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抗战相持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捕捉到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及时回应国内对抗战形势发展的重大关切，确定中共的政治主张，这为中共在这一时期的舆论动员工作提供了指南。1941年6月20日，由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必须使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并善于同各种不同的同盟军建立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8]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复杂形势下，中共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9]。据此，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为重要媒介，在国统区公开阐释政治立场，开辟舆论战场，与滇缅抗战的军事战场桴鼓相应。

二、反对国际对日绥靖主义与国内速胜论

国民党政府迁驻重庆后，特别是经香港和经越南的运输线被切断后，云南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云南成为供应抗战前线和后方人力、物力的主要基地，滇缅公路成为支援我国抗战的唯一国际道路，对战时中国起到了“输血”作用。此外，面对日本对太平洋地区侵略动机的日益暴露，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这两大主战场的结合部形成一个战场，即中缅印战场是大势所趋。

为集中力量应付德国在欧洲的进攻，1940年7月18日，英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与日本签订《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从协定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和铁路器材等通过缅甸和香港运往中国。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随后，法国封锁了滇越公路。这些做法导致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40年7月16日发表抗议，认为封闭滇缅公路和滇越公路妨害国际通商，是非法的^[10]。这一抗议未能改变既成事实，加之受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牵制，美国政府不得不限制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吁，这使中国抗战更加困难。

在此背景下，1940年7月19日，《新华日报》在其头版发表社评《打破逼降劝降的国际阴谋》，揭露英日媾和阴谋。社评指出：“这些天全中国人民对于英国封闭缅甸运输的决定，表示极大的愤怒。日寇占领我沿海，切断我沿海运输之孔道，妄图以封锁之毒计，迫使屈服。如今海上运输的缅甸一条大路，而素称我国友邦的英国，竟然帮助日寇对我进行封锁，凡属血气之伦，对此都难忍受。英国企图拿中国做礼物，讨得日本的好感。一则保全它在远东的利益，二则减轻它在欧战中的困难。从英国停止缅甸运输以及上述一切分析中，应当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的道德上来看，牺牲弱小，保全私利，是不足为奇的。英国可以如此，其他国家也会如法炮制。”^[11]该社评绝非局限于对国内读者进行民族主义动员，也是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发声。“无可否认，抗战的第四年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困难虽然增加，但我们确信这些危险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及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支援。这是我们争取胜利的良好条件，问题是在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如何善于利用这些条件克服当前的困难和危险。”^[11]社评号召：“必须十倍百倍加强国内的团结。当此患难风雨之时，全国各党各派，各社团，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最重要的一着。在这种基础上，来刷新内政外交，发动民力，则中国虽最受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谋害，必然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来。中国的最后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11]

在反对英国对日绥靖的同时，《新华日报》提醒民众，应将英国政府和英国民众予以区分。1940年9月25日，《新华日报》刊发《英百余万民众请开放滇缅路》一文，指出：英国援华委员会、苏格兰合作社联合会等组织民众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开放滇缅路;英国民众是中国抗战的好朋友，我们应当深切认识这点，并且大大加强与他们的联系^[12]。这一时期，中共不仅注重对国内民众的团结，而且积极团结国际社会对华友好力量，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在各方力量的施压下，英国政府宣布于1940年10月18日重开滇缅公路。英国重开滇缅公路对远东形势将会发生何种影响，对中国抗战将会发生何种影响，是否会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日本是否会立刻占领印度或新加坡，或对英美宣战;中国能否迅速反攻，抗战是否会迅速取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1940年10月13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评《滇缅路重开与中国抗战》。社评对滇缅路重开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重开滇缅路虽然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但同时又是远东国际关系最近将来发生冲突的一个缩影。滇缅路是远东三种主要斗争力量，即中国、日寇及英美三者冲突及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三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只有正确认识这三种力量的关系，才能定出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政策。英国重开滇缅路，有人说它的远东政策改弦更张的开始，但同时还要知道，英国的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妥协的幻想。开放滇缅路，从英美方面来说，是英美进一步合作的表现;是英美自己的利益遭受直接打击的时候，讨好中国、接纳中国的表现;同时也是英美对日斗争更加尖锐化的表现。开放滇缅路以后，远东的形势将更加紧张，这是可以断言的。”^[13]该文最后得出结论：“滇缅路重新开放后，太平洋战争是向着爆裂点逐步前进，但其道路是曲线的而不是直线的。”“中国人民的抗战要走的道路，是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外力。要取得民族的真正独立解放，最要紧的是靠自己国内的力量。民族团结的加强，政府的抗战决心，都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只有这些问题受到大家充分的注意，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才能由相持进入反攻，才能利用国际的有利形势，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13]

