆论场的话语体系更好地相融相通，从而破解舆论引导与舆论竞争二元对立的理念误区，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内外融通的理念基础和总体思路。不断淬炼新媒体生态下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提升中国传播者在国际舆论场中竞争能力的必修课。在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传播生态不断迭代升级、“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大环境下，应创造性地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主流价值观和中国话语在国内外舆论场中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以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

以融通思维锻造“四全媒体”，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

融通思维不仅是国际舆论竞争的战略思维，也是提升融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力的策略思维和实践指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四全媒体”的概念从时间、空间、主体、效能四个维度全面深刻地概括了移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舆论引导、话语权竞争所面临的全新传播生态。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中抢占舆论阵地、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传播主体必须在这四个维度上统筹考虑、精心布局、赢得先机。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媒体发展的本质内涵，要求我们针对媒体发展变化的实际，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首先，要有全程思维。以移动互联为特征，在5G即将全面商业化、“万物互联”成为新特征的网络时代，信息消费者接触和消费各类信息的场景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要以前瞻性眼光，将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放在一个更为开阔、全面的视野中去谋划，为国内外受众提供适宜于不同场景的消费内容。其次，要有全息思维。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传播消弭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形态差别，无论是文字的、图片的，还是音频的、视频的内容，其本质都是数字化的存在。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内容的信息容量超越人们的常规想象，与现实世界的映射层次进一步提升，受众的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消费期待不断提升，在此情形下，唯有以全息思维进行内容生产，构建话语语态，才有可能在舆论引导和舆论竞争中赢得优势。第三，要有全员思维。在人人都是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时代，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界在角色不断互换的过程中逐渐消融。从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看，除了让主流媒体从业者成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构者之外，也要激发广大公众自觉成为生动鲜活的民间话语的建构者和传播者。第四，要有全效思维。在全新的传播生态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精准传播及其与现实社会的深度互动成为可能，传播效果无论是从受传者而言，还是从对社会的影响而言都更全面、深入。要在传播的精度、覆盖的广度以及与社会实践相融合的深度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和传播效果。

总之，在“四全媒体”框架下，以融通思维提升舆论传播和竞争力，一方面要创新话语体系，融通中外舆论场;另一方面，要以战略思维融通四个维度的媒体新属性。近年来，中央主流媒体在创新传播手段，打造“四全媒体”的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党的十九大报道中，从选题策划、任务分派执行到内容分发各环节，新媒体端和电视端充分协同、无缝链接、同频共振;既有大屏支持小屏，也有小屏反哺大屏，实现了多屏融通、国内外融通、全维度融通，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5]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的舆论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创新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突破口来研究和部署。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中国话语体系实现与广大国内受众良性互动、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做到“融通中外”是关键。

加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设，要构建一套既体现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从而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互鉴和对话交流。[6]实现“融通中外”，传播者要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借鉴国外有益的文明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我们的概念范畴表述，使中外话语体系更好地相融相通。

道路自信建立在中国发展道路的丰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不断提升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度和责任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形成了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新概念新范畴。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文化自信不可或缺。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为底层、更为基础、也更为深厚的自信，既包含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着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设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理论自信发挥着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作用。相关研究和实践证明，以“言必称希腊”的方式建构理论，并以此来阐释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实践常常圆凿方枘、扞格难通。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坚定的制度自信同样关键。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综上，只有以“四个自信”为根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才能在重大问题的国际传播上掌握主导权，在国际热点的舆论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舆论生态治理中国方案

人类赖以生存的舆论生态犹如自然生态环境一般，需要和谐健康的生态系统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全球舆论生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引领全球舆论生态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互联网空间治理是全球舆论生态治理的重心。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曾在不同場合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和倡议。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中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应对、谋求共治、实现共赢。”2016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舆论生态是各种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这种状态趋于平稳、和谐，人们就容易在一个共同体内相安无事地生活、工作。舆论生态失调，导致各种意见尖锐对峙、互相声讨，安定的环境就会遭到破坏。舆论生态平衡的规律支配着多样态和不稳态的舆论。[7]在全球舆论生态格局中，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消融了传统媒体时代国际舆论场的物理空间边界，使得各国舆论生态子系统对于全球系统的依存度大幅提升;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和群体不同利益的竞合，一国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舆论分歧不可避免，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意见的分歧可能演化为舆论斗争，极端形式则是以信息战作为基础的舆论战争。

生态系统中的平衡和多样性特征，是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全球舆论生态治理应以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生态中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为基点，推进舆论主体、舆论话语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话语权的平衡，以中华文化传统的融通思维为基础，以多边、透明、民主为基本原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价值依归，协同国际舆论场中各国的相关利益，提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舆论生态系统的中国方案，构建符合全人类最长远、最根本利益的全球舆论生态系统。

（本文系山东省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专项“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斯洛文尼亚]斯拉夫科·斯普里查、石力月：《全球治理与公共领域的跨国化》，《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

[2][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史安斌、王沛楠：《断裂的新闻框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新闻大学》，2019年第5期;史安斌：《西方媒体的“选择性不闻”》，《新闻战线》，2020年第1期;黎哲：《东欧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媒体传播分析——以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0期。

[4]李明：《融通的智慧：唐君毅论中国哲学的中和人心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江和平：《围绕国际关注关切深化对外融合传播——CGTN十九大外宣报道开启国际传播新时代》，《电视研究》，2017年第11期。

[6]王晓晖：《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开辟中国和世界交流对话新境界》，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07/c_128873074.htm，2016年4月7日更新。

[7]童兵、陈绚：《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责 编∕张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