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

牌匾为中国所创制书法形式之一，其影响几乎遍及所有华文国家地区，如日、韩、越南等地，且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十分流行。广州为华南第一都会，曾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繁华的商业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使这座古城拥有极为发达的牌匾遗存和牌匾文化。

从数量众多的广州历史照片中，可见昔日老城内外满布文字的痕迹，大小牌匾遍布城乡各处，蔚然大观。可惜在经历岁月的淘洗后，至今遗存的匾额，不到百分之一，尤其是商业店号的老牌匾，能完整保留下来的几乎没有。

晚清时期，广州城的商业店号都拥有自己的招牌，所谓“黑漆金字招牌”，曾是广州著名的工艺特色，笔者试从广州现存的各种匾额，管窥曾极度兴盛的牌匾文化景观。

【“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

商业牌匾，是市民较为熟悉的牌匾形式，即商店的名号。昔日商店的招牌，喜欢请名家题写，这种风气早在明代已经流行。清代时广州的天平街和惠爱街、双门底（今北京路）一带，招牌林立，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陈李济”的药号创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全球最长寿制药厂”，也是广州商业史上的奇迹。民间相传“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很多人会觉得陈李济这个商号更似人名，事实上它的确来源于人名。当年，一位叫陈体全的商人将货银遗落在船上，被同船的名为李升佐的男子拾获，李谙熟医道，正经营着一家药店，陈体全为表谢意，遂拿出遗金的半数用以投资。于是，寓意二人合伙经营、同心济世的店号“陈李济”就此挂起。

清朝末年，一次同治皇帝偶感风寒，腹痛腹泻不止，太医也束手无策，有人提出可用广州陈李济的“追风苏合丸”一试。同治帝吃后，果然药到病除，大喜之下，他亲笔写下“杏和堂”三个大字，赐给陈李济作牌匾。此后，以“杏和堂”为商标的广州陈李济声名大噪。但同治帝亲书的牌匾今日已不存，只是将三字作为盾形纹章商标使用。

今日陈李济的老招牌，原物保存于香港的陈李济药厂，复制后悬挂于广州总店及广州博物馆中。“陈李济”三字无落款，从字体宽博富丽的风格看，似为乾隆嘉庆年代的风格。

2020年6月，随着北京路整修工程开展，原来被覆盖的一座旧骑楼建筑门楣上，“橘香斋”三字被清晰地重现出来，此楼正是百年药业老字号“橘香斋”的旧址。招牌为楷书大字，右侧落款“嘉庆丙辰巧月”，左侧为“瘦夫书”，此书法的体势保持了乾隆朝圆润丰满的特点，与“陈李济”三字系同一风格。

橘香斋创始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为新会简氏祖业，创办初始在广州的双门底开铺营业，直到后来双门底辟建了永汉马路，橘香斋也未曾迁离。后因为业务壮大，又在西关的故衣街开设分店，因此永汉路的原址被称为“老铺”。

橘香斋曾以售卖“甘露茶”“甘泉茶”“甘和茶”等凉茶享誉省港澳。这些凉茶虽然现在的广州人已很少耳闻，但上了年纪的“老广”还会有印象，因为橘香斋发售的凉茶茶饼是旧时广州人的“看家利器”，家里总会备上一两个，遇上伤风气逆、头晕发热，只要用热水冲焗服用，即可神清气爽，药到病除。即使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橘香斋的凉茶茶饼仍十分流行。此外，橘香斋与武侠小说家梁羽生亦颇有渊源。抗战时期，简氏子弟、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到广西蒙山避难，得梁羽生之父照顾，便劝其父送梁羽生到广州读大学，并凭借自己与岭南大学的关系，顺利地把岭大的一个名额拨给了梁羽生。抗战结束后，梁羽生入读岭南大学，便暂住在西关的橘香斋店内。

1956年，在工商业公私合营时期，橘香斋联合其他三家生产销售凉茶的私营药厂，组成“公私合营橘香斋联合制药厂”，仍以生产凉茶为主。1961年，上级主管部门决定以陈李济为主厂，先后并入神农、万春园、冯致昌、何弘仁、橘香斋等七家药厂，组成“广州陈李济联合制药厂”，橘香斋才最后消失。

【两家百年老茶楼】

位于第十甫路上的莲香楼，是广州目前仅存的两家百年老茶楼之一，前身是开业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连香糕酥馆”，其首创的以莲蓉为馅料的糕饼，独具一格，广受顾客欢迎。后改名为“连香楼”，并扩大经营，在香港九龙开设分店。