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因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将抗战的希望寄托于英美等国援助，幻想中国抗战迅速取胜的观点，1940年10月1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评《滇缅路重开后的局势展望》。文章指出：“现在滇缅路重开，日寇决不甘心，又是必然的。……据我们观察，日寇可能采取的步骤和阴谋大约是：一、以攻略昆明来切断滇缅路。敌寇这样梦想，如果占领昆明，不仅切断了这条线路，还可以宣传一番，它又占了城市，壮壮它侵略的攻势，给与我西南其他各地以一种威胁。二、敌寇为了配合它攻滇的阴谋，又必加紧对其它城市如重庆、成都等地的轰炸，大发其兽性的威胁。因此，我们可断言，随着滇缅路的开放，敌寇必加紧其对我的进攻。”对此，社评分析指出：“我们应该加紧云南的防务和抗战力量，准备与侵入的敌寇作殊死战，给以严重的打击。而其他各战场，都应在适当时机，配合出击，以收保卫云南之实效。同时，对陪都防空，务必增强力量，予来袭寇机以打击。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緒，应一扫而光，而对于汪逆汉奸敌探，更应迅速严予肃清。”“我们不要因为英美援助增加了，便懈怠了警觉和自力更生，更不要惑于敌寇专意南进，必将松懈对我进攻，而把注意力转移于‘加入联军。我们应该说，民族解放的战争，非坚持不可。我们团结抗战已坚持了三年多，这个国策并没有定错，是完全正确的，今后也只有继续团结抗战，才能获得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我们应该准备粉碎敌寇新进攻中，表现我们全国的团结一致，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不动摇的坚持和抗战胜利的信心！”^[13]

考察这一阶段《新华日报》的舆论动员可发现，《新华日报》的报道不仅从人道主义视角指斥英国政府等牺牲中国利益与日媾和，也通过客观理性的分析引导读者思考中国政府和民众应持有的对策。《新华日报》的舆论动员既坚持抗日救国，坚持统一战线;同时又坚持独立的话语权，用理性的分析呼吁中国民众自力更生、同仇敌忾，团结一致。

三、动员全世界人民结成反日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能够打败日本的三个条件中，除中国内部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需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为此，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针对当时的复杂形势，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区别。

首先是在如何认识英美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上要有所区别。“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调整对英美的认识和政策。其次是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要有区别。“第一是区别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是区别英美与德意日;第三是区别英美政府与英美人民;第四是区别英美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它们目前的政策。”中共中央在作出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14]。

在《论政策》中，毛泽东第一次将国内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这不仅对当时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起到重要指导作用。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文中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14]806同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英美作外交联络”，“如能有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15]。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12日，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缔结协定，宣布将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德国作战。英苏协定为两国建立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使它们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澳大利亚等20余个国家逐步参加到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中，国民党政府也在国际大变局的影响下向德意日宣战。国内外形势变化促使中共迅速调整舆论动员的内容与策略。在新形势下，中共除了动员国內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外，也积极呼吁海外侨胞建立保卫南洋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拓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发出的指示中指出：“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16]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应同英美和其他反日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16]729。同日，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16]732-733。

