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脉络与趋向

2021-04-21薛光远黄怡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年6期

薛光远　黄怡

在当代中国民族研究中，“话语”理论日益成为学界关注和倚重的分析范式。研究者将“话语”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有机结合，运用于中国民族话语的理论阐释、历史梳理和实践建构之中，日渐创生出一种综合历史传统、本土实践和时代内容的“本己”民族话语。“话语”理论引入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历经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民族话语的分散透视、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对“民族话语权”的集中探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多向讨论等学术脉络发展。新时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实践创造和独特优势融入话语创新，实现话语内涵创新与体系完善的内在统一、融通创新，话语内在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交叉互动、有机融合，话语“独立性外观”与社会生活的和谐一致、相互支撑，形成“话语支撑行动、行动反哺话语”的实践图景。

话语;话语分析;民族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D633 A 2096-3378（2021）06-0045-08

在当代中国民族研究中，“话语”理论日渐成为学界关注和倚重的分析范式。以“话语”指称和论析中国民族发展“概念”“观念”“思潮”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重构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声音和尝试也屡见不鲜。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学者对舶来的“话语”理论及其分析范式的吸纳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有机结合，运用于中国民族话语的历史梳理、理论阐释与实践建构之中。这种研究趋向表明，中国学界日益意识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者对于建构“本己”的民族話语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希望通过“话语重构”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独特历史，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提供话语支撑和有效表达。总结这些论述，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民族话语研究的演进，而且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话语”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中的重要概念。话语及其相关理论虽脱胎于语言学领域，却又旨在“全面摆脱以语言定位为唯一导向的理论探讨，转向言语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的交叉互动研究”。但随着“话语”逐渐由哲学观念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后，学界对话语及其研究方法的界定呈现众说纷纭之势，不同研究者因立意不同而给予“话语”不同的解释。语言学家把“话语”看作超句单位，社会学家把“话语”当成不同群体的行为方式在语言层面的反映，传播学家把“话语”视为信息的载体，文艺学家把“话语”作为叙事行为方式和批评对象，政治学家则把“话语”当作权力和权势的象征。这样一个内涵复杂难明、外延牵涉极广的概念，既给任何以“话语”为主题的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和阐释空间，也使得话语研究呈现出混乱状态。

正本清源看，话语及其相关理论脱胎于语言学领域。无论是在古代哲学的客体研究还是近代哲学的主体研究中，“语言工具说”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家们开始将研究对象从纯粹主体转向语言。在“哲学的语言转向”过程中，索绪尔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进行了明确区分，指出前者是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为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后者是个体对语言的使用，受个人意志支配。他将“语言”定义为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主张语言是一种来源于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文化符码，这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语言”也被索绪尔划分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而推动了“语言学转向”，为“话语”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学科基础。

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研究视域局限在“纯粹语言”难以解释复杂多样的语言现象。语言学开始突破狭隘的哲学领域，逐步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理论。与索绪尔将语言视作抽象封闭符号系统的语言观不同，在福柯看来，作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话语”是在特定时间、空间、社会情境下展开的“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因此，“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还“建构”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这也必然使话语与权力构成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权力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构成了人们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来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话语分析由此成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分析。

20世纪80年代后，批判话语分析在福柯式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考察和揭示话语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及权力结构。“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打破话语研究中存在的历史隔阂：一种是语言学领域的解释——话语是实际使用的语言;另一种是在社会学理论与分析中普遍采用的观点——话语是在知识的组织和传播中历史性地形成的社会建构。”将语言学的话语理论与社会学的话语理论结合起来，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倡导批评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社会实践的分析，其最终目的在于介入或改变社会实践，从而视话语为知识建构的手段和社会实践的形式，探索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批评话语分析在学术立场、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若干缺陷，加之极强的实践导向，容易招致不同认识论立场学者的批评与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批评话语分析延续了从“语言学转向”到“话语转向”中一以贯之的重视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承认语言反映社会的同时，强调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并体现出理论原则的解释力和研究方法的操作性。尤其是在媒体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社会各领域中的特定话语无时无刻不在与其他领域中的话语互动，并形成杂糅。这一研究范式为解构隐藏在交流中的“秘密”所提供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更显重要。

