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安治

广东山多田少，一向是缺粮大省。清季五口通商，广东贸易兴盛，快速富裕，大手笔买米，却造成食米危机。

“广帮”米商采购量之巨，能左右长江各埠的米市行情。李鸿章甚至利用广帮的强大购买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只是广东人口增长太快，长江流域无力满足需求，只好大量进口越南、暹罗与缅甸的“洋米”。在和平年代，广东买米的基本需求约为每年1200万担，洋米约占75%左右。

洋米以银元付款。1932年，广东进口洋米总价高达7421万海关两，折合大洋1.11亿余元。相比之下，同年广东全省国税省库岁入只有大洋1228万余元，外流白银为数惊人。幸而广东富有，五邑侨汇、顺德粤丝、潮州桶柑，每年创汇数以亿计。而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更造成奇特的“贸易入超，外资流入”现象，外国人总是把赚到的白银留在中国投资，中国年年入超，白银却越来越多。

1935年，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丝业崩毁、侨汇萎缩，美国白银采购政策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被迫改用法币，终结了白银自动回流之路，从此，买洋米得考虑外汇储备，广东的储备却只够再买两年洋米。在这绝望时刻，主政广东的陈济棠痛下决心，推出食米自给自足奇策。抗战初期，增产奇策大放异彩，助力广东度过战争年代。

缺米大省

清末民初，广东外贸发达，形成广州、五邑与潮汕等三大人口稠密区，是广东食米危机的主要成因。

人口增长之速，首推省城。广州是全国第二大港，吞吐量仅次于上海。1909年广州市人口55.6万人，1935年达到114.2万人。周边各县也同步激增，邻接省城的南海县人口101万、番禺县82.8万。位于省港之间的中山县116.8万、东莞县126.1万，丝业重镇顺德县也高达84.1万人。西江以东的珠三角中区六县加上广州城，人口达到645.3万人。其次，韩江口的汕头是中国第三大港，潮属十县人口466.5万人。五邑侨乡排名第三，总人口269.6万人。

三区人口达到1381万人，稻米生产却跟不上。潮汕田少山多，无力增产。肥沃的珠三角则大量栽种水果、甘蔗与桑树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种稻反而是副业，即使是最肥沃的产粮大县，也得买洋米。

“就消费方面估计：广东人口约三千万，每人每年平均食米二担，年需六千万担便足供给。乃照历年广东之米食进出口比较，平均尚需输入一千二百余万担。则广东土米之产量，约四千余万担耳。”1934年，广东当局以每人年均吃米两担为标准，推算出每年必需外购的食米缺口约为1200万担。这个数值是以最低生活水平计算的。每日两餐，一餐吃饱约需6两米，每人一年需米至少2.74担。广东当局的推算，实际上是假设30%以上的主食为蕃薯与杂粮，换言之，一年进口1200万担食米，只能让老百姓半饥半饱。

广东买米不容易。中国传统货运依靠内陆水运。南岭天险阻隔南北河道，湘赣两大产米区近在邻省，却无法通行粮船。直到海运大兴，粤商才能跨越天险。

1860年代，广帮挺进长江流域买米。“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长江的传统米市在瓜洲，只是瓜洲渡头不能靠泊海轮，广帮却以海轮运米，潜力有限。与瓜洲隔江相望的镇江，则于1858年开埠通行海轮，于是广帮选在镇江七浩口扎堆设号，镇江一跃成为长江下游的新米市，瓜洲迅速没落。

广帮的强大购买力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李鸿章的家乡合肥是富饶的产米区，但交通不便，富不起来。巢湖流域出长江的口岸芜湖，只是一个约有1万余人的冷僻小镇。为了发达家乡经济，李鸿章争夺广帮，于1882年奏准将镇江米市迁到芜湖，并开出补贴运费与降低厘捐等优厚条件，大力拉拢广帮改于芜湖设号。广帮热烈响应，芜湖跃升为长江繁华大埠，带动巢湖流域腾飞，被广帮抛弃的镇江则惨遭边缘化。