检视中共中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公开宣言和党内指示可以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政策侧重强调与英美人民和社会下层的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开始逐步丰富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认为国际统一战线还包括英美政府在内。此后，中共中央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

194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共同消灭世界法西斯恶魔的时候到了》。文章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今后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从此更见鲜明……每个反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再不能把战争看成是局部的战争，利害得失应该从整个打算。美国以其得天独厚之丰富资源，复为最后参加战争者，我们除了同情和预祝美国军民英勇作战击败日寇外，更望美国深怀风雨同舟之义，继续大量援助中苏英三国作战物资。只有如此，才能早速东西侵略者的死亡。”社评还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已英勇地站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最前线”，“自今以后，我们更应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加强国内政治团结，增强军事力量，积极地与美英等国配合作战，来更大量地牵制日寇兵力，加紧发动局部反攻并准备全面反攻！总之我们抗战形势是亦趋有利了，但是我们必须力戒虚浮的乐观心理，应知目前更是要加倍团结加倍努力的时候”^[17]。

可见，《新华日报》动员全世界人民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系列社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从更广阔的视角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明确指出抗战形势日趋有利，借此来提振中国民众抗日的信心;又呼吁民众必须力戒虚浮的乐观心理，加倍团结、加倍努力。

四、动员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

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16]732-733。随后，《新华日报》通过系列社评，积极呼吁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打败日本。

1942年1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南洋的一支劲旅》一文。文章一方面肯定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新加坡侨胞在保卫南洋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这只是侨胞参加保卫工作的开始，呼吁更多的海外侨胞加入到保卫南洋的战争中去。文章指出：“因为美国还有更重要的世界任务，不能希望其全部海军增援太平洋，英国处境亦复如此。退一步讲，纵然英美能于最近添派大军增援，而千里奔波，远涉重洋，在供应上必感困难，如此看来，不如武装华侨，就地招募。”文章认为：“应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参军的主观可能性，这是因为为了保卫故乡的安全，为了促进祖国抗战的胜利，侨胞必将踊跃参军，效命疆场，而他们对于地方情况的熟悉和居民的友谊关系，是杀敌致果的保障。”文章呼吁，侨胞“在共同的战斗中，应当消除一切民族的成见，发扬亲爱团结、同仇敌忾的精神”，应当“把南洋各地的一切民族团结为太平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战斗体”^[18]。文章将国内抗战和保卫南洋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视为整体，提出“国内军民和海外侨胞是骨肉一体不能分开的，他们在党派方面合作的重大成绩，应当兴奋我们、鼓励我们，来加强国内的团结”^[18]。

1942年4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论缅甸战事》，分析缅甸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缅甸战事发展的前途。文章认为：“今天的缅甸是维护印度洋的侧翼，是破坏敌人西侵印度时后方交通运输最佳根据地，也是中国与国际交通孔道。所以占领缅甸全部以消灭印度洋上侧面的威胁，以争取陆路侵印的门户，并切断中印交通线是日寇今天用兵的主要意义。目前缅甸距雨季还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日寇必将不惜一切牺牲。猛烈北侵，以图在雨季降临前解决战事，所以据此而论，最近日寇的攻势不仅不会减弱，而且只有增加，雨季到临以前这一个多月，将是缅境战事重要关头。”文章认为：“日本侵缅，说它是侵印的先声也可，说它是对我国的打击也可，不管怎么样，缅甸战事发展的前途，关系中英两国，甚至同盟国在东亚战争的地位是很显然的。”^[19]基于缅甸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文章认为：“日本在武器装备方面优于中国军队，因此，仅凭中国军队的血肉之躯与数倍于我并有大量飞机坦克配合作战之敌军苦缠，撑持现在这个局面已不容易，要使我们忠勇将士能击退敌寇，阻其深入，今天唯一的急務是同盟军加紧空军的援助。”^[19]

