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剑杰

2020年11月，在西安西咸新区唐代元氏家族墓地中的一座夫妻合葬墓里，考古工作人员发掘出土了一方颜真卿手书的罗婉顺墓志铭，这是目前唯一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真迹。

这方墓志书写于天宝五年（746），这一年，颜真卿38岁，任职长安县尉。有趣的是，审视这方墓志的书法特质，这时的颜真卿书风，点捺之间汉魏诸碑痕迹还清晰可见，但已经脱去了魏碑刀刻斧凿般的刚硬。然而，后来《多宝塔碑》的筋骨分明、遒劲秀丽此时还不清晰，更勿论晚年《勤礼碑》的雄浑磅礴。

家学渊源

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堪与二王比肩的璀璨星辰，颜真卿其实是大器晚成的。

“颜体”的初步形成，要晚至安史之乱期间，大约是755—763年之间，这时他已经50多岁。而他的颜氏楷书的大成，则更要晚到60岁。

所以，颜真卿书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之前为早期，65岁之前为中期，65岁之后为晚期。50岁之前的颜真卿，其书法养分主要来自家学渊源。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即《颜氏家训》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大家。颜之推之后，颜氏历代及颜真卿的同辈，也多以善草隶篆楷名动一时。

颜真卿幼年丧父，家贫缺纸笔，就用笔蘸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后来随母亲殷氏寄居在舅家，殷家也是南朝以来的士族大家，出了很多书学名家。这是颜真卿早期书法启蒙的又一重要养分。成年后，颜真卿以“二王”、褚遂良、张旭为师，自行艰苦摸索。

他写《罗婉顺墓志铭》的这一年，正好也迎来了书法之路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在长安县尉任上，他专门去拜访了张旭，跟他学了笔法。这时，他在书学方面已经有相当修养，尽管传世之作还不多。所以他才能在张旭考问钟繇十二笔意时对答如流。

书品人品

接受了张旭笔法后，颜真卿认为“得攻书之妙”，“自知可成”，从此开始了书法之路的新历程。到天宝十一年（752），颜真卿已经是一位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了，流传后世的代表作《多宝塔碑》《东方朔画像赞》，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这一时期，总体上说是“颜体”的初步形成阶段。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基本风格已经形成，即所谓“点画皆有筋骨”，“点画净媚”，书法结体严谨遒实，用笔方折腴润，布白紧凑规整，但“雄”中有“媚”，风格秀丽刚劲、沉稳多姿、妖媚动人。在充分吸收了二王及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余风后，已经寓新意于古法，走出樊篱、自立门户了。

“颜体”的最终成熟，要到颜真卿65岁时。这一过程，除了书法上的精研穎悟之外，还和他本人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系。颜真卿一贯性情刚直，早年在做殿中侍御史时，就因为拒绝阿附杨国忠被贬出长安，任平原守（今河北平原县）。安史之乱前夕，距安禄山近在咫尺的颜真卿，提前觉察到了安禄山的谋反意图，与兄长颜杲卿一起，积极招兵准备抗击，颜杲卿父子不屈战死后，颜真卿势单力薄，被迫弃郡还朝。从安史之乱起后的几年间，颜真卿经历国破家亡，自己也在动荡中起起伏伏，几次被贬。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坚守的刚直忠正，即所谓“立朝正色，刚而有礼”，“事四朝不变其节”，这样的人格，对其书品形成有直接影响：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以及《祭伯父文稿》《争座位帖》《鲜于氏离堆记》《郭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等。

和他自己前一时期的书风比较，这一时期的作品，颜真卿在用笔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加强用腕力，中锋用笔，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成蚕头燕尾，直画则成弓弩蓄势之形，而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结体方正端庄，稳健厚重;布局方面，在留白上以行密取气势。到这一境界，颜真卿终于完成了以一己之力扫荡初唐那种清秀的楷书风貌，而颜体的核心精髓，可总结为两个字：雄魂，这是颜体之魂，也是颜真卿人格之魂，博大、雄浑。

颜体是缘情而书、因志立意，才形成的自家面目。和前人相比，颜体具有不加雕凿的坦率和真诚，大刀阔斧、直起直落、峻劲纯朴，没有一点书生式的酸腐气;具体到每个字看，则是雄劲质朴，自始自终表现出一种刚严、忠厚、实在。

颜体大成

65岁之后的颜真卿，一方面是在人格上达到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延续一贯的刚正忠直、忠于职守之外，毕竟人到暮年，已然世事洞明，精神上更多地寄寓在自然山水和书法情趣上，因而写下了比前两个时期要更多的墨迹珍品，而“颜体”也由此走向极致。颜真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李玄靖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