宣统二年（1910年），一位名叫陈如岳的翰林学士来西关喝茶，在品尝了连香楼的食品后，有感于莲蓉清香可口的独特风味，便提议给莲香楼的“连”字加上草字头，众人一致赞同，他遂手书“莲香楼”三个雄浑大字。现高悬于楼前的金漆牌匾上的“莲香楼”三个大字，便是这位学士的手迹。

陈如岳是佛山张槎人，生于富贵之家，于光绪九年（1883年）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除了是学者、书法名家，还是一位“美食达人”。他曾受当地人用蛇肉泡酒的启发，尝试在米酒中添加肥猪肉，结果发现猪肉可吸附酒中的杂质，形成独特的酒香，由此创制出有名的米酒“玉冰烧”。陈如岳的“莲香楼”题字略带颜体，稳重而斯文，带有晚清馆阁的特点，点画变化较为丰富。广州昔日由翰林题写的商业牌匾极多，但今日仍在使用的仅存此匾，故而弥足珍贵。莲香楼香港分店的招牌，也同样沿用至今。

位于第十甫路路口的“陶陶居”，是老广州饮食业的地标之一，以其舒适雅致的陈设布局、独具特色的正宗粤菜、山水茗茶和精美点心饮誉羊城，甚至在东南亚华侨中也享有盛誉。“陶陶居”招牌的三字行书，落款为“南海康有为题”，虽略具康体特点，但并非标准的康有为行书，加之没有具体的书写年月，后人推测可能为较早期所写。

康有为缘何会为陶陶居茶楼题匾呢？这里有不同的说法。

早先的陶陶居是广州城外树林果园中的一座新兴茶楼，初名“葡萄居”，名字取自老板的爱妾葡萄。当时正值康有为寻求变法自强之时，他赴京上书未果，便回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每天跟名宿大儒、书生雅士们在葡萄居饮茶论世、诗酒唱和。某日，葡萄居的老板听得康有为的宏论，很是佩服，就请康先生给茶楼题个招牌。康有为大笔一挥，写下来的却是“陶陶居”。老板大惑不解，康有为却抚掌笑道：“这陶陶居，乃乐也陶陶之意，用在此处，意境就比葡萄高得多了。”老板喜出望外，當即差人以黑底金字把题字做成匾额挂起来。从此，葡萄居便被称为“陶陶居”。

另一种说法是：十一甫大街原有一间西关大屋，是康有为爱妾所居，此妾名唤“陶陶”，康曾为其题“陶陶居”三字。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天涯，陶陶亦不知去向，此屋易主，但题字的匾额犹在。后来有人在旧书摊中购得此墨宝，作为茶楼招牌。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于坊间，最具传奇色彩且鲜为人知。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听闻风声逃出京城，到香港一家偏僻的客栈住下，准备逃往日本。在待船期间，康有为足不出户，只是看书和练字。店主见他的字很有气势，与众不同，又见他举止深沉，时不时有神秘人物前来拜访，断定他非一般之人，遂称自己准备在省城开间茶楼，取名“陶陶居”，请先生题字。但康有为自知为朝廷通缉要犯，便推说有病，执笔手颤云云。

怎料几日后，康有为果然身体不适，因有店主的殷勤服侍，才得以渐渐恢复。

• 店主送茶水到康有为房间，却发现空无一人，又见地上铺着一层炉灰，上写“陶陶居”三个大字，一看落款，才知来客原为大名鼎鼎的变法领袖。据说当时康有为走得仓促且秘密，为了报答店主人，一时没有这样大张纸，又不想惊动别人，就只好在灰上题字。可怎样才能将灰上的字拓印到纸上呢？后来有人献计，用喷雾的工具将胶水轻柔地喷在灰面上，待干了，灰面结成一层硬膜，便可铺纸上去将字勾摹下来——相传今日陶陶居题匾的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 曾有一段时间陶陶居被改名为“东风楼”，匾额也被摘下，放在杂货间里。某位老员工私下里把整个匾额拓印下来，藏于家中。等许多知名的老店铺都恢复了旧名，此匾额却是再也找不到了。幸而老员工保存了康有为真迹的拓印，酒楼就重新做了一个，悬挂至今。因此今日陶陶居大堂中所挂牌匾并非原物，而是后来按照旧字体重新描画复制的。
• 值得一提的是，陶陶居还保存有一块昔日中秋时卖月饼的金漆招牌，行楷大字“中秋饼”三字，确为货真价实的古董。以前每逢中秋节前夕，店家都将此招牌高挂在店门前，以招徕顾客。
• 文德路一带，之前有现代名家不少留题，如广州文物店的“艺苑”二字，是容庚先生唯一留下的商店招牌，曾屹立在路中段多年，今已不知所蹤。另一位古文字大家商承祚，也曾为中山大学校门对面的“康乐糖烟酒商店”题写招牌，昔日是该路段的人文风景，现在已经开辟新路，连店址都找不到了。今日广州仍使用的当代书法名家商业匾额，较为有影响者，还有麦华三所写“广州友谊商店”，吴子复题“友谊剧院”等。