民初中国四大米市是芜湖、长沙、九江及无锡，芜湖稳居首位。这座第一大米埠可以说是广东商人创造的全新大城市。芜湖玉”芜湖占”“芜籼玉”成为粤人耳熟能详的大米品牌。最盛时，芜湖每年对粤出售100余万担米，卻仍填不满1200万担的大米缺口，广帮只好买洋米。

与广东一海之隔的暹罗、越南与缅甸得天独厚，适合种稻。红河、湄公河与湄南河三角洲一年两熟，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独龙江）与萨尔温江（怒江）流域不需施肥即能坐待丰收。只是传统帆船依靠季风航行，东南亚大米无法大量输入中国。1880年代，南洋海轮航线渐成规模，东南亚大米源源涌入广东市场。

洋米的竞争力非常强大。广东人靠外地米吃饭，最担心供货不稳。民初战乱频仍，长江流域水旱不断，芜湖供货不稳定，洋米却非常稳妥。1926年北伐前后的米市变化，无情地证明了广东可以不买芜湖米，却不能不买洋米。

1924年，广东输入大米1615万担，其中洋米1164万担，占72.1%，本国米451万担，占27.9%，基本保持洋米七成、国米三成的标准比率。1925年省港罢工，洋米海运大受打击，仅输入890万担。此时，广帮理应增加购买芜湖米，但这年奉军摧残长江产米区，广东全年只输入国米286万担。洋米与国米同时减量，老百姓只能勉强吃饱。到了1926年，省港罢工使洋米进口量进一步降到606万担;同时，北洋军阀还斩断了长江米的对粤供应，只能由广西等邻省输入7.4万担，全年总输入米量骤降至613.4万担，广东陷入粮荒。

省港罢工于1926年10月结束，洋米恢复运输力。1927年，南北粮运仍然中断，本国米只输入微不足道的54.3万担，洋米进口量却轻松增加到1103万担。广东老百姓实际上已完全依靠洋米吃饱饭。

洋米不但能弥补战争打击，更能解决天灾造成的食粮缺口。1931年长江大水，产米区涝灾持续到1932年开春，无力供应1932年的粤粮。在这绝望的一年，本国米只输入78万担，洋米进口量却增至1357万担，老百姓反而能多吃一碗饭。

洋米虽便利，却造成另类危机。

洋米危机

“粤地仓无宿料，户鲜旧藏，所恃者外来之米耳。以亿万人朝饔夕飧（饔飧，读yōng  sn，意为做饭，也指早饭和晚饭——编者注）、恃以养命之物，不自为谋，而听命于茫无把握、数千里外舶来之接济，其可危亦已甚矣。”1897年，广东布政使张人骏亲撰《劝农示》，疾呼洋米已成为国家危机。这一年，洋米进口量减少，芜湖国米却无法补上洋米缺口，米价大涨，朝野震骇，张人骏呼吁农民勤种稻米，“勿徒恃异地之米粮，各宜勤耕稼之本务”。然而，老百姓还是愿意依赖洋米，因为洋米价格低廉，甚至比国产米便宜。

广东买米只求吃饱，不甚讲究品质，于是东南亚米商推出廉价的低档产品对华出售。米的优劣档次，取决于混入碎米的比例。以缅甸为例，仰光米”分为七等，同时供应中国、日本、印度、爪哇与欧洲等五大市场。输出欧洲的是讲求口味的高档米，“特等米”混入碎米8%，达到最佳口感。“一等米”混入20%、“二等米”28%、“三等米”30%，基本满足欧洲各阶层的米食需求。“四等米”专门输出中国与日本，混入碎米38%，口感虽差，却也能吃饱。最差的“五等米”输出穷困的印度与爪哇，混入碎米42%，干饭口感如嚼沙。等而下之的“六等米”则是输出德国的家畜饲料。

混入碎米多，价格好商量。芜湖米中，最便宜的“芜湖玉”，1934年每担售价6.7元，安南进口的“粳朴米”，每担也是6.7元。若不追求口感，买碎米煮粥，暹罗“一号白碎”，每担只要6元。