从“语言”到“话语”再到“话语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尽管学界对“话语”的理解莫衷一是，但其明确指向“一种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既以社会变化作为显著的标志，也具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作为一种扩展至全球、渗透进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式，话语分析运用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时，最适宜“观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细节。“话语”理论将语言使用中的内在意义和情境因素综合纳入探讨范围，重视话语与社会的双重互动关系，既要求从重叠迷乱的话语实践中探究话语背后的“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要求有意识地、能动地在社会“交往”和“对话”中推进话语生产与传播，使其更符合意识形态和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话语”理论所提供的规范性认识与实践性指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话语初现于中国，源于近代中国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精英为救亡图存、纾解国难而向西方谋求富强良方，视“民族国家”为救亡关键。尤其是民国鼎革之后，建立在“五族共和”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大为流行，成为近现代中国民族话语的核心议题和标志性符号。中国民族话语由此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民族话语的建构留下了深厚的根基。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话语”理论才真正引入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并产生持续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中西学术交往的增多，源自西方的“话语”理论逐渐为国内研究者所关注，并尝试将其应用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之中。朱大可、李延林、王列生等从不同视角初步探讨了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话语与民族文学表达方式等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为朱大可发表于《戏剧艺术》1994年第1期的《禹：中国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一文。作者将训诂学视作“建立于文字形义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独有的传统阐释学”，认为其连同中国史观制度共同“遮蔽和歪曲”了中国神话中隐含的民族精神起源的“最大量的难以索解的消息”;并有意识地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语音标记”进行“语义辨認”，用“神名音位词根”阐释“禹的英雄话语”^[6]。该文的代表性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觉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民族精神的起源，又表明了本时段话语研究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另一总体特征，即研究者大多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如哲学、文学）对中国民族话语问题进行分散透视，未形成具有宏观视野的系统化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与“话语”理论在中国“初来乍到”不同，西方汉学界受其影响更早，部分学者也有意识地将其应用到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之中，对近代流行的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关系做深入的探究。1995年，美国史学家杜赞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将“话语”理论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杜赞奇援引福柯谱系学中的“散失”（dispersal）概念，强调历史是一种兼具传承与散失的“复线运动”，以批评历史叙事中“线性历史”，试图完成从因果律阐明、目的论叙事方式到意义阐释、非目的论叙事方式的范式转换。另一方面，他将关注的焦点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话语互动互构之上，对启蒙历史叙事下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历史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观点多有批评，致力于“拯救”那些被这一观念“污染”或“掩盖”的历史部分。杜赞奇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叙事的分析存有不少洞见，认为“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其政治自觉，而在于其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普遍存在的前现代中国文化国家观在中国民族意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杜赞奇曾把自己的研究范式归因为受到福柯关于“话语—主体—制度”论述的影响。“话语形成主体，主体创造制度，我们通常用制度来解释一些事物，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什么样的话语形成了主体，什么样的主体创造了什么样的制度。”尽管杜赞奇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并非全然准确，但也为研究中国民族话语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使研究者更为关注民族话语与政治实践、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使得任何现代国家都无法自外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调整与变革。在人们慨叹“世界是平的”同时，“民族话语权”问题逐渐成为中国民族话语研究的重要议题。杨俊蕾、赵业丽等研究者明确指出“民族话语权”在应对文化全球化浪潮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确立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不是暂时的意气之争，而是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以代表人类普遍方向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培养基，使理论的多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在此理论意识的关照下，“在1990年以后几乎取代‘民族’而成为学术舞台的主角”的“族群”概念，亦被纳入民族话语权的视域内进行讨论。