尽管缅甸战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缅甸战区频频失利。《新华日报》特派员陆诒根据对缅甸战区的实地调查，在1942年5月18日发表了《在缅甸战区》的文章。陆诒认为除了中英两军的应对迟缓和失策之外，缅甸战区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充分依靠民众力量，采用片面抗战的战略战术。他指出：“只有民众力量，才是战争力量最伟大的源泉，这种道理在我们抗战中的中国，几成为浅近的常识。可是有些人在估计战争力量时，还是只看到军队，而不见其他，不仅是这样，而且在军队力量中，只看到大炮的威力，他们把视野局限于炮口的口径，以为炮口口径有多大，便是战争力量有多大。于是在计划整个战略时，不免时常钻到牛角尖里去了。”通过分析，他得出“政治重于军事”的结论^[20]。这种观点在《新华日报》1944年3月21日发表的《再论缅甸战局》社评中得到重申。该社评一方面肯定了缅甸战区在史迪威将军的领导之下，在中、美、英将士的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重申发动广大民众抗战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应大胆武装缅甸人民，发动缅境游击战，这不仅是作战上必要的一着，而且是粉碎敌寇在缅甸所演的傀儡剧最重要的一着。”^[21]

《新华日报》的一系列社评和特约评论，从中国与世界、中国抗战与滇缅抗战、滇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等视角展开论述，通过理性的分析指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联，国际形势的变迁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影响。《新华日报》的系列评论既有理性论证的逻辑力量，又不乏情感动员的感召力。这些评论既肯定反法西斯军队、海外侨胞的浴血奋战，又指出战争战略存在的弊病，即片面抗战的失误;既强调自力更生的极端重要性，又指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背景下争取外援的必要性。

五、结语

抗日战争的胜利需要获得稳定的、根本性的国内、国际支持。詹姆斯·凯瑞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斗争的场域，里面有各种势力和观点在折冲樽俎，在相互合作、竞争和对话中建构象征意义^[22]。抗战相持阶段，各种观念和救国方案相互竞逐，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新华日报》既客观报道中国在抗战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又报道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决心和能力应对挑战，树立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信心。与此同时，针对国内有关方面对抗战和国际形势的误读，《新华日报》在关键内容上掌握主动权，公开阐释并精准传播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与各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展开激烈的斗争，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中共在舆论动员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滇缅抗战中，不管是在国内战场，还是在国际战场，中共都认为要取得战争最后胜利，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这与中共一直以来主张的“全面抗战”政策是相吻合的。正如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的：“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留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7]365-366抗战相持阶段，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种抗战救国方案相互竞合，但中共的抗战救国方案始终坚守对“唤起民众”的重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中国今后的进步，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6]586-587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第一层次，而“把民众加进去”是统一战线的更高要求。

其次，中共在舆论动员中始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新华日报》所开展的一系列舆论动员都服务于统一抗日、團结抗日，服务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共始终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舆论动员工作的中心任务，积极向民众阐述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战的出路。不管是与国内投降主义、速胜论等错误主张的斗争，还是对英法美对日绥靖政策的批判，中共的最终目的都是以斗争方式来敦促各方放弃错误主张，巩固统一战线。

最后，中共在舆论动员中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新华日报》有关滇缅抗战的系列社评，有助于增强国统区民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同，有助于在危难之际凝聚起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大局意识。《新华日报》的系列社评将国内、国际政治军事与普通民众联系起来，坚决反对妥协论、悲观主义，唤起全民奋战到底，传播和强化民族意识，培育现代国民意识，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整合。《新华日报》的舆论动员成为国统区民众认识中国共产党、联结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以此方式在国统区树立了民主抗日、团结抗日的政党形象。

总之，《新华日报》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理性分析、对滇缅抗战近况的跟踪报道、对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的公开阐释，是将战争意识普及到民间社会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成为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重要媒介。中共的舆论动员在激发民众团结知日、反日和抗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提高了抗战的动员效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