【“诃林”匾，广东现存最古老牌匾】

广州昔日拥有众多的庙宇、堂馆，保存的古代匾额不知凡几，仅六榕寺、光孝寺这两座名刹拥有的匾额、对联就曾多不胜数。

六榕寺、光孝寺、华林寺与海幢寺并称“广州佛教四大丛林”，六榕寺门额的“六榕”二字，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之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赵佶登基称帝，大赦天下。因“乌台诗案”被贬官至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县）的苏轼获得大赦，奉召回京。在途经广州城时，他与家人团聚，寓居在天庆观（故址在今海珠北路祝寿巷南侧一带，前身为唐时开元寺），那里离净慧寺（即六榕寺）很近。一日，受安抚使程怀立的邀请，苏轼到净慧寺进香瞻礼，他看见寺中有六株苍翠挺拔的榕树，盘根错节，如饱经风霜的老者，感怀身世的他，遂挥笔写下“六榕”二字，赠予寺庙。

中国书法中颜、柳、欧、苏四体甚为出名，“六榕”二字可谓苏体中难得的墨宝，笔气厚重雍容、丰腴跌宕。另有论者言此“六榕”与《金刚经》中的“六如”相关联，可谓意旨深远。（现在寺中旧时的六棵榕树已不可觅，虽然后人尝试补种，终不得旧貌，故而寺内建有“补榕亭”。）

苏轼离开广州之后，在北归途中不幸病逝，为纪念这位文学大家，净慧寺的僧人将他留下的墨宝制成牌匾，悬挂在寺庙山门上。因了苏东坡的题字，净慧寺遂改名为六榕寺，寺中的千佛塔也随之改名为六榕塔。至于何时开始改名，史志记载不一。

光孝寺的“诃林”匾是广东省内现存最古老的牌匾，今日仍悬挂在光孝寺山门上方，正中为“诃林”两个有力的楷书大字，两侧落款为“万历四十年岁次壬子正月元旦”“赐进士第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区大相书”，并有印两方。此匾中间两字高古浑厚，横直笔画间有一种质朴之气，为明代馆阁大字，底为白漆，字体黑色，印章朱红色，整体装饰风格也较朴素，这正是明代匾额的特点。

“诃林”即光孝寺的本名，以寺中有诃子树而得名。区大相，广东高明人，明万历元年（1573年）与兄区大枢同中癸酉科举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与弟区大伦同中己丑科进士，兄弟同登科甲的美谈在高明传诵至今。区大相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庶吉士，负责撰修国史。区大相的成就，是开创粤东诗歌的风气，王渔阳曾经评价说：“粤东诗派，皆宗区海目（大相）。”他最为传奇的经历，是跟随明朝军队入朝鲜协助抵抗倭寇的“壬辰之役”，这是晚明时期的重要战役之一。区大相写了一组纪事诗，记录了这次战争的实况，其中有明朝军队杀戮朝鲜平民，冒充倭寇报功等情况，都是正史中没有记载的。

广东现存的明代匾，除此之外，可能只有潮州开元寺一例。岭南牌匾中能留此余脉，至为可贵。

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的广州南海神庙，是历代皇帝祭海的官方神庙。每逢改朝换代、嗣位登基、克复失土、平复海患、神庙修缮，祈求风调雨顺、海事平安，以至庆寿求子等等，皇帝都派高官前来拜祭南海神，每次拜祭，都要在神庙树碑立传。

清朝时，南海在四海中属最大，居大清海外贸易之魁首，因此从康熙时起，朝廷就十分重视御祭南海神。史载，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最少十二次祭祀南海神。南海神庙正殿昔日悬挂有清圣祖康熙的御笔“海不扬波”匾，由金龙绕护，字作黑漆，气派非凡。此匾的楷书字又钩摹雕刻于南海神庙仪门牌坊之上，原匾已毁，近年仿牌坊字样重新刻制悬挂于正殿神像上方。

【“灵山松径古，道岸石门高”】

位于海珠区五凤村漱珠岗的纯阳观，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是清代道士李明彻为祭祀唐代道士吕洞宾而兴建，道观的名称出自吕洞宾之号。