相关研究对“民族”和“族群”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把族群（ethnic groups）都称为‘民族’（nationalities或nation），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看，中国的56个‘民族’实质上是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而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民族’（nation）。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中华民族’和‘民族主义’则十分接近于西方的‘Chinese nation’和‘nationalism’。”文明超、黄仲盈、周传斌、何叔涛等学者则反对此种观点，认为这“涉及到‘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失语症’、中国话语权等诸多问题”。相关研究者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形成过程，指出不能脱离“中国语境”和“政治实践”孤立地看待“民族”概念，认为“汉语‘民族’概念虽然具有含混、模糊的特点”，但“它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和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和趋向”，“所显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是欧美各国语言的相关术语不能比拟的”。黄仲盈指出，要避免因“把西方民族学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和立足点”，而产生“以经典诠释现实、以今套古、以外导内的研究困境”。江平、郝时远明确提出，“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应该发掘和树立我们自身的传统，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这些讨论提出构建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提倡更多地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事务治理实践出发，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话语体系。

改变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话语深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状况，掌握民族研究中国“话语权”，日益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行动自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用“话语”理论分析中西文化交往的现实问题，提出“民族话语权”这一应对策略。这些研究没有简单套用西方民族理论解释中国民族问题，而是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事务治理实践已经在现实上超越了既有的民族理论。因此，学者们提出中国民族话语的建构问题，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阐释框架下，寻求取代和超越现有民族理论、根植于本土实践的民族话语，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历史性出场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中国民族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原创性资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民族话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实现新的飞跃。研究者既注重对中国民族话语转换及概念符号的历史研究，又注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现实研究，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从而生成了一幅历史与现实相互贯通、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概念与话语良性互动的生动图景。

就中国民族话语转换及其话语符号的历史研究而言，从宏观上看，马戎、郝亚明、佟德志、马德普、刘洋等学者通过详细梳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和中国“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指出应在坚持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汇通中西，构建一个“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研究话语。他们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话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从“民族主义”话语到“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转换;“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一种区别于同质性建构思维的关系性建构模式”，“使‘中华民族’在话语上摆脱了民族主义阴影的笼罩”，“是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国模式的最好表达”。从微观上看，赵超、励轩、谢迪斌等研究者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变迁的百年历史，展现了从“中华各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除了随着时代演进与社会发展具有创新性之外，还具有继承性与连贯性”;强调打通中西民族思想、概念和表述话语间的交流与互译，仍是中国民族话语生成的重要内容。青觉、黄兴涛、郑大华、俞祖华等学者考察了“中华民族”“国族”“民族复兴”以及“少数民族”等概念在近现代中国萌生发展并产生广泛认同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概念史”“观念史”的学术方法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为当代中国民族话语的建构提供历史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黄兴涛所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黄兴涛在书中对“中华民族”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族话语符号进行文本梳理和历史考察。该书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通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王柯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等著作中，梳理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追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他认为“‘中华’被革命家们努力从一个文化共同体改造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这一结果，此后一直不断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现代中国民族话语的建构应检讨和反思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改造中产生的重要缺陷，赓续和重构“超越种族界限、跨越血缘藩篱的高层次文化认同”。

就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现实研究而言，则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既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学理阐释和体系构建，又对其路径、方法展开预测性研究。前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话语（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匹配展开。陈建樾、孟立军等认为“多民族国情的厘定、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评价以及制度安排所依凭的理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话语体系’”。平维斌、王淑兰等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丰富范式”和“转换范式”，认为“从自觉建构中国民族理论到自信倡导多元一体主义，深化了中国民族学术话语的发展”，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建构民族话语体系的关键。詹小美、严庆等对“大家庭”“石榴籽”等广泛流传的民族形象符号和“团结族”“水又族”等民间话语进行分析，认为“石榴籽”“大家庭”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标志性话语，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格和普适性的传播效能”，“是中国特色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模式概括”，“具有自然而然的中国本土象征意义，符合家国情怀的扩展与升华感知”。

后者注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为依据，聚焦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路径。沈桂萍、马俊毅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建设已经进入从尊重‘多元’性到增进‘一体’性的阶段”，“民族国家建设路径需要从民族平等转型到以公民合法权利保障为价值目标”，摒弃“主体民族”话语，重构“跨境民族”话语，建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话语。李京桦、佟德志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体察中华民族话语叙事的重大意义，在多次重大会议上明确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地位并对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关系作出科学论述，形成一套“以新时代为背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识追求的内在逻辑体系”，为新时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指明了方向。闵言平、周平、蔡卫华等认为，“不斷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充分彰显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显著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策略。