其中，大家可能对《颜勤礼碑》熟悉度最高，因为它几乎是当下中小学书法课及各大书法艺术班的通用法帖。《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撰书刻立的神道碑，四面刻字，现存三面。它之所以成为颜真卿楷书的代表作，是因为能比较全面地体现颜真卿的书法造诣：整篇文字纵横成列，疏密有致，浑然一体。而且因为出土时间较晚，还保持着原碑笔力的神采，是研究颜体书法最好的范本，也是颜氏书法艺术完全成熟的标志。

布局上，《颜勤礼碑》严正有序，字距行距较小、字行密结，竖有行、横有列。这种章法布局，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颜体楷书葱笼茂密、大气磅礴的艺术特色，与颜体外紧内松的结体方法，达到了完美的协调统一。

《颜勤礼碑》的外紧内松，是指其中宫开阔、四面收束。这种结体方法，从体势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使得整体显得博大但不散乱。这也是高度统一、强大的盛唐气息在艺术层面的缩影。

笔法上，《颜勤礼碑》最大限度地强调了点画的端部和转折处，一方面是明显比前人更强调“提、按”的使用，另一方面是在笔画转折处有了更丰富的用笔变化：藏锋、驻笔，同时也保留了初唐诸家楷书常见的“使转”笔法。

“使转”又称“绞转”，指写字在笔锋转向时必需的技法，是各种书体都普遍应用的笔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手指的捻动，使得笔毫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变化锋面。使转是魏晋笔法的核心部分，也是王羲之书法用笔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自颜真卿以后，书法家书写就多用提按了。

钟繇二王以降，楷书定型之后，在八个基本笔画中，横折法似乎是一种定法，一般都是方顿直下的笔势。而纵观《颜勤礼碑》全文，在横折的处理上，似乎没有多少雷同形态，千姿百态，极尽变化之，不用顿挫，而直接用“折叉股”，笔力内藏，锋棱不露，有些细轻圆折，然后再依势直竖重挺，纯用篆籀之法，如“自”“曾”“马”“蜀”“万”等。

而有些字，比如“初”，横折搭肩直下;“加”字“口”之折处顺势另起笔，尤如高高耸起的肩膀;“陈”之“东”部横折不显运笔痕迹;更有一些特例，如“凤”“儒”“司”等，折法奇特，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个字里，凡有横折处，不论多少，都是尽量不同，活泼生动。有少数横折甚至采取两笔分开来写，先横，以右尖挑出，而折竖则用笔断意连之方法，顺势另起笔，如写竖法一般，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颜体”还有鲜明的横轻竖重特点，这在《颜勤礼碑》中尤其明显。时间相去不远的《东方朔画赞》《中兴颂》等作品中，笔画横竖的粗细变化都还不大，但《颜勤礼碑》却是在横轻竖重的表达上大做文章，下尽功夫，比如“书”“事”“不”等字，都是横画格外轻细，而竖画别样粗大，对比明显而又不失其端重灵动。

这种运笔方法， 如中流砥柱， 款款君子，雄强宽博，气宇轩昂之气跃然纸上。细而不纤弱，粗而不霸道，点画之形质使人耳目一新，字如其人，颜真卿之为人品格也可由此想象，这绝非苟且偷生之人所能为也。

其次是撇细捺粗，就象“横轻竖重”一样，一主一次，一重一轻，使许多字产生了强烈对比，如“人”“夫”等。撇画尤细，而捺笔则分外肥重，强调笔姿，这种大胆奇特又有些自由的结字方法，一扫楷书因过于严谨而容易刻板的古法。颜真卿还不只是处理成撇细捺粗，还加上撇直捺曲，撇短捺长，如“合”“人”“秦”等，显出大开大合，变化多姿。

《颜勤礼碑》这些丰富多变的笔法，将粗与细、方与圆、高与低、曲与直、欹与正、快与慢等诸种矛盾，都巧妙地统一在了笔画中，使得每一个点画都透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气息。

人书俱老

兴元元年（784），大唐太师颜真卿被叛贼李希烈缢杀，享年76岁。

去世前四年，颜真卿完成了他最后的代表作《颜氏家庙碑》。这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的一方家庙碑。是时颜真卿年高笔老，风力遒厚，书艺真正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之境。《颜氏家庙碑》颜真卿书与李阳冰（李白族叔）篆额并称双璧。

据《颜氏家庙碑》首行下宋代李准的重立跋文，此碑经唐室离乱，倒卧于郊野尘土之中，至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李延袭发现后，才移入府城孔庙内。

在《东坡题跋》一书中，苏轼曾这样点评《颜氏家庙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颜真卿晚年楷书圆熟之作，有个特别之处是，字写得越大，越能体现出其博大雄浑的特质，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书家、文人字普遍不具备的。他的字有五岳山峦的雄浑壮美，不靠人为的雕饰，全然出于一种天然的本性。颜真卿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书坛近四百年的“二王”笼罩，开拓了一种博大深厚的新书风，一直影响了此后整整一千多年书法的发展。

