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佳 李济民

摘要 社会工作的专业特性契合了农民职业教育在发展中的新需求，其为解决农民职业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对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旨在提出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增强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能力、实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机构发展的共同优化、提升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实践能力、促成远程教育“互联网+”模式。

关键词 社会工作;新型职业农民;农民职业教育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work meet the new needs of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in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ims to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path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mainly includes enhancing the function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ir staff， realizing the joint optimization of social work talent team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localized practical ability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Internet +”mode of distance education.

Key words Social work;New professional farmers;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2018年中共中央 國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持。农民职业教育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塑造高质量乡村建设人才的重要保障，可以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有效培养乡村人才和提升劳动者素质，为乡村振兴提供优质人力资源保障。

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存在着诸多现实性困境与难题，如推动主体单一、农民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意识差、培育对象识别不够精准、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跟踪评估和反馈机制缺乏有效性等，严重制约着新型职业农业的培育质量与效果。作为新型的现代专业化力量，社会工作在现代社会治理与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作为专业价值理念，并具有理论与实务方法层面的专业优势，对新形势下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该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参与的具体路径，一起为新型农民培育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1 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农民职业教育迫切需要创新机制与制度设置，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第三方力量可以有效破解其发展困境。

1.1.1 农民职业教育的推动主体较单一。农民职业教育在发展历史进程中，其发展依赖于政府行政措施以及政策的推进，其承办的职业学校和培育机构也多由政府职能部门筹建，因而有很浓厚的行政色彩。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由政府主导推动，政府在培训规划统筹、培训资源培植和培训资金筹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1]，在借用社会力量和引入第三方机构方面是欠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格局，也导致了在农民职业教育中注重绩效的评估效果和任务的完成，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从而降低了农民职业教育的效果。

1.1.2 农民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意识差。农民自身是否愿意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是直接关系到培训效果和质量的重要因素[2]。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人口普查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共31 422万人，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比43.4%，初中学历占比48.4%，高中及以上仅占比8.3%[3]（因公布数据存在四舍五入问题，存在统计总数不为100%的情况）。从数据可以看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有限，对新型职业农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加上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大多数比较保守，市场竞争意识淡薄，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和接受现代农业新理念。而且务农劳动力日益减少及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留下来的农民由于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欠缺，也不能较好地完成向现代化农民的转变。

1.1.3 培育对象识别不够精准，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农民职业教育普遍存在培训对象选取偏差、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4]。目前的培育对象来源，主要依托于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农业部门等，主体较单一，对培育对象的遴选和识别不够精准，导致很多能力素质和思想意识不符合农民职业培育需求的农民进入培育系统，既造成了资源浪费也未达到培育效果。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不强主要体现在培训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教学方式单一，导致培育内容和模式不契合农民职业教育的新需求。另外，培育对象、培训机构、政府三者间缺乏沟通也会造成资源浪费。

1.1.4 跟踪评估和反馈机制缺乏有效性。农民职业教育行政化源于对培育效果的跟踪评估不重视，也造成农民在向新型职业农民角色转换过程出现困难。培育效果的系统跟踪评价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当前的培育偏重于培育过程实施与培育指标完成，对培育效果的跟踪评价不够重视，农户培训后的效果考核往往流于形式，而且评估也缺乏专业性[5]。这不仅会影响培训过程中问题的反馈和模式的调整，还会影响培训的效果，不利于农民角色的转变。

1.2 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可行性 社会工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与乡村建设需求相契合。面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社会工作力量体现出介入的可行性。

1.2.1 增强培育主体的多元化与协同度。社会工作通过助人自助理念、赋权增能理论实现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提升，无论是小组工作方法还是社区工作方法，都是破解农民职业培育困境的优势力量[6]。社会工作者在农民职业教育中扮演着支持者、倡导者、服务提供者、协调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并通过小组、社区等实务方法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社会工作者和专业机构成为推动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要因素。在向农民提供教育培训方面，社会工作者和专业机构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同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社会工作更加关注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与政府重视绩效和任务的偏行政化风格形成了互补，增强了培育主体的多元化与协同度。

1.2.2 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从知识和技能方面为农民增权。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通过增强案主的权力使其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变迁，去实现社会正义并给予人们安全以及政治、社会方面的平等[7]。农民因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而导致无权，在向新型职业农民角色转变中主体意识较差。因而以社会工作为介入途径，以职业教育培训为方法，通过链接和整合各方面资源，对农民的知识和技能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切实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其在自身能力方面得到增权。这也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其更好更快地完成角色的转变。

1.2.3 精准识别培育对象，合理优化资源配置。首先，改善在培育对象识别中的精准性不足问题。其次，围绕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科学确定相应培训内容[8]。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培育的精细化提供保证，在与各主体的沟通互动中，通过对个人和家庭社会等多层次的环境的发掘，实现对村民的需求以及自身优势、资源及支持网络的精准识别。