纯阳观现存两处道光年间的石匾，其一为山门的石额上以篆书写成的“纯阳观”三字，为著名学者阮元手笔。阮元曾任两广总督，当年成立修志局修纂《广东通志》，他正为找不到编纂舆地部分及主绘本省地图的合适人选而发愁，有官员极力向阮元推荐李明彻，并转呈上李的《寰天图说》书稿。阮元阅完手稿，评价很高，决定将书稿出版，亲自撰序，并聘请李明彻担任《广东通志·舆地略》主编。

李明彻在编纂《舆地略》的过程中踏勘地形，到过不少地方。他登上万松岗的凤凰台，此处为河南制高点，只见此岗近览珠江，远眺云山，“山环水曲，松石清奇”，好似玉碟上的一颗明珠，李明彻决意在此建座道观，作为晚年修道之处，又将岗名改为漱珠岗。建观的想法得到了阮元的大力支持，他首先带头捐俸，此外，当时广州十三行中有九行曾为纯阳观捐款，现今道观中仍保留有晚清巨富潘仕成所书门额及对联“灵山松径古，道岸石门高”。

清末的广州是西学东渐的首冲之地，李明彻对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饶有兴致，他曾到京中主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观摩学习，又赴澳门向洋人请教如何观察天象。返穗后，李将多年积累的天文学资料、观察成果等整理撰成《圜天图说》，这是广东古代唯一一部天文学专著。

纯阳观中现存的另一处匾额，为山丘顶上“朝斗台”三字隶书，此匾镶嵌于朝斗台（李明彻用于观测天象的观星台）的门额上，虽无落款，但笔者审定为李明彻所书，因《圜天图说》中序言为李氏手书隶书字，与此系同一笔迹。

麓湖边的白云仙馆，建于清嘉庆年间，依山临湖而建，结构玲珑有致，极具仙山洞府的韵味。仙馆在抗战时期因战乱被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重修，山门牌匾“白云仙馆”四字，为番禺翰林张学华题写。山门对联无落款，是另一位老翰林桂坫所书。

张学华为光绪朝翰林、著名诗人、学者，也是道教龙门全真派的弟子，所以抗战胜利后重修仙馆，请他题写山门。此匾题写时间是“丁亥”即1947年，张太史已经年过八十，字体铁画银钩、富丽堂皇，丝毫不见老人的颓唐之气，可见馆阁中人的童子功何等了得。晚清时期，广州城内从总督到下级官员多信奉道教，尤其在翰林官员中间被引为时尚，谈经论仙，是一种风气。张学华除了是道教徒，还是忠实的“大清遗民”，每年正月十七，逊帝溥仪生日的“万寿节”，张必定到大佛寺给皇帝上香祈福，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1951年。

【广州街名匾】

昔日广州的很多街道，习惯用石刻牌匾表示名称，目前所见有两种，一是镶嵌于街道入口的闸门，这种闸门目前在市区仅在状元坊的一小巷中有保留，通常为青砖建筑，门楼上镶嵌街名石匾，二层有狭窄的木制楼梯上下阁楼，为更夫看门之所。门楼内侧通常有门官土地神位。

这种街名石由于门楼的拆毁，只有少数保留到今日，近年出土的“大新街”石匾即為一例。大新街即今大新路原址，这块石匾为贵重的连州青石，“大新街”三字圆润风雅，落款为“道光八年重修，里人罗文俊书”。罗文俊为南海人，道光二年（1822年）探花，此匾书于他高中探花不久，当时应该已移居城内。从书法的厚重、雕刻技艺的高超还有用料昂贵看，可见当年广州街道门楼的艺术水平极高。

门楼之外，广州现存不多的，还有铺在街道口的街名石。这些石块的形状如巨大的石匾，其宽度可与街道相等，用于标示街道的名称，相当于今日的路牌。这种街名石匾，现存最早的均为道光朝出品，如带河路（今康王路）源胜西街匾，是凸字刻石。这些石匾既有凸字也有凹字，字体多种多样，大部分还有年款和书写者名称。由于所发现的均为道光朝之后的实物，笔者推测“嵌石匾于地面”这种习俗，在乾嘉朝应该尚未流行。

这些散落在各处老街的街名石匾，很可能作为一道风景线，湮没在城市急速变化的尘土中。所幸，近年来部分区域有恢复之意，如荔湾的多宝坊，重新铺设麻石路面，请李曲斋先生书写街名，既是名家，又符合请里人书写的规矩，值得称道。

【园林及文房匾额】

广州往日还有一种高雅的玩物，即园林和文房用匾额，这是匾额文化中最为高级和雅致的门类。广州的园林匾额文化非常古老，早在元大德的《南海志》中已有相当多的记述。当时宋代留下的郡圃中，所有亭台楼阁都有匾额，或记名称，或表景观，实际上就是画龙点睛，用文辞表达主人的志趣或描述景物的重心，以此让园林的意境无限扩大，令人回味无穷。