对普罗大众而言，买洋米大幅降低了粮食成本，而且米价低落，趸售物价随之稳定。但低落的米价却打击了农民种稻的积极性。《劝农示》记载，1897年时的农民已不乐意种稻：“民多逐末，利于济济，以为坐拥奇赢，便可无忧冻馁，甚至上腴之地，不植嘉禾，久熟之田，改称他物。”

1930年，广东省农林局调查番禺农村鹿步司，发现稻田已减少至“仅敷区内居民食用”的最小限度，空出来的耕地大量转种水果与蔬菜等高附加值作物。接受调查的8000余户，平均年收入高达大洋1100元，入息来源，以生果入息为最大宗，稻作及蔬菜次之，畜产及其他入息较少”。

农民改种经济作物，代价是吃洋米。番禺农民虽然也种稻，但种的是“齐眉”“银占”“金风雪”“乌后占”与“金包银”等高档米，向省城与香港出售。因此，产稻农村也得买洋米，当地农户平均年支出980元，“其中以粮食费为最大宗，约占全数之过半”。

1930年代陈济棠执政，民生富庶，老百姓提高口味，改吃“暹罗米”与“西贡米”。暹罗“一号白碌”混入碎米15%，每担7.1元，“二号白碌”碎米占25%～30%，每担6.8元。西贡米“一号白占”碎米占15%～20%，每担8.4元，“二号白占”碎米占20%～25%，每担7.9元。原本专门出口欧洲的高档洋米，也成了广东市场的新宠。广东最贵的米是曾列为贡米的“增城丝苗玉”，每担8.9元。而由泰国进口的最高档香米“一号宣占”，也是每担8.8元的御贡等级好米。

老百姓不但吃好米，还要多加两碗饭，不肯再过一年两担米的穷日子。1932年全粤输入食米1435.7万担，1933年竟陡增一倍，达到3016.8万担，其中89.4%是洋米。洋米进口的主要输入港是香港。广州各米糖行在香港设庄购运，珠江上源源不绝的米舴（运米木船）成为省城一景。但米舴运量小，2000吨等级的远洋海轮直接进口渐成常态。为了接转整轮输入的洋米，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两大洋商于珠江南河道两岸建立庞大的码头仓库群。芳村大涌口的“怡和仓”拥有容贮量150吨的货仓9座，河南白蚬壳“太古仓”拥有货仓10座，洋米是主要存仓货物。

“广东米食缺乏，平均每年一千二百万担，尚无足奇。惟以去年，广东侈谈丰收，而输入之数比平均数竟增加一倍又半。斯亦可叹也。”1933年的洋米进口量震动朝野。9月，南京政府下令开征洋米进口税，广东当局立即跟进，开征“舶来米专税”。每担洋米课征1.4块大洋重税，沉重打击洋米进口。1934年洋米进口量下挫至830万担，1935年再降到814万担，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国内并没有足以取代洋米的米源，失去廉价洋米后，广东食米转而短缺，米价大涨，连芜湖米也跟著涨。原本价位在每担6.7元左右的“芜湖玉”，1935年涨破7元，1936年涨破8元。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广东经济受到巨大打击。日本人造丝使得粤丝出口一落千丈，全球大萧条使得侨汇大减。在这困难时期，洋米、国米价格一起涨，老百姓只好节约度日。1935年，洋米进口814.9万担，国米输入下降至90.5万担，总计905.4万担，距离吃饱标准尚差300万担，老百姓又过上了半饥半饱的苦日子。

1935年11月，中国改用法币，颠覆了清末以来的进口可以创汇的规律。中国的对外贸易原以白银计价，进口商不需购买英镑、美元外汇，直接支付银洋。当时全球各大国多是金本位，只有中国仍是银本位，银价偏高，外国商人赚了中国银洋，宁可拿回中国投资。因此，中国年年入超，但白银总能自动回流。一朝改用法币，进口便失去白银回流的优势，若继续无节制地入超，外汇将迅速枯竭。

