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珠 许东黎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广州 510320)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政策费率处于显著过高水平，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宋晓梧，2017；豆书龙等，2017)。《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9》的数据显示，“成本过高”是企业内部社保管理的第一难题，51.2%的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达到30%以上。过高的缴费成本不仅影响职工的工资和就业状况(葛结根，2018；张梦婷，2018)，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于新亮等(2019)认为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关系，魏天保等(2019)则认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率呈现U型关系，社保缴费负担过高显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乃至增加企业的生存风险。另外，缴费率过高也造成在实践中企业存在明显的逃费现象(汪润泉等，2017；杨翠迎等，2018；郑秉文，2018；苏剑，2019)。

自2015年以来，为减轻企业负担，我国已经多次下调社会保险政策费率，调整除医疗保险之外的企业社会保险法定费率(见表1)。其中，失业保险费率最先调整。目前阶段性费率调整至企业和个人总费率为1%；工伤保险费率由0.5%～2%三个档次调整为0.2%～1.9%八个档次，且在基金结余丰富地区可继续阶段性下调；生育保险费率下调至0.5%；养老保险政策费率下调幅度最大，由20%下调至16%。2019年企业的法定缴费率水平约降至24%。

然而，企业对于降费政策的获得感如何则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国外研究表明，当社会保障税负被削减时，削减的额度更有可能用于提高雇员工资，使其工资水平较大幅度上涨。……