四百年“二王”笼罩的终结

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地位之所以崇高，首先是因为他在“二王”主干之外另辟新枝，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新枝，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学颜真卿字，初学者多见其气势，而不重结体细处的精妙，所以易入门，易神似，因而又称为明清以来书法教育在馆阁体之外的主流法帖。清人包世臣说颜书“稳实而利民用”，这话却是只说到表面。颜体真正近千年不衰的原因，还是在其书法内核方面，也就是灵动多变的笔法，与雄浑之美、正大气象的完美统一。

有唐一朝，始自隋朝发端于北朝而一统天下，而唐继之。隋虽只存在短短的37年，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下启唐代，书风巧整兼备，不离规矩，兼有南朝书风之疏放妍妙，与北朝书法的方整遒劲。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故初唐受其影响，书风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与革新，初唐四大家虽然书风高妙，但就革新而言，却是建树不多。

唐代书法真正继往开来者，是张旭、怀素与颜真卿。张旭与怀素在草书上开一代新面目，颜真卿则是继王羲之以后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其书风区别于“二王”与初唐诸家，承前启后改写了唐代原本生命力雄健、却因一代帝王的喜好引领而盲目追逐晋风的局面。

但在另出旁支的同时，颜真卿又恰恰是“二王体系”的建构者，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因为颜真卿创造性地融合了中国书法发展的三条脉络，即“二王”书法、北朝书法脉络，以及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的民间书法。颜真卿把“篆籀味”融入到了以“韵”取胜的“二王”典雅书风中。“颜真卿出，始见篆、隶笔势，雄健厚硕”。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功绩，是让楷书彻底摆脱了篆隶痕迹。换言之，经典“二王”书风中，是不应该有篆隶之风的。而颜真卿的尝试，却是让后世所有学书者和“二王”一脉联系了起来，为他们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基础，并加入了被“二王”舍弃的书学传统。不管后人书法风格、书法面貌是否与“二王”相类，还是相逆，人们总是可以通过颜真卿与“二王体系”联系起来。

即使与“二王”为核心的帖学唱反调的碑学大家，也有很多也是学习颜真卿的。比如何绍基，他有一句诗：“楷法原从隶法遗”。何绍基认为，学习楷书一定要有篆隶的气息，要用篆隶的笔法去写楷书。这点却是与颜真卿的“篆籀味”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可以把颜真卿看作一个交汇点，从任何一条脉络中汲取营养的书家，都可以过颜真卿书法找到通往“二王体系”的途径，也就是中国书法的正源。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来由大体如此。

不过，伟大人物生前往往是寂寞的，颜真卿生前，其书法虽然有盛誉，但并没有被抬到绝高的程度。甚至直到北宋，文坛泰斗欧阳修还是觉得颜真卿的书法真的不怎么样，只是因为人品高绝，所以“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

欧阳修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后世确实把颜真卿的书法当宝，但恰巧同时肯定了颜真卿的人品——书法人品都是宝。最终给颜真卿书法下了历史结论的，則是他的“弟子”苏东坡。苏氏称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把颜真卿推崇到了极致。自此，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才确定和稳固下来。

颜体与硬笔

当下流行的书法艺术——硬笔，也可以取法颜体。

硬笔与毛笔书写有很大的不同。若以颜体代表作《颜勤礼碑》而论，最大特色在于横细竖粗、提按转折处的变化处理，从而显出雄浑而又雍容的特质。硬笔书法书写时没有起伏使转等复杂动作，而这些“起伏使转”却是毛笔书法的关键。

硬笔用笔之要义，是结构及用力平稳。硬笔取法颜体，《多宝塔碑》就很合适。作为颜真卿早期作品，《多宝塔碑》与《颜勤礼碑》风格有明显不同，《勤礼碑》的雄浑气息，《多宝塔碑》已有隐现，但更多秀丽圆润特质。硬笔取法《多宝塔碑》的意义，在于学习其结体，布白匀整，字型方正，端庄平稳，正气饱满，然不是笔画粗细提按这些处理。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了。

至于硬笔行书，则完全可以取法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叙了其兄长、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颜季明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义成仁之事，是在极度悲愤心情下一气呵成的，与王羲之醉后写兰亭有异曲同工之妙。通篇用笔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完全忽略了笔墨的工拙，在深厚书法功力的基础上，更以意胜。硬笔学《祭侄文稿》，能跳出颜体楷书笔画细处处理的障碍，着眼于行云流水的行书法度。颜体的不朽之魂，直到今天，依然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书写风格与书写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