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益庸

“二王”书法体系顾名思义是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所共同构建的完备的书法体系，被后世奉为学习书法的圭臬。“二王”书法体系是一个互为充实的整体，拥有中国书法史上最强大的气场，同时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质疑反对“二王”的还是崇拜敬畏“二王”的，后世书家几乎都是临着“二王”书法开启学书之路的，可见“二王”对中国书法影响至深。

王献之自幼随父苦练书法，七八岁时，王羲之悄悄地从他背后猛掣他手中的笔，竟没将它抽掉，王羲之因此感慨地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小的时候曾在墙上书写方丈大字，围观的人竟多达几百人。王羲之觉得此子的书法才能的确过人，于是对人说：“子敬飞白大有意。”王献之在其父亲法外迭出新意，薄发意气，最终以英雄豪迈飘逸雅远的行书和草书闻名于世，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还与张芝、钟繇、王羲之并称“书中四贤”。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第一等。

王献之的书法不守旧，其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并不亚于其父王羲之。虞龢论“二王”时曾说他：“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势妍媚，乃欲过之。”他的传世草书《鸭头丸帖》灵动流美，雄秀惊人，韵足神畅，后人推为“无上神品”；《中秋帖》运笔老辣，气脉流畅，驰情逸神，片羽吉光，清乾隆帝将其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王献之学书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取得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他创造了“一笔书”，一笔连贯数字，为世人所重。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一直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使得王献之的书法影响饱受冲击。宋初的书法，复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心“二王”翰墨，下令摹刻《淳化阁帖》。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宣和年间，宋徽宗赵佶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且都是摹本，但“二王”书法体系却从此开始稳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