“今则粤丝输出，一落千丈，华侨汇款，日趋减少。且自实施法币制度集中现金后，以往所谓贸易入超、而致外资流入之情形，势难复睹。是则弥补入超差额，惟有输出现金一途。顾维计现在库存现金，仅约得五千万元，纵能于短促期间，继续收集至二万万元，然与历年入超数额比较，犹恐未越二年，已濒于外流垂尽之困境矣。”1936年，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冯锐提出报告，指出进口洋米至多维持两年。广东的唯一活路是自力自强、增加粮产。

增产奇迹

陈济棠主粤之初，立志解决洋米问题。他拨发巨款，设立组织庞大的农林局，由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冯锐主持，研究稻米增产之法。

冯锐积极改良农具、加强防虫、振兴水利、推广化肥，系统性改良稻米栽培法。更与中山大学合作，培育优质稻种。1933年推出的“东莞白”于番禺珠村试种，每穗结谷220余粒，一般谷种是110余粒。农林局再接再励，于1936年推出中大“竹粘”与农林局“三水齐眉”，增产效果显著。而“花腰仔七号”“罗白十六号”与岭大“东化白”，更能一年两造。

只是为山九仞，还差一篑。大量增产粮食的关键是增加田地。广东山多田少，耕地有限，馮锐只能在每年的耕种次数上动脑筋。珠三角与粤东气候温暖，一年两获，但地力有限，农民经常每年一作。农林局缜密实验，第一步是推广冬季种植蚕豆等绿肥作物，增加地力，而后推广冬季种稻，使产稻量翻倍。

1936年6月，陈济棠下野，冯锐惨遭枪决，广东政局大乱，奸商囤积居奇。广州粮商的仓库集中在芳村与花地，下半年新谷登场，仓库囤满，粮商雇用船艇继续囤粮，珠江成了临时仓库。入冬后，果然造成粮荒，芜湖玉”的价格飙涨到每担11.5元，1937年1月春荒时节，更达到12.4元的天价。当局紧急平粜，降低公营舟车运粮费，又将洋米进口税减半，才把米价压下来。1937年7月，“芜湖玉”降到每担8.6元。只是喘息方定，抗战军兴，米价应声大涨，8月又涨回每担10.8元。

米价剧烈波动，老百姓苦不堪言。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粮运中断，洋米进口受阻，广东眼看要闹饥荒。就在这山穷水尽之际，农林局多年的经营终于开花结果，本省稻米产量突然增加。1937年8月，农林局于94个县推广大规模冬耕，冬耕面积一举增加329.3万亩。一个冬天，稻谷增产高达近1718万担。虽然大规模冬耕严重摧残地力，但农林局凝聚多年经验，精心指导施肥，改善灌溉，精选稻种，顺利创造增产奇迹。1938年春耕，农林局更主动代农民购买稻种与肥料。

增产稻谷只是破题，碾谷成米，也能增产。粤人惯吃精米，稻谷碾两次，实际得米64%左右。但若只碾一次成糙米，去壳不去皮，可得米75%左右。“本省年产谷一万万一千三百万担，均制为糙米，则无形中可增加四百万至六百万担净米。如此，则平均每年缺少一千万担左右米粮之数，已解决一半。”广东省政府于1937年12月颁布《非常时期谷米碾制办法》，强制碾糙米，立马增加10%的食米。

农林局1938年的增产报告详细记录了抗日年代的增产奇迹。对于无法以冬耕及碾米补足的另一半，则以杂粮充饥。当局大力推广杂粮种植，编印《杂粮食谱》，详细列出约80种甜咸作法。

1938年盛夏，日军攻占广州，稻米产区大部沦陷。但农林局不屈不挠，继续增产。1943年，全省“安全区”的冬耕面积多达1834.9万亩，相当于战前全省稻田面积的73%。若以每亩收获稻谷5担、碾成75%糙米计，一个冬天的食米产量就达到6880万担。实在必需休耕的闲地，也种了100多万亩耐旱易长的木薯。

抗战期间的广东，粮食供应基本稳定，只有1943年大旱时需以“湘米济粤”救济粮荒。整体上看，广东奇迹般地挺过了洋米中断的战争年代。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