同时，社会工作注重深入实际情景，运用科学方法，使社会工作者与政府部门相辅相成，共同努力，对培育对象进行精细化识别和选择，结合培育对象的产业发展、资源条件、环境等，细化分析对象的情况，并注重政府、培训机构、培育对象三者之间的沟通协作，更准确地配置资源和采用适应性的培训模式。

1.2.4 提高跟踪评估和反馈机制的有效性。目前农民职业培训的效果评价无法突破行政化的限制。对培训内容、培训过程、培训指标的完成及资源配置更加关注。培训工作更加关注于培育对象的潜在价值、发展优势、内在需求、社会支持等方面，是缺乏足够重视和专业工作能力的，这种局限阻碍了农民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社会工作由第三方机构开展，拥有专业的工作目标，对服务效果的有效性和长效性十分关注，也是对自身工作质量提高的考量。同时，社会工作评估涵盖了过程评估与效果评估等类型及由评估手段、实施流程、价值伦理等构成的规范体系[9]，因而在实务工作中不仅对过程和内容有科学化的考量，对工作效果的追踪评估也非常重视，有效地补足了培育效果跟踪评价方面的不足。

2 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路径

2.1 增强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能力

在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起主导作用和协调作用。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能结构和农职教育的效果评估应作为政策推动的重点，目的在于推进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和积极性。绩效评价的优化可以让他们更有动力去不断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及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10]。因此，在实际的工作過程中，应从机制创新和人员培训两方面入手。推进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优化、调整，提升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和创新思维，对其开展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培训，提高其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认识和使用。也可以在农民职业教育基金提供“社会工作服务”专项经费，以此加强社会工作介入的政策支撑和资源开发。

2.2 实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机构发展的共同优化

社会工作服务农民职业教育效果的优劣与农村社会工作人才的多少、服务机构的质量密切相关。目前乡村地域的工作者和机构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试点政策、学生实习等，已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需求，而且农村地区的社会工作机构仍缺乏稳定有效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扶持，随着服务项目的变更趋向不稳定，无法实现对农民职业教育的长期稳定介入。

首先要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优化。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专业化”与“本土化”相结合[11]。一方面可借鉴“三社联动”和广东“双百计划”模式，采用“驻村社工”的方式推动社会工作人才下乡，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向乡村流动[12]。另一方面，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应该广泛接受非专业工作者，比如村干部、返乡农民、当地大中专毕业生，鼓励他们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对其进行专业社会工作培训。

其次，在促进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方面要加大支持力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对机构发展的带动作用，给予购买服务的政策支持。可以考虑通过专项拨款或将社会工作费用纳入扶贫、综合治理、农民职业教育等制度性财政拨款之中[13]。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力量对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支持。

2.3 提升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实践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推动力度，使农村社会工作有很大的介入空间，但农村社会工作急需提升专业工作能力从而回应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并胜任介入任务。

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仍存在着分析农村社会问题的视角偏重于治疗型和支持型理论，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本土化程度不高，对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民职业教育的介入方面的理论以及实践研究缺乏，对本土农民群体以及农村环境缺乏深入研等问题[14]。在中国乡村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的环境下，要提升对农民职业教育以及乡村发展中新问题新需求的应对能力，就要立足于我国农村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条件，系统全面地提升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社会工作在参与青年农民职业教育时，不仅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专业方法，还要了解农民职业教育的相关知识，更需要对乡村社会文化的本质和机制进行精准理解，调查评估乡村培育对象的具体需求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对专业知识的不足进行补充，更好地服务于农民职业教育，理解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真正需要。

2.4 打造远程培育“互联网+”模式

“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其在农民职业教育中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并对社会工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互联网+农民职业教育”旨在通过网络平台，联合政府职能部门、培训企业、农民、第三方促进机构，建立线上的服务系统，采用网络手段实现线上对培育对象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和生产经营方式等内容的培训。远程农民职业教育培育，既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突破传统的培育方式，对内容进行图文视频等形式加工，通过网络媒体传播，更利于农民反复学习，更易于培训对象对培育内容的掌握。

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依托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实现“互联网+农民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也就是形成县级职教中心（社区学院）—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村教学点的结构[15]。在建设互联网培育结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第三方机构，充分利用云数据和网络技术，将培育机构和培育对象有机结合。在培育内容上，社会工作机构依托于农村社区，应关注对网络培训资源的整合利用，在村教学点中实现有地域特色的技術培训。在体系建设过程中，县级职教中心（社区学院）作为组织协调的主体，承担的主要职能为与培育主体直接沟通协调，开发教育资源，制订培育计划等。社区教育中心是实现县级职教中心与村教育点间顺畅连接的重要节点，对基础网络设施建设需求很大。村教学点是农村社会工作重点平台，工作者深入到乡村，在农民中广泛推广网络培训，可以通过建设乡村社区居民的在线学习平台，比如微信公众号的建设，根据社区培育对象的实际需求，设置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教育栏目，实现“互联网+”的末端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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