就上述研究进展来看，“话语”理论已经展现出对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积极面向，尤其是“话语”理论注重话语实践的倾向，有利于引发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视角革新和观念变革。当研究者将某种思想主张、观念符号甚至理论范畴视为“话语”进行历史分析和现实研究时，其所产生的背景、表达的意图、传播的途径、认同的实现以及影响的扩散等，这些系统化的内容无疑会促使研究者更为深入地探究“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与制度、利益与权力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推动中国民族话语的研究从“描述”“刻画”转化为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实践”。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直接指向和参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活动。这对于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起到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

新时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研究者对于“话语”理论进行多样理解和灵活运用，而非在方法上故步自封。这既与“话语分析”至今尚无人们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权威定义息息相关，又体现出中国学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话语”理论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应用，必然要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相呼应。研究者对“话语”在当代中国民族研究中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努力通过借鉴这一理论的合理内容，创生出一种符合历史传统和时代内容的“本己”民族话语，以弥合民族话语与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然而，新时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研究尚未形成内容层次分明、逻辑体系严密的系统成果，需向更深和更实的方向扩展。

从话语内容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民族话语研究重在对民族话语的单向性、个案性的历史研究和文本分析，轻于从整体视角对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的背景、内容、逻辑、途径、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当前，以“民族共同体”话语取代和超越西方民族话语已成学界共识，但“民族共同体”究竟所指为何，究竟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延续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当代创新，究竟是关照中国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概念还是具备世界意义的概念？这些关乎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什么”的基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相适应，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理应包括由“民族”到“民族共同体”的范式变革、由“应然”到“实然”的现实变迁、由“历史存在”到“身份自觉”的叙事转换、由“帮扶”到“治理”的政策转型、由“中国理念”到“世界共识”的愿景重构等，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术语革命”与概念革新、价值诠释与道路阐释的同步共进。这就要首先形成以辩证叙事为基础的宏观话语，以“民族共同体”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实证科学”为基础的中观话语，以回归生活世界的现实描述为基础的微观话语。只有构建三者各自独立又相互连接贯通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实践创造和独特优势融入话语创新，实现新时代中国民族话语内涵创新与体系完善的内在统一、融通创新，才能避免“话语建构”成为研究者的“主观想象”，解决“有理说不清”的理论问题。

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民族话语研究重在对其某一构成内容或显著标识进行描述性、静态性讨论，缺乏对话语构成要素之间的纠缠互动、依存支撑进行动态分析。当前，依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实践中取得的实体性内容，建构“本己”民族话语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从话语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建构”既是一个主观引导的过程，也是一个客观演变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话语变迁内在逻辑与话语实践的外部引导是如何交叉互动、有机融合的，这些关乎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如何建构”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透彻的认识。中国民族话语的创新发展，既要型构出一个由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有效性传播、广泛性共识构成的、由内容到形式螺旋递进的逻辑体系和表象系统;也要推进以问题为中心、以国情为依据、以事实为支撑、以时代为参照、以包容为策略、以大众化为取向的话语实践，形成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对立统一、话语主题与话语中介价值共通、话语表达与话语实现有效衔接的动态进程，实现民族话语的“独立性外观”与现实生活的内在统一。同时，当代中国民族话语建构并非是悬浮在社会生活之上的空中楼阁，还需要完善和创新话语的应答传导、反馈调节、增值赋能和评价研判机制，在对话与互动中不断消除思维隔阂和信任隐忧，实现各话语要素之间的协同合作和动态转换。只有实现话语内在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交叉互动、有机融合，才能避免“话语建构”沦为研究者的“自我独白”，才能成功解决“说了传不开”的现实问题。

“话语”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结合，已经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民族话语，不是“命名”和“方法”的标新立异，而是西方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在解释中国实践时具有根本局限性的客观结果，同时是中国学者努力创生出一种综合历史传统、本土实践和时代内容的“本己”民族话语的必然趋向。科学运用“话语”理论提供的多元视角和崭新活力，既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话语体系、概念体系和叙事体系，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又有利于阐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成员形成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提供话语支持;同时有利于为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有效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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