若论广州古园林牌匾之最，必举萝岗的玉岩书院。书院为萝岗钟姓始祖钟遂和所建，后被他的四子钟玉岩发扬光大，随后经历代子孙续（扩）建，成为融儒、释、道三教于一体，集书院、祠堂、寺庙、园林于一身的独特文化建筑，在中国书院史上是罕见的特例，为岭南建筑之瑰宝。

玉岩书院因僻处郊外，远离尘嚣，昔日少有外人打扰，又因当地是羊城八景之一“萝岗香雪”所在，文人雅士慕名来赏，能得以留题。书院实际上是宗祠、园林和寺院（萝峰古寺）的“三体合一”，为当地钟氏家族所管理，单一的宗族和偏僻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完整地保留了古代园林的面貌。其建筑群依山而建，雕梁画栋错落有致，古朴自然。

牌匾在江南被称为园林的“肚肠”之一，即园林的软件，与家具陈设同等重要。各类碑刻牌匾是玉岩书院的组成部分，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许多出自达官显贵、文人名家之手，时代涵盖唐、宋、元、明、清、民国。它们不仅是书院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书院文化氛围的主要营造者。

书院中所存明代以来的牌匾，较为早期的有明代衡阳王所题“余庆”两字，此匾今日悬挂于山门上方，据说山门因有王爷题字，所以做成重檐形制，在广州独一无二。此匾虽说为明代人所题，然而规模较小，不像光孝寺保存的明代原物那样有时代气息，应该为清代的仿制品。此外，书院保存的清代匾额亦较多，多为明清两代广东名人所题，如明代大儒湛若水所写“山高水长”匾，晚清克勤郡王来广东时所留题“人间妙境”匾，都是岭外名人南来题匾的罕见实物。

广州古园现在留下痕迹的，还有光绪初年台山黄氏在西关所筑的“小画舫斋”，黄氏因在南洋经商致富，回西关筑了这座园林，为“海山仙馆”的一部分。昔日规模较大，今仅存祖先厅与船厅及部分花园和老树一棵。船厅中原悬挂有阮元所题“白荷红荔半塘西”匾，行书字体文雅流畅，与眼前景物相合，今藏于广东省木偶剧团。

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在广东创办的高等学府，原为山长（即院长）居住及接待诸生、进行学术交流之所。张在书院中专门开辟了一方池塘，种植了满池荷花，将其命名为“莲韬馆”，并亲自书匾。他还专门为“韬”字写过注释——“韬”就像一个袋子包着莲子，施以营养，让莲子得以成长，可见他鼓励学子的用心。

后期的新建园林原也有名家题匾，如“广州文化公园”六字，乃朱光市长所写，麓湖边的“麓湖”二字是李曲斋所书，他还写过龙津西路的“云津苑”，与容庚先生一样，他也从不写商业招牌。这种风气近年已经消退，新建的公园几乎不再有名家题字的情况。

旧时文人书房也必有牌匾，除了表书斋名称，还有文雅字句，表明环境或心迹，这就是“书房匾”，这种匾额尺寸小巧，今日幸存的已属文房玩物，珍同古玩。

文房匾额通常用料较为考究，多数是楠木或木纹细致的杉木，楠木质地的多涂清漆以见木纹，杉木则多上黑漆或红漆，再以石青、石绿或白色填字，颜色配搭以清雅为主。偶尔也有用金箔或者云母粉作装点的。如笔者所藏李文田为和轩所书“琴风书月”匾，楷书字体清华朗润，配淡石青色，仿佛月下闻琴声。又如伏庐所藏商衍鎏探花题“月圆人寿”，则以深色漆地配浅白字，寓意吉祥，从中可见文人之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牌匾的镌刻，古代都用手工，广州昔日有很好的工匠，他们的特点是很懂书法的运笔轻重与转折趣味，细意观赏古代牌匾的雕刻，注重细节的再现，刻时对这些了然于胸，所以牌匾悬挂之后，在高处和光线下看，字样会有立体的感觉。

今日的雕刻工匠多不懂书法，只能简单按照字样摹刻，虽然说电脑雕刻可以百分百还原字样的样子，然而这只是简单的“模仿”。要知道，古人刻字讲究的是书法的骨肉，即立体感。在刻匾中，我们特别能看到这种手工工艺和电脑制作的差别，表现在笔画的先后次序和微妙的停顿转折处，工匠们的心思，是机械所永远无法追摹的——这也是牌匾文化的另一可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